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關於飛鳥寺創建的兩種歷史記錄

飛鳥寺位於甘橿丘與飛鳥坐神社之間，以「飛鳥大佛」之名聞名於世，吸引眾多參訪史跡的人們。然而，這座寺院之所以受到關注，不僅因其佛像，更因其作為日本最古老的正式寺院遺跡而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

關於飛鳥寺創建的主要歷史記錄，可舉出兩種典籍：《日本書紀》與《元興寺伽藍緣起幷流記資財帳》。後者雖然在天平十九年（747年）完成筆錄，且其中前半部分具有濃厚的佛教說話色彩，可信度較低。然而，該書後半部分所收錄的「塔露盤銘」與「丈六光銘」，雖可能略有增補，但仍保留了推古朝時期的古式假名與用字法，因此可認為其原始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流傳，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福山敏男氏在《飛鳥寺創立之研究》（初刊於《史學雜誌》45-10，後收錄於《日本建築史研究》）中，對這部緣起與《日本書紀》的記載進行了詳細比較。他指出，《日本書紀》中有關飛鳥寺的記載，大部分是參考《元興寺縁起》中引用的兩篇銘文所撰寫。然而，我們是否應該對《日本書紀》的記載抱持過度懷疑的態度呢？因為，在「塔露盤銘」與「丈六光銘」中未出現的內容，仍能在《日本書紀》的記述中發現。因此，《日本書紀》仍然可作為一定程度上可信的歷史資料來加以參考。

我們將依據《日本書紀》與《元興寺緣起》這兩部史料，來追溯飛鳥寺的歷史，並在適當的地方指出需要留意的問題。

在《日本書紀》中，崇峻天皇即位前（用明二年，587年）爆發了討伐物部氏的戰爭。此戰期間，崇佛派的厩戶皇子（即後來的聖德太子）發願建造供奉護世四王的佛寺與塔，以祈求勝利。緊接著，蘇我馬子亦發下誓願：

「凡諸天王・大神王等，助衛於我，使獲利益，願當奉為諸天與三大神王，起三立寺塔，流通三寶。」

戰爭勝利後，為了實現先前的誓願，厩戶皇子開始在難波興建四天王寺，而

「蘇我大臣、亦依本願於飛鳥地、起法興寺。」

然而，《日本書紀》中關於飛鳥寺的記載，給人一種附會於四天王寺緣起的印象。此外，這段記述不僅嵌套在物部氏滅亡的故事當中，且《四天王寺緣起》本身可能是後世為提升該寺的格位而經過潤色、修飾的文獻。因此，在四天王寺的歷史部分再進一步探討之前，我們可以先得出一個初步結論——飛鳥寺的創立年代，不應完全依據《日本書紀》的記載來判定，而應更為審慎地推測其創建是在這個時期的前後，由蘇我氏發願興建的。

接著，《日本書紀》記載，崇峻天皇元年（588年），百濟獻上了佛舎利，同時，以下來自百濟的技術者也一同渡日：

「僧：貽照律師、令威、惠衆、惠宿、道嚴、令開等
寺工：太良未太、文賈古子
鑪盤（露盤）博士：白昧淳
瓦博士：麻奈文奴、陽貴文、俊貴文、昔麻帝彌
畫工：白加」

這些技術者的來日，與《元興寺緣起》中露盤銘的記載基本一致，雖然在遣詞與用字上有所差異，但從內容來看，這表明《日本書紀》的這一部分，很可能參考並引用了露盤銘作為史料。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測，飛鳥寺的建立確實得到了來自百濟的技術支援，並且這些工匠在當時日本的佛教建築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此之前，日本境內尚無可稱為「寺院」的建築，即便是宮殿建築，也多採用板葺（木板屋頂）結構。因此，燒製瓦片並以之覆蓋屋頂的雄偉伽藍建築技術，正是來自大陸的新風潮。此時，隨著百濟技術者的來日，《日本書紀》元年紀進一步記載：

「壞飛鳥衣縫造祖樹葉之家，始作法興寺。此地名飛鳥真神原，亦名飛鳥苫田。」

由此可見，飛鳥寺的興建地點已經確定。文中雖寫作「始作」，但與其將其理解為該年正式動工，不如視為「選定寺地」，這樣的解釋更符合後續史料的記載。

《日本書紀》崇峻天皇五年（592年）紀錄：

「起大法興寺仏堂与歩廊。」

這表明，飛鳥寺的伽藍建築工程始於此時。如果根據這條記載判斷，則飛鳥寺的佛殿（即金堂）與回廊當在此時動工。然而，若認為此時金堂已經建成，則出現了一個矛盾──寺內應供奉的本尊佛像，卻要等到推古天皇十七年（609年）才完成。這種時間上的延遲顯得極不自然，因此，有一種學說認為，609年完成的佛像，並非為當時新建成的佛堂所造。

此外，須注意《日本書紀》記述中「大法興寺」的用法。「大」字作為美稱，很可能是後世添加的表述方式。若我們懷疑「大法興寺」的部分屬於後世加筆，那麼這條記載的整體可靠性也需重新考量。若將其視為後世潤色的結果，則以此為依據來討論飛鳥寺本尊的造立問題，便存在極大的風險。

無論如何，若將崇峻天皇五年（592年）視為飛鳥寺正式動工之年，那麼後續史料的記述便能較為順暢地銜接，而不會出現矛盾。因此，在探討飛鳥寺建立時期時，我們應慎重考慮這些史料可能的增補與修飾，以確保對歷史發展的合理推測。

翌年，推古天皇元年（593年）的《日本書紀》記載：

「以仏舎利、置于法興寺刹柱礎中。建刹柱。」

這表明，佛舎利被奉納於心礎之中，並於其上建立塔的中心柱，正式啟動塔的建造工程。

至推古天皇四年（596年），《日本書紀》進一步記載：

「法興寺造竟。」

這句話顯示某一建築的完工，而根據塔露盤銘所示的「丙辰年（596年）」年份，兩者可互相對照。因此，「法興寺造竟」並非指整座寺院的完工，而是專指塔的竣工。

此外，記載中還提及：

「則以大臣男善徳臣拝寺司。是日慧慈・慧聡二僧、始住於法興寺。」

然而，此條記述是否確切與塔的完成同步，因缺乏可資比較的史料，難以進一步考證。不過，我們可以推測，在塔完工的前後時期，寺院內部也同步進行僧侶居住設施的建造。若將塔視為寺院的核心建築，那麼推古天皇四年（596年）前後，飛鳥寺應已逐步具備作為寺院的基本體制。

在金堂、塔、回廊等核心建築落成之後，寺內附屬建築物的建設仍持續進行。這一點可從昭和時期的考古發掘結果得到印證——飛鳥寺的伽藍規模，與當時其他寺院相比，展現出異乎尋常的壯麗與宏大。這些考古成果表明，飛鳥寺的營造工作在推古朝之後，仍長期持續，進一步鞏固其作為日本最早期佛教寺院的歷史地位。

丈六佛像的造立

推古天皇十三年（605年）的《日本書紀》記載：

「以始造銅繡丈六仏像、各一軀。乃命鞍作鳥、為造仏之工。」

此時，日本朝廷發願製造銅佛與繡佛各一尊，並命鞍作鳥（止利佛師）負責雕造佛像。消息傳至高句麗，該國國王特意進貢黃金三百兩，以助造佛之資。

然而，《日本書紀》記載該銅佛於翌年（推古十四年，606年）即告完成，但丈六光銘的記述卻顯示，高句麗國王雖有意送交黃金，然因時機未合，直至三年後的戊辰年（推古十六年，608年），隋朝使者裴世清等人經高句麗至日本，方才將黃金帶來獻上。次年，即推古十七年（609年），佛像完成鍍金工程，至此圓滿落成。

顯然，《日本書紀》編者在編纂時誤讀了史料，忽略了隋使送來黃金的記載，並錯將隋使來日翌年視為發願翌年，因而誤將丈六佛的完成時間提前。這不僅是《日本書紀》編者對史料理解錯誤的一例，同時也證實了《日本書紀》確實以丈六光銘作為史料之一。

綜上所述，儘管有不少文獻認為飛鳥大佛於606年落成，但依據現存最為可靠的史料，應以609年為其完成之年，當更為妥當。

此外，據傳丈六銅佛製成後，因高度超過金堂門扉，難以安置於堂內，當時有人提議拆除門戶以便搬運，最終鞍作鳥巧施工藝，使佛像得以安置。此逸話雖與飛鳥寺有所關聯，但在其他飛鳥寺相關史料中，卻無類似記載。

鞍作鳥因雕造丈六佛的功績，獲賜近江國坂田二十町水田，並以此田興建坂田寺。此事本應歸屬於坂田寺的緣起記錄，《日本書紀》編者卻在撰寫飛鳥寺的歷史時，將坂田寺的緣起資料一併納入，或許正是由於兩者皆與鞍作鳥相關，使編者有意或無意地混合記載。

飛鳥寺因位於飛鳥地區而得名，後來又稱「法興寺」，及至遷都平城京後，遂更名為「元興寺」。然而，飛鳥寺原址仍存，史稱「本元興寺」，並於建久七年（1196年）因雷火焚毀，連同本尊亦遭嚴重損壞。其後雖歷經多次修復，然至今所存，已經不是當時完整無缺的樣貌，往時的樣子只剩下一部份的遺跡可見。

飛鳥寺的考古發掘調查

飛鳥寺的伽藍布局得以明確，是在昭和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56–1957年）期間，因水利工程進行事前發掘調查時所確認的。在此之前，從未發現過飛鳥寺與過去所發掘的其他寺院擁有完全不同的伽藍布局。具體而言，其採用了「以塔為中心，東西與北側各設一座金堂」的形式。調查結果顯示，北側的中金堂與塔的規模與法隆寺的相當，這也意味著飛鳥寺的占地面積略大於法隆寺。

這種「一塔三金堂」的形式，在日本國內並無其他類似案例。然而，在朝鮮半島平壤郊外的清岩里高句麗時代的寺址，曾發現中央配置八角形建築、三金堂並立的形式。此外，與清岩里相近的上五里廢寺址，也被認為採用了相似的建築風格。

關於基壇（建築物基礎），飛鳥寺的塔與中金堂採用了「壇上積基壇」的形式，並在四周設有雨落溝（排水設施）；而東西金堂則採用「重成基壇」，其上部為主基壇（上成基壇），與雨落溝之間另有一層鋪設有點狀小礎石的基壇（下成基壇）。「重成基壇」的形式也可見於法隆寺的金堂與塔，屬於較為古老的建築樣式。然而，飛鳥寺東西金堂的下成基壇內部小礎石的用途尚不明確，目前日本國內尚未發現其他類似的例子。若這些小礎石為屋簷前方支柱的基石，則在建築美學上並不協調，且似乎也無必要。未來如何復原這座東西金堂的建築，仍有待專家們的進一步考證。不過，這種在下成基壇配置小礎石的形式，與清岩里廢寺址的發現相吻合，顯示出飛鳥寺深受高句麗等朝鮮半島諸國的影響。

此外，飛鳥寺塔的核心基石（心礎）位於地底約兩公尺深處，形狀與其他多數案例不同，其上開有方形孔洞，側面還雕有龕狀小孔，推測當時曾存放佛舍利。建久七年（1196年），飛鳥寺因雷擊引發大火燒毀之後，人們挖掘心礎周圍並收集了出土文物，重新埋藏於心礎上方的石櫃內。該石櫃中的木箱及其周邊，發現了佛舍利、勾玉、管玉等寶石類飾物，金環、銅製馬鈴、鐵製挂甲等文物。這些陪葬品與六世紀古墳時代後期墓葬中所見的物品完全一致。

從這些發現可見，當時的日本一方面尊崇佛教，積極吸收大陸文化，修建佛寺，另一方面，在對待佛舍利的信仰心態上，仍無法完全擺脫日本自古以來的傳統信仰。這一考古發現，使我們得以一窺當時人們的宗教與文化心態。同時，這也提供了飛鳥寺造建於六世紀末期的重要實證，進一步確立了其作為當時日本最早的大型佛教寺院之一的歷史地位。

飛鳥寺的瓦片

此外，關於飛鳥寺的瓦片，從考古發掘中出土的文樣瓦種類繁多。其中，飛鳥時代創建時所使用的瓦片為「素弁蓮華文軒丸瓦」，並且可區分為兩種形式：

第一種為十瓣蓮華紋，中房較小，瓦片較薄，花瓣邊緣呈櫻花狀，造型整齊；

第二種則為十一瓣或九瓣蓮華紋，花瓣邊緣較為方正，頂端還帶有點珠紋。

第一種瓦片與當時百濟都城扶餘一帶寺院遺址所出土的軒丸瓦屬同一系統。然而，扶餘所發現的軒丸瓦多為八瓣，而飛鳥寺則為十瓣，這是兩者之間唯一的不同點。這一事實也與《日本書紀》中記載「百濟瓦博士來日」的史實相吻合，因此可以推測這些瓦片的製作與百濟技術者有關。

至於第二種十一瓣或九瓣的奇數花瓣軒丸瓦，則顯得較為程式化，可能是當地技術發展過程中的變形。此外，部分瓦片的製作技法帶有日本陶器工匠的技術特徵，例如使用同心圓文內模等技法，這顯示出飛鳥寺的瓦片製作過程中，不僅有來自百濟的技師指導，同時也動員了日本本土的陶工參與其中。

事實上，在飛鳥寺的建造工程中，並非只有瓦片製作受到了大陸技術影響，例如心礎與基壇的建造的「石凝部」也同樣積極吸收來自大陸的新技術。飛鳥寺的建立作為一項國家的重大工程，動員了陶部、石凝部等技術人員，接受百濟工匠的指導，並在短時間內成功吸收並發展出日本獨自的建築與瓦片製作。

飛鳥大佛

接下來，讓我們來談談《元興寺縁起》與《日本書紀》所記載的、安置於飛鳥寺內的銅造丈六佛像。

在前述的考古發掘調查中，現今飛鳥寺安居院內釋迦像的下方，出土了一座花崗岩製的須彌座。這一發現表明，自飛鳥寺創建以來，丈六佛像一直安坐於這座須彌座之上。然而，極為可惜的是，由於這尊佛像曾遭遇雷火焚毀，大部分已經熔解殆盡，如今僅存的部分只有佛像的額頭至眼睛下方的上半部分面容，以及右手的部分手指，被認為仍是當時的遺物。

僅憑這極少的殘存部分，要復原其原貌是極為困難的。然而，《日本書紀》記載此像出自工匠「鞍作鳥」之手，而法隆寺金堂內的釋迦三尊像，根據其光背上的銘文，也同樣是出自止利佛師之手。如果這兩尊佛像都是由同一位佛師在相近的時期製作，那麼它們之間應該會存在一些共通點。對比現存的飛鳥大佛與法隆寺的釋迦三尊像，我們可以發現，這兩尊佛像的眼睛都並非後世佛像常見的「入定相」（即半闔雙眼的沉思狀），而是圓睜有神的「杏仁形」雙眼。此外，兩者的眉毛也都呈現出弧線形，給人一種抽象的美感。除此之外，由於殘存的部分極為有限，難以進一步確定更多的相似點，但可以推測，飛鳥大佛的原貌應與法隆寺的釋迦三尊像相近。

此外，所謂的「止利樣式」，一般被認為深受中國北魏後期、東魏與西魏時期的佛像藝術風格影響，其淵源可追溯至中國龍門石窟的賓陽洞釋迦像。

綜上所述，飛鳥寺作為日本最早期的佛教寺院之一，在吸收百濟、高句麗以及中國大陸佛教文化的同時，也融合了本土固有的傳統與習俗。它以多元且積極的方式接受外來文化，成為日本早期佛教文化的象徵，並為隨後的佛教興盛時代奠定了基礎，可謂是日本佛教發展的先驅。

（以上來源：志水正司，《古代寺院の成立》，東京：六興出版，1979，原文連結，以ChatGPT翻譯並人工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