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詩人畫家盧雲生回憶錄》，台北：田園城市，2010。

施慧明

四、為台灣膠彩畫的貢獻

戰後，大陸畫家來台，對於日本仍舊懷著八年抗戰的國仇家恨，膠彩畫竟變成了代表日本敵人的一種聯想，取而代之的是中國傳統式的國畫。於是國畫與膠彩畫家的「正統國畫之爭」正式展開。在此之前，民國40年《新藝術》雜誌主辦的座談會裡，劉獅首先提出「中國畫與東洋畫的區別問題」，劉獅以第五屆省展為例，指出這些展出的作品大都屬於東洋畫，而不是國畫，但它們卻以國畫的姿態展出，劉氏並且對於把國畫第一名獎賞授給東洋畫，表示頗不認同。座談會的內容刊載在《新藝術》第一期第三卷，這次座談間接助長了國畫與東洋畫之間對立的意識，後來演變為藝術圈最敏感的話題。該屆國畫第一名的作品《花間人》同時也獲得免鑑查、特選、主席獎等獎項的作者就是盧雲生。施翠峰於《新藝術》第一期第四卷發表文章「本省國畫之路向」努力為「膠彩畫非日本畫」做辯論，盧雲生本人也多次撰文並參與台灣文化社主辦的座談會極力為膠彩畫辯護，因此兩人成為莫逆之交，時常互相拜訪。

後來，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成立，經當時任美工科主任施翠峰將盧雲生推薦給美術科主任李梅樹，於是盧氏受聘到該校美術科擔任兼任講師，教授「中國美術史」。他在教學上非常認真，也積極撰文多篇刊載在報章雜誌上，惜已失散，目前所知的是刊載在民國55年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出版的「藝術學報」第一期的《看齊、吳遺作展反省國畫問題》。文中探討當時在歷史博物館展出的齊白石、吳昌碩作品與坊間齊、吳膺品問題並談及國畫與國畫現代化的問題。還有一篇便是民國52年9月發表於《創作》月刊九月號「透視反藝術性的抽象繪畫」。

民國40年（1951年）4月20日，〈廿世紀社〉假台北市陸軍聯誼社，針對〈中國畫與日本畫問題〉舉行座談會，出席者計有盧雲生、施翠峰、蒲添生、劉獅、孫多慈、黃鷗波、李仲生等人出席。

民國43年(1954年)12月15日，台北市文獻會主辦的「美術運動座談會」，此場座談會以回顧台灣戰前美術發展以及探討今後台灣美術新趨向為要綱，受邀與人士除了郭雪湖之外，包括有林玉山、陳敬輝、盧雲生、王白淵、楊三郎、李石樵、呂基正、鄭世璠、金潤作、李君晰、楊肇嘉、廖漢臣，以及台北市文獻會的黃啟瑞、黃得時、郭水潭、王詩琅。

此座談會在主席黃得時的主持之下，首先由楊肇嘉發表意見，當論及日治時期台灣畫家的創作情形時，一向主動贊助台灣人畫家的楊先生指出：「現在回想當時，可以說各位對自己的生活，始終都沒 有加以考慮顧及，只一味憑著一股的熱情為藝術努力過來，每一個作家都不是為了生活而藝術，是在為藝術不斷鬥爭，是在保持著民族文化。」

座談會後半由主席提出：「最近在報章上很熱鬧的國畫問題，各位的意見如何？」列席人員立即紛紛發表意見。

盧雲生也強烈的表達：「日治時代台灣人所學的繪畫是滲入新的筆法和西畫融合起來，加入熱帶氛圍和地方色彩合成的，自然形成了一種風格，這固然不是純然的日本畫，所以當時日人不視為日本畫而稱為『灣製畫』。這是一種鄉土藝術、台灣藝術，已創造出獨特的畫境。國畫有六法，其中應物象形就是寫生，大陸來台的畫家所用的 手法都是台灣人過去的路子。倘以為國畫祇限於用墨水線條構成的，那就未免太偏狹，這是等於穿旗袍的才是中國人，穿西裝的不能算為中國人一樣的說法。」（以上節錄自台北市文獻會座談會紀錄）

民國53年（1964年）5月3日，《台灣文藝》舉辦「台灣美術家座談」，出席的有：王湖光、楊三郎、李梅樹、廖繼春、顏水龍、盧雲生、陳進、林玉山、吳濁流。

民國53年(1964年)5月3日，《台灣文化社》於「台陽美展」會場與台灣美術家舉行座談，出席的有王湖光、楊三郎、李 梅樹、廖繼春、顏水龍、盧雲生、陳進、林玉山、吳濁流。

藝術很難超越出政治的影響，尤其在50年代的台灣，是一個軍 事戒嚴強勢壓抑的空間裡，盧雲生與他的戰友們不懼不卑的提出自己的看法，其實需要很大的勇氣。這一時期盧雲生寫有「筆戰」一首，深深透露出處於劣勢下的心情。

字字彈丸築戰垣，筆槍對敵據文園；異端勢猛攻心急，千載難侵到孔門。

施翠峰憶起盧雲生時提及：「我認識雲生兄，是在民國46年正月間。記得有一個晚上，他同玉山先生駕臨寒舍，拿出一篇論稿『確立現代國畫的觀念』，希望能在我當時為中國美術協會主編的『美術』月刊上予以披露。這是第一次的認識，他給我的印象是木訥寡言，可是，看看他的鴻文，卻覺得立論正確，筆調風趣，獨具一格。在該文中他分析目前國畫家們作畫的兩種態度，稱：『一是作畫，一是臨畫。作畫如作文，臨畫如寫字。能寫字者未必能作文，能作文者舉筆便有字，能寫字而不能作文者叫字匠，能臨畫而不能作畫者叫畫工。字匠終日抄文卻不知其文意，畫工一生臨畫卻不識畫理，談畫論則經典照抄，作畫時則原稿照臨。』接著，他把南齊謝赫的『六法』加以新穎的解釋，尤其對於『傳移模寫』一法有獨到的見解，使我頗感欽佩。」

「之後由於同是從事藝術工作的關係，我與雲生兄往來甚密。他經常在報刊上發表的評論文章，常常引起同行者之共鳴。記得好幾 次，我與他一起在藍蔭鼎先生家裡，一面品茗一面談藝術，直到深夜，而藍先生也很欣賞他的見解，認為他的藝術理論確實有異於一般只懂引經據典的庸庸碌碌之流者。」

「在他過逝前一年，他剛好完成羅馬教道明（Dominican）修女院訂購的巨幅膠彩畫，一幅以『漁樵耕讀』為主題的巨作。那件作品約有160公分高，是一幅風景畫作，我也曾經前往靜修女中參觀該幅作品，很可惜當時並沒有拍攝留念。」（1966年，羅馬教會透過靜修女中向盧雲生訂購一幅膠彩作品，盧雲生用了一年的時間完成它，畫完後就送往羅馬。）

「盧雲生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溫文和善，但是有所堅持，經常在學校下課後騎著單車到寒舍暢談，民國57年（1968年）9月初，他聽聞我預備花費二、三年時光，將早已被時代所遺忘的清代及民初的台灣民間國畫作家，作一有系統的研究。有一天下午，他特地前來觀賞，我剛收購的一幅清末台南畫家呂璧松的『鯉魚』作品，暢談了一些他對呂氏筆法的觀點，約三十分鐘便告辭，匆匆地趕回學校上課去了，這是我最後一次與他交談。」

民國57年（1968年）11月6日早晨，盧雲生出門授課，在距住家不遠處，不幸地被一修車廠學徒，騎摩托車撞倒，當時他是走在人行紅磚道上。三女美滿女士回憶說：「當天早上我出門時，看到很多人圍在巷口，我趕著去學校上課，也就沒有多去留意，真是沒有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盧雲生送醫後，因無家屬在旁，而延誤施救時間，雖經腦部手術搶救，仍回天乏術。憶起當時狀況，施翠峰先生說:「他被車子撞倒的消息傳來時，我和藍蔭鼎先生趕去醫院探視，雖然已經過醫生搶救，仍無法救回。」當時，家裡子女尚在就讀大學時期，次女剛赴美國伊立諾理工學院攻讀物理碩士學位，全家頓時陷入愁雲慘霧之中。一位畫家就此去世，享年五十六歲。

現存盧雲生的作品數量並不多，他的兒子盧弘忠憶起，他曾經到過父親的畫室，那是在靜修女中校內，一幢建築物的二樓。當時，他還是國小的學生，跟隨著父親到學校，在父親的畫室裡，有幾位學生正畫著石膏像。盧雲生常在畫作上寫上「稻江畫室」，應該是指在學校裡的畫室。他過世後，畫室裡的畫作也都不知散落何處，盧弘忠有一次從家裡要丟棄的棉紙捲裡，發現盧雲生捲在其中的水墨作品， 大多數是小品。

目前盧氏大幅畫作僅存的就屬台北市立美術館所收藏的《梨子棚》，是台展第八屆獲得特選、台展獎的作品，畫家描寫梨子樹，茂密盛開結下累累果實的景象。具象寫實的風格的大幅作品，色彩也運用得相當飽滿，但不俗艷。梨樹枝幹與花朵巧妙的安排，讓觀賞者感到一種豪邁的氣勢，卻帶有細膩的巧思，也是盧氏一生畫作中的傑作。另一幅畫作《嘯》，刊載於2001年9月在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展出的「台灣先賢書畫選」圖錄（第105頁），描繪一隻老虎盤據在岩石上，張口怒吼，老虎怒吼氣勢逼人，軀幹與四肢的動態描寫非常傳神。盧氏在這幅虎作上呈現俐落的水墨線條，也善用暈染法來表現老虎身上的斑紋。

盧雲生在世僅五十六年，十七歲時開始接觸丹青，藝術生涯三十九年，跟隨良師林玉山學習，由水墨畫起家，中途轉入膠彩畫，然後一直朝著這一條路線邁進，可以說寫實的功力是他最重要的藝術基礎。

林玉山先生曾在盧氏追念文中，將盧氏一生畫作風格分為三期：

第一個時期為「台灣美術展」時期，此時專心於寫實的表現。 其出品台展之作如《釋迦果》、《連霧》、及獲特選第一席之《梨子棚》等，都表達出對於生活環境忠實的反應。這些題材均為暇時，悠遊名儒賴壺仙先生花園，在花木果樹下穿梭而獲得之畫意。

第二個時期為「台展」十屆後，再改組為總督府美術展之「府展」時期。此時之作，漸脫離形象的寫實，而重境界的追尋。由自然外貌之認識而轉入內在的追求，改變造型的試作時期。如出品府展之《佳果早熟》、《清晨》、《春》等。僅以其畫題與第一期者相比較，已可看出轉變之跡象。

第三個時期為光復後的作品，雲生君光復前有段時間，旅居廣東汕頭，繪事稍荒。至第三屆全省美展回台出品時，閱歷漸廣，思想更加成熟，每作必注重詩意或思想的表現。如所出品之《壘球之英》、《荷塘新秋》，及獲主席獎第一名之《曉塘》等，均有別緻之優點。由外貌寫實的練習，漸趨創新思想的表現及理想境界的追求。

筆者認為還盧氏作品還可以列出第四個時期，它是作品變化期，圖案式的構圖嘗試與造型元素的解構與重組，現僅從留下來的作品《采鴛》與刊載在雜誌封底的《天地玄黃》兩件可以一窺大概，也可看出盧氏在繪畫上的用心。

從畫風來說，盧雲生的表現相當穩健從花鳥寫實出發，題材也拓展至人物、飛禽走獸、風景、都市街道風貌，戰後朝向膠彩新風格而努力，也曾大膽嘗試抽象意味的風格，一步一步朝著個人獨特的風格的形成而努力。就在他的個人畫風逐漸形成之際，突然遭受到非命的打擊，如同一顆彗星，劃過夜間天空瞬間消失了。不過，為了維護膠彩畫的存空間，他曾排除諸多障礙，挺身而出，這一點努力是值得一書的。由於盧雲生在世時，兒女都還年幼，家境並非富裕，所以他的作品散失的很厲害，不過從僅有的幾件膠彩畫來看，他的繪畫基礎非常紮實，多次的繪畫獲獎及在詩作歌謠上的成就，多方面的長才並進，亦屬不多見，也是台灣藝壇上不可忽略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