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我畢竟不是政治學出身的人，也對民族主義的研究頗為陌生，關於班納迪克‧安德森這本時代鉅作，也毋庸我再狗尾續貂。所以我想講些無關緊要的瑣事。

一是此書的讀者群。在這本2010年的增補新版中，有一篇「旅行與交通：論《想像的共同體》的地理傳記」，是2006年安德森回顧書籍出版後在世界各地翻譯出版的狀況。這個回顧相當有趣，一則正如他所提到，此書因為是以「今日之拉丁文」英文所寫成，又在英國及美國出版，因此自然有著比其他地區更大的影響力，但正像是他書中所說的映證，各地以各自的「書寫方言」翻譯傳播，而非共同閱讀他所寫的英文原本。二則是他提到各地的出版的狀況，毫不意外，多數出版此書的出版社都是有著強烈政治傾向 (多半與當權對立)、規模不大的獨立出版社，少數是國營或具官方色彩的出版社，唯獨台灣是大型的商業導向出版社─時報出版。如此比較之後，我對台灣這個特異之處頗感到意外。究竟如何看待台灣這樣的特例，我有點不著頭緒。安德森說他這本書並不是殿堂內的學術著作，而是寫給教養階層的書籍，這種書籍通常言之有物，但不會賣弄詞彙。因此他對於之後這本書會成為大學用的教科書，有些出乎他意料之外。這種「教養書籍」的分野，台灣似乎不明顯，可能台灣確實缺乏所謂的「教養階級」，但很顯然這樣的書籍在台灣有銷路，所以時報出版出了此書，我在anobii上也看到這本書有856人標註，就通俗暢銷書而言，這個數字不算是太高，但以「大學教科書」的認知去看，此書又顯得頗為熱門。這可以算是台灣的「教養階級」嗎？抑或是有其他的可能？

二是此書之譯文。安德森大學所學是傳統的博雅學科，須兼擅多個教養語言，在書中也處處表露出他對語言掌握的能力。但非常遺憾，此書的中文譯者，中研院台史所的吳叡人先生，翻譯出來的中文顯然幾乎看不到原文的優雅之處。相較之下，安德森在「旅行與交通」文中提到他參與法文翻譯時，對譯者可以譯出比原文更高妙的譯文相當激賞。這倒也不能怪吳叡人，如今的中文，早已不復過往。我一直感慨，中文完全失去「雅言」的水準，淪落為英文等西方語言的附庸。恢復文言顯然是緣木求魚，但優雅而流暢的白話文卻一直沒有辦法出現。過去林太乙主編讀者文摘中文版時，曾企圖朝這個方向努力，但這層努力在中國惡俗的「普通話」大量汙染香港台灣之後，就難以維持。中共縱然無法完全消滅中文，至少要讓這個中文看起來粗鄙下流、不僅字形醜惡，連文句都冗長拖沓、聲音俗噪，務使中文聽起來不像中文，然後全世界就把這畸形怪物當「中文」看待。這個趨勢很難迴避，我就算再怎麼努力避免，也不可能不被這種惡俗的白話中文所影響，更不要說容易被原文句型影響的翻譯。我相信吳叡人不是中文不好，而是我們這個世代，已經不會有中文雅言，遑論優雅的中文翻譯。

最後還是提一點跟書直接相關的內容。對此書的評論，我無暇細追，也不知道是否有針對安德森此論延伸而出的後續研究，但就我來看，安德森再怎麼去歐洲化來談論民族主義的起源，試圖將民族主義加入某種普世特質，但他終究跳過一個巨大的特例：中國。姑不論「前民族主義」的中國有沒有類似民族主義的概念，但中國人如何理解西方式的民族主義，在此書付之闕如。同盟會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是西方民族主義的概念嗎？民國建立後喊出的「五族共和」源頭又是從何而來？滿洲國究竟是帝國復甦的概念，還是滿洲人被灌輸了「滿洲民族」而成立？也許我有偏見，但我覺得中國的狀況似乎要獨立看待。至少「中國人」這個思維的成立，需要更多研究，比如清末去日本求學的留學生，為什麼不願作「清國人」而寧願說自己是「支那人」，這個詞彙甚至被日本人接受，當中華民國成立之後，日本直接稱之為「支那」。「中國」、「清國」、「支那」、「唐山」，這些詞彙各有什麼落差，我好像還沒有看過類似的討論。

本書後面「曼谷遙寄：安德森教授對本次研討會的祝福與致意」一文中，安德森相當樂觀的稱「當台灣在政治和文化上─不止是經濟上─的進步更普遍地為世人所知，中國大陸一般人是對台灣獨立態度的轉變，就會來得更快。只要台灣更民主、更進步，它就會更受到普遍地敬重與仰慕。」(頁341) 這點我持保留意見。從我直接間接接觸的中國人當中，我發覺中國人對自由民主是沒有渴望的，他們並不在意自由，更不在意民主。他們被灌輸「民主自由不適合中國人的民族性」的觀點，並對任何現實上任何政府損害自身權益的行徑，當成是某種理想社會 (更有錢的社會) 必經的過程。長期接受這種觀點的人民，不會珍視台灣辛苦奮鬥而來的民主與自由，他們更不會因此尊重台灣的獨立呼求。我很悲觀的認為，中國人無法覺醒，除卻少數人，我們只有盡可能的防堵，用其他的方式達到台灣得以維持現有民主自由的生活。現實的情況，永遠比想像中來得嚴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