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我幾乎可以說是很草率地看完李照興的《燃後中國》，而且我很坦誠說，我對此書有點失望，大概是期待過高 (或是懷抱不合理的期待) 之故。

此書還是有很精闢的看法，但似乎有點後繼無力，一如這書名「燃後」，既然「燃後」，不可免地會看到一些灰燼，不是那麼「真金不怕火煉」。而此書的英文名稱也很有趣，Post China，中國真的走到「Post」了嗎？我不敢妄下定論。面對中國，總有種當局者迷的氣氛，但與其說是無法捉摸，不如說是認識不清。再怎麼說了解中國的人，對中國的認識總還是停留在瞎子摸象的階段，西方人用西方的經驗判斷中國，中國人則用自己製造出來的假象來描述自己。說起來，像台灣或香港，理當是比較有優勢的一方，但我們又太以為自己懂中國而誤判中國，有些成見更是縈繞不去，結果當描述中國時，大家各說各話，方向和論點南轅北轍，偏偏聽起來又都言之成理。

此書大概是因為專欄文章集結之故，很多都是針對事件而發，時效性太強，一旦過了關注期，就顯得有點過時。我以前寫網誌文章也有這種感覺，所以我漸漸不喜歡針對特定事件寫文章，就算要寫，我也希望能有建立在事件之上的一個大的看法，不因為事件過去而失去意義。這一年來，與其說中國變化，我認為香港的變化更快。香港的變化不在城市景色，而是社會氣氛的轉化。誰知道一向不沾惹政治的香港，居然成為新一代「政治之城」。雖然我只是透過文章和網路來理解，但僅憑這些內容，就足以感受到這一兩年來巨大的差異。要在以前──也不是很久，大概就是陳水扁執政的時期，要說香港人羨慕台灣的政治環境，簡直不可想像。可是2012年以後，台灣政治成為台灣對香港的一大賣點，更是香港一些政治活躍人物參考的憑藉。我今天才看到練乙錚拿野百合運動類比香港佔中運動的文章，野百合運動儼然成為華人民主政治的里程碑。台灣的政治一向有這樣的高度與尊榮嗎？當然不是，或如李照興所云，「對於台灣的一切羨慕，都不過是對中國現階段不滿的表述。」 (頁171)文中的中國，自然也可以代換成香港。

來到中國後，大概比較知道事件實際在此地的反映。比如說，對外人而言非常「大件事」的新聞，在中國，常常只是像背景音一樣的存在。比如之前有小孩被挖眼的新聞，此事雖然引來很大的輿論反應，但實際上，在一般新聞的處理方式，卻是盡可能的淡化，比如我聽到這位小孩已經要裝上電子眼 (然後就開始討論電子眼的技術到什麼程度)，兇手原來是家裡的長輩 (然後就扯去類似玫瑰瞳鈴眼劇情的內容)，這個國家機器嚴密到，他不僅是監視、阻斷、限制一般人的行為與知的權利，他更高明了，現在已企圖將一切可能會引起更大爭端的事件都淡化到似乎無關緊要，或者是似乎離自己很遙遠 (誰會覺得別人的家務事跟自己有關呢)，我想中國政府是有在前面的事件 (比如動車意外) 學到教訓──媒體操控的教訓，他們不再嚴厲的禁止，而是釋放部分資訊，再有技巧的轉移目標。我總覺得，這可能是跟台灣學的。只是台灣有發達的網路，民眾可以自由選擇資訊的管道，而中國，沒有什麼選擇，除了被動的洗腦，就是宛若監獄的網路。而中國人似乎並不在意自己處處受限，雖然他們也知道這樣並不好。我有次和同事談到中國的出版問題，他們說「中國的出版業是特許行業，很難用台灣的經驗來類比」，聽起來似乎有不滿意，卻又有一種理所當然的情緒在其中。他們固然知道他們「不一樣」，也知道能像台灣或香港會比較好，但他們並沒有想要改變，因為對他們而言，其實也壞不到哪裡去。

我現在稍微理解，為什麼我在台灣對著中國發生的一些事情有強烈的反應，會引來中國友人的不屑。因為在他們的原生環境中，這確實被淡化到無甚所謂，這種心智的麻木，比起許多特定的事件，才是真正的悲哀。哀莫大於心死，不就是如此？

另，我覺得李照興某種程度終究太都會性質了。比如他問羅維明2047年的中港想像，這位作家兼導演居然給出一個很物質的答案，這答案讓我很失望。這雖不是李照興寫的內容，但書中所提到的三里屯Village (時光變化太快，如今此地已經換人經營，改稱「三里屯太古里」)、文化創意園等「都會狀態」，對我來說，不過是整個中國的枝微末節。終究他在意的還是香港人如何在中國生存，但台灣的知識分子在面對中國，似乎不會如此焦慮要在中國有立足之地。雖說台灣人在中國也不少，來來去去的台商如過江之鯽，但台灣對中國的焦慮感似乎已經消退很多。可能是因為，台灣之於在中國的台灣人，就像一條退路，而香港，曾經是個退路，如今卻愈來愈不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