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因著大觀展,曾寫過一篇〈故宮雜論〉(連結),略為介紹台北故宮及兩岸故宮的差異。如今大陸旅客來台,兩岸故宮開放交流,台北故宮又成為對岸興趣的焦點。前陣子北京故宮頻頻出包,《南都周刊》又藉此做了一個「兩個故宮」的專題(連結)。

這是個有意思的題目。不過既是在北京故宮遭竊之後,藉台北貶抑北京的意味便相當濃厚,首當其衝的自是失竊事件。姑不論這個失竊事件看起來有多麼荒誕,他都間接證實北京故宮管理鬆散的狀況,和近幾年欲藉整修門面一新氣象的企圖背道而馳。說穿了,北京故宮就是個沉痾處處的官僚單位,一如中共其他官方機構或國營事業,但因為失竊一事損及國家顏面,剛好成為眾矢之的。其實以前的台北故宮也差異不大,只是台灣的過去的商業導向並沒有波及故宮,而在千禧年後,原本黨國色彩濃厚的台北故宮也不得不因應時局做調整,讓台北故宮從原本被動的保存轉化成主動的推廣。

北京故宮第二個大爭議是建福宮花園要成立私人會所,由於輿論批評聲浪太大,這事遂不了了之。然而報導訪問一些相關人士,似乎對此不無惋惜之意。比如文中那位「市場開拓總監」。暫不論他在文中的回應,我光對這個頭銜就覺得不可思議──博物館需要設一個「市場開拓」的職缺?他要開拓什麼「市場」呢?故宮博物院難道是個待價而沽的商品?僅憑如此,我就覺得他們心態有誤。誠然許多國家的博物館面臨國家財政緊縮的時期,在補助款減少的情況下,不得不設法吸引觀眾參觀,開拓其他財源。但中國如今正是經濟大好的時候,理應加強補助,或至少不受影響,何以也要像私人企業那樣汲汲於商業利益呢?他們或許誤會所謂的現代化就是商業化,以為要進步就得營利。但再怎麼樣,博物館都是「公共財」,理應全民共享,古蹟更不用論。在故宮內設私人俱樂部來賺錢,根本就偏離公共財的意義。這種偏差的價值觀,實不應成為改革北京故宮的「藥方」。

他們一方面批評北京,一方面欽羨台北的「文創產業」做的有聲有色,非常心嚮往之。台北故宮積極開創社會參與的部分值得嘉獎,但周邊商品的開發,對我而言,也只是差強人意而已。由於台灣舉辦特展總會有許多因應展出的周邊商品,早行之有年,故宮不過是拿過來用,不算什麼新鮮的事情。餐飲的部份也早已有之,只是換了裝潢,賣的東西變得更貴。說起來這些不過是生財之道,沒有什麼社會教育的功能。但大陸對此刻意著墨,彷彿博物館理應如此,大概也暗合中共「進步就是營利」的思維。

兩岸故宮有先天的差異,我認為是不能一概而論的,像北京故宮係面積龐大的古建築群,在維護上就比台北困難許多。但世界上以皇宮為博物館的也不少,羅浮宮即為一例。何以北京不能像羅浮宮那樣發展?比如說,將藏品分出去,增加藏品的能見度。北京故宮這次清點文物,有超過一百八十萬件,其中有許多是中共建國之後徵集而來的考古出土文物。這些原本非清宮的收藏,是否可以另外分出來,成立一個新博物館,像羅浮宮把印象派的藏品另外分出來成為奧塞美術館那樣?這應該是一個可能的思考方向,

而就北京故宮本身,可能也要重新定調:他的主軸究竟是紫禁城還是文物?台北因為沒有建築,所以專注於文物,但北京看重紫禁城的象徵意義,似乎遠高過他們的收藏。就「前承清宮舊藏」這點來看,台北顯然比北京更為注重。雖說台北不免有抱殘守缺的心態,但也因此讓清宮舊藏得以流傳有緒。僅從台北早就出版《石渠寶笈》和《故宮書畫錄》就可窺見一二。同樣的工夫,北京遲至這幾年才開始。

我們總愛說「危機就是轉機」,若北京從此痛定思痛,大力改革,其成果台北必定望塵莫及。但在缺乏監督機制的情況下,變調的可能性很大。北京真正的關鍵,其實仍是政治環境的改變,這個國家一日不拋棄他的高壓政策,所有技術上的變革都不過只是幾日光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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