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這是何懷碩給我的剪報影印，大概是「一邊一國」前後發表的吧。因為怕弄丟，所以轉錄於此，留個備分（雖然無名不見得多可靠）。我對此文有論點，不過是文太長，擬另放。
 

我們沒有「我們」
何懷碩

八月十四日人間副刊刊出王嘉驥先生〈在地文化孕育藝術風華─以傳統蘇州與當代台灣為例〉一文，想起八月十二日時報李維菁小姐報導：〈國家文藝獎畫家夏陽決赴上海定居─中壯輩藝術家韓湘寧、鄭在東、于彭等人已先一步赴大陸發展，似暗示台灣藝術市場日見衰微〉。兩文連在一起，啟人深一層去思考其中的玄妙，以及更根本的問題。

王文告訴我們蘇州在明代成為文藝之都，是由於「一種對於在地文化自傲的意義覺醒，絕不單純只依賴藝術家主體意識自覺，同時，更憑藉一個地區的藝術贊助與收藏系統，是否能夠有等量齊觀的認知、熱情與奉獻，以共同打造一個文化與藝術的城市。」王文感慨台灣從未有這一傳統，即使在八○年代後期台灣一度錢淹腳目，文化與藝術的贊助仍微不足道。

王文又說「晚近一項莫大的反諷更在於，台灣當政者高喊台灣意識，然而充斥在坊間藝廊，及許多稍以嚴肅自許的台灣本土收藏家，他們卻漸有捨台灣藝術之收藏，轉而選擇贊助中國大陸當代藝術之趨勢」如此，「台灣人幾乎不可能建立起對自己的文化與藝術（的）自傲」

王文的觀點，在地的資源財力應該熱情支持、贊助本土文化藝術，任誰都非常同意。王文批評台灣收藏家購買藝術品是當買賣股票、期貨一樣投機商業行為，沒能熱誠奉獻，積極支持在地文化也是事實，但是王文忽略更重要的前提：第一是：我們有沒有一個王文所言的「我們台灣人自己」（像「蘇州人」或「德國人」那樣的「一個」彼此認同、團結的「我門自己」）？第二是：我們有沒有一個王文所說「可自傲的台灣自己的文化與藝術」（像可自傲的蘇州的文化，或法國、美國文化）？

就第一點說，「我們」是誰？在台灣，二千多萬人不是一個「我們」。其間有「台灣人」、「新台灣人」（則其餘是「舊台灣人」？）、「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客家人」、「愛台灣的人」與「不愛台灣或賣台的人」……還有拿了美國等外國甚至是中共護照長期居住、出入台灣的台灣人，還有「僑選立委」（世上所無）、有外國籍長住他國但常常對台灣「說三道四」甚至是當國策顧問的「台灣人」（世上所無）。台灣有一個認同且團結一致的「我們」嗎？許多政客為了爭權、奪權，長期以族群問題為工具來作政治鬥爭，使台灣原本老早可以認同為一體的「我們」，因「群體分裂」而動搖社會安定的根基（那些政客卻成為「愛台灣」的聖人），我們缺乏一個互相認同的「我們」。

第二點，台灣過去受外族統治，難以發展自己有獨特主體性的文化和藝術，可以體諒，可以理解，但光復之後至今已半個世紀，台灣曾發展出有在地獨特性像王文所言「可自傲的自己的文化與藝術」嗎？台灣難道沒有人才了嗎？不！台灣人才濟濟，近百年台灣有許多極優秀的畫家，可就缺乏自己在地的自主性。台灣的油畫基本上是法國的，膠彩是來自日本畫，中國水墨山水畫幾乎全是「渡海」四大師的模仿。而張大千、黃君璧、傅儒、江兆申四人的畫都是因襲明朝以上的中原傳統（清朝最有創造性的畫家如石濤、金農、任伯年等畫家對中國近代繪畫推陳出新的貢獻，遠不是此四人所能望其項背）。這些外來藝術並沒有被本地精英很自覺的本土化。我曾寫過〈藝術上的台灣經驗〉一文（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七至二十日，自由時報「縱觀與遠望」系列之三）對歷史稍作回顧。「台灣在藝術心靈的舞台上，沒有當自己的主角，常常為他人作替身。……雖大師輩出，但很少表現台灣的時空、文化傳統與人的特殊性，沒能鮮明地呈現台灣本土心靈的脈息。」六十年代以來則是轉向西方現代主義的追隨。

台灣把李仲生、東方畫會與五用畫會當先鋒，形成了一個寄生於本土，卻虛懸於空中，無法扎根於本土的急進西畫運動。從過去數十年中東方與五月畫會大部分畫家長年離開台灣，留居歐美，雄辯地說明了其寄生性格。與台灣本土文化扞格不入。直到現在，西方後現代前衛藝術是台灣的「主角」，以「國際化」與世界接軌沾沾自喜。文建會、文化局、公立美術館、藝術館、藝術特區、國家文藝基金會與各私立基金會都以此為台灣藝術的代表予以獎助支持的對象。目前就有「文件展」與「雙年展」之爭；那是本土東西嗎？從日本式的法國畫與日本畫，傳統中原的文人畫到西方的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台灣畫壇一向是一副依附的心態，所依附的是強勢文化，一向缺乏本土主體性的自覺。真正的台灣藝術在哪裡呢？而如鳳毛麟角的真正最優秀的台灣藝術家，如黃土水、洪瑞麟、余承堯（後兩位第一次畫展是我最早多次寫長文予以肯定），藝術界不是等他們暮年才發現嗎？有誰真心認為他們是現代台灣本土藝術的前驅而給予第一等的尊崇、珍惜，並思繼承與發揚呢？

王嘉驥先生感嘆我們沒能像當年蘇州一樣，由「我們自己」對「我們自己可傲的文化藝術」予以熱愛、支持與贊助。不錯，這誠屬遺憾，但是更加遺憾的是我們有沒有這兩個「我們自己」？如果我們連這「兩個」都沒有，或殘缺不全，或「歧義多出」，甚至各說各話，爭論不休，王文期望像當年蘇州那樣，當然根本不可能。

很可惜，台灣光復，回到台灣自己手中已半個世紀，雖然早期中原文化對此地本土文化多有壓抑（主要在語言方面，其他宗教、生活風俗等方面甚少干預），但是畢竟台灣與大陸在整體文化上是共一源頭，歷史上改朝換代，天下分合，政權更迭，屢見不鮮，但相對於長遠的文化而言，政治的變易是短暫的，文化卻是無法取消與替換，是木之根，水之源。台灣近二、三十年來的民主化程度越來越高，本來正好在尚未臻民主的大陸之外，努力建設「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或換個說法，台灣要有雄心壯志讓中華文化的現代化得到全球刮目相看的卓越成果。台灣本來有此條件。因為台灣匯集了中國各省的人才，而且最早有自由民主，教育普及，又有最佳途徑吸收歐美日本的文化精華。但是台灣沒有把握最佳機會，沒有走上台灣文化上應然的，也是最適宜的發展方向，而是自斷根脈，往最沒有前途的方向冒進。有兩個錯誤：一是因為政治的歧見逐漸疏離以至試圖「去中華傳統文化」；一個是西瓜偎大邊，急進西化，妄想與「世界性」文化藝術接軌，實則是讓台灣文化「殖民地化」。台灣的美術館不一直在做讓本土文化自我消亡的活動嗎？

回頭看李維菁小姐的報導。令人真不明白，什麼藝術家？當年國家窮了，不安全了，動盪了，便找一個富強之國去依附；當富國也不景氣了，台灣卻有錢了，便以「國際性畫家」回來接受名利。有的得「國家」文藝獎，有的說「我出國三十年了，回來看到台灣現代藝術一點也沒長進」。好了，現在台灣經濟跌到谷底，上海由貧困的「匪區」變成新的「紐約」，藝術家又紛紛投靠。良木擇禽而棲，豈不是有奶便是娘？藝術家豈不比一個商人還要現實？對時代沒有感應，對土地與人民沒有榮辱與共的感情，對自己的族群、社會、自己的文化沒有認同，也沒有道義與責任，對歷史沒有回顧、繼承與發揚。似乎「藝術家」就是一全身懷特技哪裡有好處、有名利，便往那裡移居的人嗎？這不跟哪個大爺有錢便跟他去一個德性？現在，在台灣受國家「嘉獎」或受評論與媒體多方「肯定」的許多畫家棄台灣而去大陸，可以說是「良有以也」。台灣向來不是最欣賞「國際性」畫家嗎？現在一邊一國，這一群「國際性」藝術家正在「國」際間進出，不也名副其實乎？

如果台灣出了一個王家驥先生所欣賞的收藏家，懂得用他的財富來贊助、收藏「在地的文化藝術」，他會去支持這樣的藝術家嗎？當台灣更多有思想的收藏家看多了歐美前衛藝術回來，發覺台灣的美術館、當代藝術館、文藝基金會、新派的評論家與策展人所策展、鼓吹的「台灣當代藝術」原來是「西方三流四流」的貨色，他還有「贊助在地文化的熱情」嗎？（三個引號中語詞均來自王文）。

我一向主張「傳統應現代化、外來應本土化」。我們三十年來對傳統不是抄襲，便是顛覆與割裂；對外來的則奉為聖經，臣服膜拜。喪失「我們自己」的獨特性，不但不可能有讓人尊重的在地文化，而且，恐怕「我們」只是一群面目模糊的人，還妄想「我們的文化」在世界佔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