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本文翻譯自：江上波夫，〈ネストリウス派墓石の様式とその系統観〉，《モンゴル帝国とキリスト教》，東京：サン　パウロ，2000。（使用ChatGPT翻譯，人工調整）

在亞洲發現的與景教（聶斯脫里派）相關的遺物，特別是石雕品，從藝術風格上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具有中國風格的特徵，表現為十字架圖案搭配蓮花瓣與蓮台；第二類則呈現西方風格，十字架圖案裝飾有寶玉飾物。因此，可以根據十字架的圖案特徵，將景教相關遺物區分為東方風格與西方風格兩大類。此外，中國風格的第一類石雕品，還可依據是否帶有鐘形樣式的邊框進一步細分為兩類。以下將針對亞洲各地發現的景教遺物，特別是與汪古部（Ongut）族墓石進行比較考察，以釐清這一分類。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南部泉州地區出土的十字墓石。其中三件墓石曾被明朝崇禎年間（1628-1644）在華傳教的艾曼紐·迪亞士（Emmanuel Diaz, 1574-1659）收錄於其著作《唐景教碑頌正詮》之中，並在書籍的卷首附上墓石的實物摹本，學界早已將其稱為「泉州十字架」（Zaitun Crosses）。另一件墓石則是由莫亞（C. Moya）於1906年發現，隨後由伯希和（Paul Pelliot）將其照片刊登於《通報》（T'oung Pao）雜誌。然而，這些泉州十字架的實物在近年來已經失傳。

1928年以來，中國學者吳文良等人在泉州進行古碑調查，發現大量碑文。吳文良於1944年編纂了《泉州古代石刻集》，但該書當時未廣為人知。直到1954年，福斯特（J. Foster）在《皇家亞洲協會期刊》（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中介紹了吳氏等人發現的十字墓石群，才使這些發現受到關注。且1957年，吳文良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學專刊之一發表《泉州宗教石刻》，書中收錄了自1941年以來於泉州出土的大量景教與伊斯蘭教的墓石，並與摩尼教、婆羅門教相關的碑石一同整理發表。該書的圖版中，包括伯希和曾介紹過的十字墓石及同類型石刻，其中甚至包含與迪亞士著作中所載圖像極為相似的墓石照片。

泉州地區的景教（聶斯脫里派）墓石，若包括可能屬於該類型的石碑，從風格上可大致分為三類。

第一類為縱向長方形板碑，頂部呈鐘形（類似上端尖拱的形狀），高度約30至50公分。墓碑表面的上部雕刻浮雕十字架，其下方則刻有墓誌銘，內容使用敘利亞字母、八思巴字或漢字等，部分墓碑的銘文延伸至背面。十字架的形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橫臂末端為直線形（稱為「腕形c」），另一種則是橫臂末端突出為三角形（稱為「腕形b」），其中不少例子帶有寶玉裝飾。此外，十字架多以蓮花瓣、雲紋、天使等圖案襯托。這類墓石的年代涵蓋元代至大（1308-1311）、泰定（1324-1328）、至正（1341-1368）等紀年，顯示出其主要屬於元代的特徵。

第二類為橫臥式墓石，斷面呈鐘形，形制類似石棺，通常置於長方形基座之上。其末端無立方體構造，正面雕刻的十字架與第一類相同，但未見寶玉裝飾，且十字架皆置於蓮花之上。墓石側面有時刻有唐草紋飾浮雕。整體而言，這類墓石與汪古部十字墓石相當類似，唯獨汪古部墓石的頂部構造在泉州墓石中並未見到，這是兩者的一大差異。這類墓石的長度約110至150公分，高度約18至27公分，尺寸上與汪古部墓石相近。

第三類則包括過去由迪亞士（Emmanuel Diaz）與莫亞（C. Moya）所介紹的墓石，其後部分實物被重新發現，並有新的出土例證。此類墓石整體形狀呈近似三角形的板碑，邊緣帶有鐘形的輪廓。十字架的橫臂末端僅見突出為三角形的形式，並且以蓮花、草葉、渦卷、火焰、天使等較為華麗的大型裝飾紋樣襯托為其特徵。此外，此類墓石未見墓誌銘。吳文良認為此類墓石可能屬於天主教徒（羅馬公教）。

泉州的景教墓石第一類與第二類，在形制上與同地發現的南宋至元代伊斯蘭教墓石的第一類與第二類完全一致。然而，在伊斯蘭教墓石中，並未發現與泉州景教墓石第三類對應的形式。因此，第三類墓石可能是第一類與第二類的混合形式，並且應該是年代最晚的類型。從這個角度來看，第三類墓石或許具有天主教風格的可能性，但目前尚無確鑿證據加以證明。

在泉州第二類墓石之中，與之相似的另有一例，為中國中部揚州的一座回教寺院內所保存的景教墓石。根據佐伯好郎的記述，該墓石為臥式石棺形，高約30厘米，底部寬約20厘米，頂端呈弧形，形成類似「駒形屋頂」（即剖面形狀如同日本將棋棋子「駒」的屋頂結構）。其一端的剖面上，雕刻有十字架與蓮華，並以鐘形形式的邊框裝飾。據推測，此墓石原本完整時的全長應在100至120公分之間，而現存部分約為75公分，後部數十公分已遺失。  

由此可知，揚州的十字墓石與汪古部族的十字墓石同屬臥式石棺形，且尺寸相差無幾。然而，與泉州第二類墓石相同，該墓石僅存相當於汪古部墓石「棺身」的部分，並未見相應的「棺首」構造。此外，揚州墓石的蓮華圖案較大，並具有完整的枝葉，呈現出自然花卉的形態，與泉州第三類墓石相似；相比之下，汪古部墓石上的蓮華則較小，僅表現出單純的蓮瓣形。另一值得注意的差異是，揚州墓石的火燈窗形式邊框呈單一尖頂，而汪古部墓石則具有內向尖突的多重邊框結構。  

儘管如此，汪古部、泉州第二類與揚州的十字墓石皆為臥式石棺形，十字架均採用希臘式，並以蓮華襯托，同時十字架外圍皆飾以火燈窗形式的邊框。如此顯著的共通性，顯然並非偶然巧合，而顯示出其間確實存在樣式上的聯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揚州墓石的屋頂形稜線兩側，雕刻有流暢的線條構成的寶相華紋，呈現多葉形尖頂的火燈窗形式，這與汪古部墓石上的火燈窗圖案風格頗為相似。  

除此之外，在中國中南部尚未發現其他確切屬於景教的十字墓石，但在華北地區，則可見類似形式的景教遺物。  

其中之一為河北省房山近郊三盆山十字寺內出土的一對石雕。每塊石碑的正面均雕有十字架，兩側則刻有花卉浮雕。該十字架圖案採希臘式，並由蓮華或蓮台承托，這一點與泉州第二類、第三類墓石相似。然而，房山的十字架亦有其獨特之處：其中一例在十字架左右橫臂末端各附三顆寶玉，另一例則在相同位置各附一顆較大的寶珠狀裝飾。此外，這些十字架的中心亦飾有華麗紋飾。這種「直接在十字架本體進行裝飾」的特徵，使房山十字架與汪古部、揚州及泉州第二類、第三類墓石形成明顯區別。同時，此裝飾風格亦可見於《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篆額十字架圖案中。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為了紀錄景教（基督教聶斯脫里派）在中國的傳播與興盛而立的一座石碑。眾所周知，景教於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由來自波斯的景教聖職者阿羅本等人傳入中國，並在唐代廣泛流行。為了銘記此事，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於長安（今西安）建立了此碑。碑文的篆額上方陰刻了一個聶斯脫里派的十字架，其形式為希臘式十字架，但各臂末端皆附有三顆寶玉，頂端中央的寶玉則加飾火焰，呈現寶珠形態。此外，十字架的中心圓形亦裝飾有四顆小型寶玉。十字架下方則雕刻有蓮瓣紋，其左右兩側飾有雲氣紋，呈現出承托十字架的造型。此蓮台的樣式與房山所發現的聶斯脫里派石雕之一頗為相似，兩者同樣具有十字架上有直接裝飾的特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景教碑上的十字架與房山的十字架相比，更接近西方聶斯脫里派傳統的「寶玉裝飾十字架」，這顯示房山的十字架在形式上已較為中國化。由此，我們亦可推測房山的聶斯脫里派石雕的年代。從其樣式來看，它應該晚於《大秦景教碑》，但與其時代差距不大，可能屬於唐末至宋初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