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自一九八九年以後，每逢六月四日，就是平日對政治淡漠的香港人唯一有的政治狂熱。九七以後，香港人的政治意識愈來愈凸顯，但六月四日，仍不減港人在政治上重要的象徵地位。

今年支聯會（全稱叫做「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籌辦六四晚會訂出的主題是「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卻意外引來反彈，其中關鍵在「愛國」二字。對香港人而言，所謂「愛國」的定義，或許還比台灣人來得清楚。但今年香港的政治氣氛出現極大的轉變，強調中國與香港應該有所區別的態勢忽然升高，臉書上出現許多強調香港自主的粉絲頁面，民調中心也顯示有愈來愈多香港人不再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分。以香港的處境來論，這不啻相當尷尬，碰到這個與中國嵌結甚深的六四紀念晚會，就更將當中的矛盾徹底凸顯出來。

或許正如許多香港的專欄作家所云，一直以來，香港的知識分子夙將中國民主化當成是自己的責任，紀念六四則是相當重要的象徵。天安門事件既是中國政治重大的轉折點，他們遂將平反此事當成是中國可以邁向民主改革的起點。如果說他們愛國自然沒錯，因為他們希望這個國家可以因此愈來愈好。

某種程度上，中國確實是「愈來愈好」了，但中國對政治制度的改革卻嘎然而止。而在九七之後，「愛國」逐漸被共產黨的話術所壟斷，「愛國」的內涵，是否仍包括改革中國政治的期盼？我想時至今日，可能再也沒有人會這樣認為。

當話語的內涵遭到置換，而使用的人仍沒有知覺的時候，衝突便產生了。「愛國」在港英時期本是理想主義的呼召，然而當那個「國」真正變成上頭的統治者，「愛國」一詞淪落為替統治者擦脂抹粉的阿諛之詞時，當中理想主義的成分也隨之消失無蹤。「六四」仍是中共的禁忌，但在其上忽地安放吹捧中共的言論，這其中的矛盾，或也可以顯示出香港人對政治語彙的運用仍不夠敏感。而相較於香港對資本主義運作的熟練世故，在政治語言上卻如此稚嫩，也是相當奇特的狀態。

相較香港年年舉辦六四紀念晚會總是人潮洶湧，台灣相對寥落，我忽然有個新的認知。其實台灣一開始也非常關心天安門事件，當時台灣的媒體也派出許多記者到當地採訪，連續幾日大篇幅的報導。台灣人面對天安門事件的情緒，可能間接影響到後來的野百合運動，也就是說，六四某種程度上成為台灣蛻變為民主國家的催化劑，然而香港卻從沒有因此而有任何政治民主化的進展，不管是當時的港英政府，或是後來由中共派遣的特區政府，天安門事件對港人，僅止於紀念性質。這個遠在北京的事件，一直無法轉化成改革香港本地政治的動力。

所以，當今天香港人真的面臨到目前既有的制度遭到破壞時，自不可能甘於只是去紀念一個事件。對某些香港人來說，今天更重要的是保護香港的核心價值不被摧毀，而非僅僅去參與一個無法改變現狀的紀念晚會，更不要說還冠上一個「愛國」之名──偏偏這個「國」是今日他們亟欲除之而後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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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香港在八九之後的情況，我僅以局外人的眼光理解，然孔誥鋒「六四悼念一定要堅持 ，也要去中國化」一文提供了較為詳細的內情，比如原本六四之後，香港醞釀要大罷工，卻因為支聯會的的決定而取消。原本從北京蔓延南下的抗爭情緒，退縮成悼念死者的紀念儀式。如果當時轉念，也許後來的發展便大不同。但，這不過是後見之明。六四之前，八十年代的台灣本就是政治情緒沸騰的時期，有江南案，有美麗島，連戒嚴令都才剛剛解除。在我看完王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十五講》後，我才驚覺這是兩岸政治發展的「黃金交叉」時期，特別是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的政治改革從此噤聲，而台灣則逐漸開放人民參政的權力，兩邊愈走愈遠。八十年代的香港是經濟最為鼎盛的時期，但當時的繁榮，或許也成為某種政治上的阻力。誰會想到，我們竟會走到這一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