北京故宮出包居然還有後續,讓我頗為意外。倒不是我天真的以為北京故宮只有這一兩件文物出問題,而是這是竟可以一直被公眾媒體報導,讓網路輿論批評。不久前動車事故才迅速消音,北京故宮發生這些事情反而任憑發展,我對中南海的標準實在有點困惑。究竟是北京故宮的事情不會傷及共黨,所以無關緊要?還是動車事故實為鐵道部所控制,黨中央無從置喙呢?

撇掉這些猜測不談,北京故宮的紕漏已經足夠讓許多大陸網民批評。我這時也才知道,原來北京故宮是巍峨的黑機關,所有事情都不清不楚、不明不白。雖說台北故宮以前也沒有好到哪裡,但台灣至少不敢對國寶掉以輕心──畢竟台灣沒有「源源不絕」的出土文物,也沒有辦法拿著自家收藏跟別人交換。尤其是後者,就夠我大驚失色。這還不是道聽塗說,而是社科院人員和考古專家接受訪問的內容。他們既然會把這種事情說出來,就代表中國這種「文物交換」的情況屢見不鮮。「有來有往」恐怕還是比較好的,不由分說就得「上繳」給重要博物館的情況,更為常見。

這也間接透露出這一代中國高級知識份子的淪喪。現在五六十歲的主事者和學者,都經歷過共產中國前三十年的混亂歲月,他們是和傳統中國文化徹底斷絕的一群人,也不像陳夢家、梁思成等接受西方影響,卻又珍視中國古典文明的早期學者。對今天的中國人而言,中國只是一個符號,沒有厚度、也沒有廣度,只有盲目的意識形態和膚淺的愛國情緒。



很多人在批評大陸人在台灣旅遊的種種行徑,我覺得很值得玩味。其實今日大陸人許多作為,跟台灣人在九十年代初期出國的狀況很像,吵鬧、髒亂、不懂得尊重對方文化,到處灑錢當凱子。經過二十年,台灣人漸漸知道要舉止合宜,不可以亂碰亂摸;要懂得尊重對方,接受彼此差異。我還記得日本旅館業者以前最討厭台灣觀光團,因為台灣團一定是吵吵鬧鬧、毫無規矩,而且手腳不乾淨。曾幾何時,台灣人竟成為日本極力拉攏的對象。所以根據過往經驗,大陸人應該也會慢慢改進,逐步擺脫這種惡劣的現狀。

不過有些大陸人的心態,是當時台灣人不會有的。比如大陸人對所有東西都是「中國製造」頗自鳴得意,他們大抵會說「你們身上穿的用的,哪個不是中國做的?」頗以此為恃。但台灣的商品也曾經遍佈全球,卻很少有台灣人因此沾沾自喜,有時反而頗為苦惱。因為難得出一趟國,想買點什麼紀念品回去送人,觸目所見竟然都是台灣製造,反而無從買起。而台灣人自己也知道。當年的「台灣製造」,就是劣質品和仿冒品的同義詞,連好萊塢電影都拿此來消遣。還不要說台灣當時有「海盜王國」的臭名,比起今日大陸的「山寨王國」不遑多讓。只是台灣人當年自覺顏面無光,大陸人如今卻沾沾自喜。

另外,大陸人覺得自己發達了,中國「崛起」了,國際間都要看他們臉色,非常洋洋得意、不可一世。這種驕傲的心態,以前台灣也很少見。我們頂多是粗俗的鄉巴佬,還不到囂張跋扈的程度。這可能是受到政治上的影響,台灣最有錢的時候,國際地位仍很低落;但大陸人顯然把個人和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連在一起,不僅可以「站起來」,甚至可以藐視他人。但在藐視之虞,也時常顯示出自己的無知。我曾看過有文章提到不解台灣人何以把「垃圾」念成「樂色」,以為台灣是南蠻鴃舌之地。底下留言就反駁台灣的發音其實是舊國音,大陸人念成「拉基」其實是北京土話。無知又自以為是,便是今日大部分大陸客的寫照。



因為工作地點之故,我天天都會看到法輪功。而且很剛巧,我的同事中有一人也是法輪功學員。

法輪功似乎在國際上頗有知名度,但在台灣,要不就是沒聽過,聽過也不知道這是什麼來著。我曾經聽網友說過,他以前自助旅行時住青年旅館,有人想跟他找話題攀談,便問他對「falun gong」的看法,他只能回「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即便他後來發現原來他講的是「法輪功」,仍舊不知道那是什麼。因為他的背景,我才有點驚覺多數台灣人也許真的對法輪功毫無所知,即使知道了,也沒有一點興趣。

但我最近看了一些跟大陸有關的文章書籍,發現法輪功出現的次數頗為頻繁。連何偉(Peter Hessler)的《甲骨文》一書中也用了相當的篇幅討論。可見某種程度上,法輪功成功以一個受害者的形象植入歐美人的心中。我忘記我最初是怎麼知道法輪功的,可能是他們受到迫害的新聞,所以在不對我傳教的前提下,我相當同情法輪功在大陸所受到的遭遇。以前大學的時候校內的法輪功社團四處連署,我也相當爽快的簽了名。

後來法輪功的觸角愈伸愈廣,陸續出現電視媒體、報章雜誌,所謂的「神韻」晚會,以及各式各樣「弘揚中華文化」的比賽。我同事對此相當熱中,今年在台灣演出的神韻晚會他就看了兩次還三次,那票價可不便宜。最近跟法輪功有關比較大的新聞,是中華電信擬不再租給法輪功辦的「新唐人電視台」衛星訊號。此事被民進黨立委拿來指控馬政府向北京屈服,在幾經折衝後,已經續約成功。不過這件事情在大部分台灣人眼中,只把它當成藍綠對抗的花絮,不像法輪功成員那樣氣憤。法輪功在台灣輿論從來只是過場,而非焦點。

姑不論法輪功本身如何,他的媒體對於揭露中共治下許多外人難以得知的消息,在台灣頗為難得。台灣的媒體,無論偏藍偏綠,其實都不甚重視對岸的新聞,特別是中共亟欲想掩蓋的事情,像法輪功這樣,其實是很大的例外。當然,從另一方面來看,法輪功主導的媒體對台灣內部的事情便顯得不甚在意。比如同樣是環境保護的議題,法輪功對台灣的情況遠不如對大陸那樣介意,甚至某種程度上是相當維護台灣政府的。所以台灣輿論對法輪功並不重視,也是情有可原。

不過何偉的書,讓我對法輪功有別樣的認識,因為他提到法輪功尚未被中共取締前的情形。據何偉所言,法輪功在九十年代中葉後,開始用「群眾力量」迫使批評法輪功的報章或電視節目看出道歉啟事或是「平反」,這種行徑規模愈來愈大,終於引起中共當局的緊張,認為這個宗教團體居然可以動員如此多人來抗議,假以時日必會威脅到中共政權,所以自一九九九年開始大規模取締打壓。如果何偉的紀錄值得相信,我認為法輪功之前的抗議本身就有很大的問題。若是一個宗教組織只是報章雜誌或評論節目的批評,就要動員信眾包圍示威,這個宗教說要多正派,恐怕也很有限。而且法輪功的定位一直都相當曖昧,他雖有宗教崇拜的性質,卻一直強調自己只是氣功修練的團體,而創辦人所寫的著作中,也多半是儒釋道不分的大雜燴,在遭中共取締之後,又以反共為名目,高舉中華文化的大纛。特別是他們喊反共喊得震天價響,但那種情況,讓我聯想到積極鼓吹吃素的清海無上師,還有之前很活耀的「真愛聯盟」。所以,我一直無法對法輪功有什麼好感,也許他們立意良善,但我總隱約感覺到不安,只是在中共的絕對邪惡底下,難以持平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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