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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畢竟不是政治學出身的人,也對民族主義的研究頗為陌生,關於班納迪克‧安德森這本時代鉅作,也毋庸我再狗尾續貂。所以我想講些無關緊要的瑣事。

一是此書的讀者群。在這本2010年的增補新版中,有一篇「旅行與交通:論《想像的共同體》的地理傳記」,是2006年安德森回顧書籍出版後在世界各地翻譯出版的狀況。這個回顧相當有趣,一則正如他所提到,此書因為是以「今日之拉丁文」英文所寫成,又在英國及美國出版,因此自然有著比其他地區更大的影響力,但正像是他書中所說的映證,各地以各自的「書寫方言」翻譯傳播,而非共同閱讀他所寫的英文原本。二則是他提到各地的出版的狀況,毫不意外,多數出版此書的出版社都是有著強烈政治傾向 (多半與當權對立)、規模不大的獨立出版社,少數是國營或具官方色彩的出版社,唯獨台灣是大型的商業導向出版社─時報出版。如此比較之後,我對台灣這個特異之處頗感到意外。究竟如何看待台灣這樣的特例,我有點不著頭緒。安德森說他這本書並不是殿堂內的學術著作,而是寫給教養階層的書籍,這種書籍通常言之有物,但不會賣弄詞彙。因此他對於之後這本書會成為大學用的教科書,有些出乎他意料之外。這種「教養書籍」的分野,台灣似乎不明顯,可能台灣確實缺乏所謂的「教養階級」,但很顯然這樣的書籍在台灣有銷路,所以時報出版出了此書,我在anobii上也看到這本書有856人標註,就通俗暢銷書而言,這個數字不算是太高,但以「大學教科書」的認知去看,此書又顯得頗為熱門。這可以算是台灣的「教養階級」嗎?抑或是有其他的可能?

二是此書之譯文。安德森大學所學是傳統的博雅學科,須兼擅多個教養語言,在書中也處處表露出他對語言掌握的能力。但非常遺憾,此書的中文譯者,中研院台史所的吳叡人先生,翻譯出來的中文顯然幾乎看不到原文的優雅之處。相較之下,安德森在「旅行與交通」文中提到他參與法文翻譯時,對譯者可以譯出比原文更高妙的譯文相當激賞。這倒也不能怪吳叡人,如今的中文,早已不復過往。我一直感慨,中文完全失去「雅言」的水準,淪落為英文等西方語言的附庸。恢復文言顯然是緣木求魚,但優雅而流暢的白話文卻一直沒有辦法出現。過去林太乙主編讀者文摘中文版時,曾企圖朝這個方向努力,但這層努力在中國惡俗的「普通話」大量汙染香港台灣之後,就難以維持。中共縱然無法完全消滅中文,至少要讓這個中文看起來粗鄙下流、不僅字形醜惡,連文句都冗長拖沓、聲音俗噪,務使中文聽起來不像中文,然後全世界就把這畸形怪物當「中文」看待。這個趨勢很難迴避,我就算再怎麼努力避免,也不可能不被這種惡俗的白話中文所影響,更不要說容易被原文句型影響的翻譯。我相信吳叡人不是中文不好,而是我們這個世代,已經不會有中文雅言,遑論優雅的中文翻譯。

最後還是提一點跟書直接相關的內容。對此書的評論,我無暇細追,也不知道是否有針對安德森此論延伸而出的後續研究,但就我來看,安德森再怎麼去歐洲化來談論民族主義的起源,試圖將民族主義加入某種普世特質,但他終究跳過一個巨大的特例:中國。姑不論「前民族主義」的中國有沒有類似民族主義的概念,但中國人如何理解西方式的民族主義,在此書付之闕如。同盟會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是西方民族主義的概念嗎?民國建立後喊出的「五族共和」源頭又是從何而來?滿洲國究竟是帝國復甦的概念,還是滿洲人被灌輸了「滿洲民族」而成立?也許我有偏見,但我覺得中國的狀況似乎要獨立看待。至少「中國人」這個思維的成立,需要更多研究,比如清末去日本求學的留學生,為什麼不願作「清國人」而寧願說自己是「支那人」,這個詞彙甚至被日本人接受,當中華民國成立之後,日本直接稱之為「支那」。「中國」、「清國」、「支那」、「唐山」,這些詞彙各有什麼落差,我好像還沒有看過類似的討論。

本書後面「曼谷遙寄:安德森教授對本次研討會的祝福與致意」一文中,安德森相當樂觀的稱「當台灣在政治和文化上─不止是經濟上─的進步更普遍地為世人所知,中國大陸一般人是對台灣獨立態度的轉變,就會來得更快。只要台灣更民主、更進步,它就會更受到普遍地敬重與仰慕。」(頁341) 這點我持保留意見。從我直接間接接觸的中國人當中,我發覺中國人對自由民主是沒有渴望的,他們並不在意自由,更不在意民主。他們被灌輸「民主自由不適合中國人的民族性」的觀點,並對任何現實上任何政府損害自身權益的行徑,當成是某種理想社會 (更有錢的社會) 必經的過程。長期接受這種觀點的人民,不會珍視台灣辛苦奮鬥而來的民主與自由,他們更不會因此尊重台灣的獨立呼求。我很悲觀的認為,中國人無法覺醒,除卻少數人,我們只有盡可能的防堵,用其他的方式達到台灣得以維持現有民主自由的生活。現實的情況,永遠比想像中來得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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