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2012年8月8日,中國證券網 (原文連結

隨著持續三十多年高速增長階段的結束,隨著中國轉型發展階段的到來,中國經濟面臨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與挑戰。

中國經濟增速下滑 帶來挑戰

首先,中國經濟增速下滑是一個事實和趨勢。2012年二季度GDP增速已降到了7.6%。這不是暫時現象,而是反映了一種趨勢。

根據國研中心的研究,“十三五”期間年均增速很可能下降到7-8%左右,到2020年前後中國經濟總量可能接近美國,開始進入到“高收入國家”門檻。據國際經驗,到這個階段後,即2020-2030年期間,經濟增速會進一步下降到5-6%左右。

到2030年中國有可能提前20年實現小平同志說的中等發達國家水準,其後經濟增速會進一步下降到2-4%左右。總之,過去三十多年來持續保持10%左右高速增長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當然也不排除個別年份達到10%以上。

其次,為什麼中國經濟增速會逐步下滑?

一是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了。潛在經濟增長率是各種資源環境和生產要素能夠支持的最優增長率。過去由於資源環境約束不是太大,加上制度變革釋放的生產率較多,故可以保持那麼長時間的高速增長。但現在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加大,制度變革釋放生產率的空間也相對縮小了,因此潛在經濟增長率也下降了。

二是經濟開始進入到大調整時期。要進行持續若干年的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這種調整需要在比較合理的增速下進行。因此從經濟調整來看,經濟增速也存在下降的需要。實際上“十二五”規劃提出的增速目標只是7%左右,2012年確定的增速目標只有7.5%。

三是外需下降了。外需不僅是短期下降,而且很可能是中長期下降。由於美國等也在反思國際金融危機,反思其過去以“高消費、超前消費、負債消費”為特徵的發展模式。反思的結果是他們今後不再搞這麼多的高消費、超前消費和負債消費了。這意味著即便是國際經濟危機結束,有一部分中國產品的外需永久地消失了。

四是工業化開始進入到“重化工業階段下半場”。總體上我國工業化正處於中後期階段,這一階段最重要的特徵是重化工業快速發展。根據我對工業化國際經驗的研究,“重化工業階段”長則持續上百年,短則持續三五十年,我國作為後發國家可以發揮後發優勢,不需要持續那麼長時間,但是再短也要20年左右。

現在已經發展10年左右了,我最近的判斷是,“重化工業階段上半場”已結束了,正在進入“重化工業階段下半場”。下半場與上半場不同,上半場是量的擴張階段,下半場是質的提高階段,經濟增速必然下降。重化工業階段結束後,就進入到“後工業化社會”,因此2020年後經濟增速將進一步下滑。

五是城市化開始進入到加速階段的下半場。根據國際經驗,城市化率30%-70%時是城市化的加速階段,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是51.27%,正處於加速階段上半場向下半場的過渡階段。與工業化一樣,城鎮化上半場也是量的擴張階段,到了下半場,儘管速度還是比較快,但已過渡到品質提升階段。進入這一階段後,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開發就會相對減少,導致經濟增速下降。

六是“人口紅利”、“市場化紅利”、“國際化紅利”在減少。過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與這些紅利釋放有很大關係。但現在“人口老齡化”社會提前到來,“路易斯拐點”到來了,沒那麼多人口紅利了。

“市場化紅利”也減少了,過去市場化改革提高效率帶來了很大的紅利,但今後的改革更多的是公平分蛋糕的問題,沒那麼多紅利了。“國際化紅利”也在減少,當中國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後,其他國家不像以往那樣敞開懷抱歡迎中國加入國際大家庭了,而是針對中國搞貿易保護,讓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等。

再次,經濟增速下滑帶來了什麼挑戰?

經濟增速下滑,意味著需求要減少,訂單要減少,市場要萎縮;意味著很多企業可能要虧損,要破產;意味著就業崗位要減少。過去我們之所以追求經濟高速增長,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但今後隨著我國經濟增速下滑,就業壓力會加大。我們要不斷適應經濟增速下滑這個趨勢,積極應對挑戰。

通脹長期化帶來挑戰

通脹確實一直都存在,只是有的時候表現不甚明顯,有的時候表現得更明顯一些。不僅中國如此,全球都一樣,上世紀70年代以前一盎司黃金兌35美元,現在則是1500美元以上。從歷史上看,通脹是一個趨勢性現象。

2011年我國CPI一度高達6.5%,2012年6月雖然下降到了2.2%,但隨時有反彈的可能。近兩年一直處於負利率狀態,現在好不容易出現正利率了。需要關注的是,通脹壓力究竟是短期問題還是中長期問題?很可能是一個中長期問題。所以我們必須提高對通脹的容忍度和承受力。

為什麼通脹存在長期化趨勢?因為造成通脹的根源性因素沒有消除。

第一,信貸還得接著放,鈔票還得接著印。在穩增長政策下,遏制經濟增速過快下滑短期最見效的措施是放信貸。2012年4月信貸投放6818億元,5月7932億元,6月9189億元,今後還得保持較高水準。而且廣大中小企業也確實面臨“融資難”問題。今年以來,很多重化工行業開始出現較嚴重的困難,最好的救急辦法是放信貸,但這樣做通脹就在後面等著。

第二,“輸入性通脹”壓力始終存在。一方面,美國還要繼續印鈔票,因為只有印美鈔才能體現美元霸權,實現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元印多了,美元貶值,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就得上漲,對我們來說就是“輸入性通脹”。

另一方面,西方國家新一輪通脹已經開始起來,因為在反危機過程中,很多國家都採取了印鈔票、降利率、放信貸等政策來刺激經濟復蘇。這套政策的必然結果就是通脹,這也會給我國造成“輸入性通脹”。

第三,“高成本時代”到來,將持續推動“成本推動型通脹”。高成本包括土地高成本、房價高成本、原材料高成本、能源高成本、環保高成本、人才高成本、普通勞動力高成本、資金高成本、知識產權高成本、物流高成本、稅費高成本和交易高成本。這些成本的上升必然會帶來“成本推動型通脹”。而且,“高成本時代”是一個中長期現象,會導致通脹的長期化。

第四,農產品價格存在持續上升的趨勢。工業品可以大規模、標準化生產,提高效率的空間很大,只要一漲價,就可以大規模供給,價格就上不去。但農產品不一樣,它是靠天吃飯,而且多數是一年一個週期,難以大規模、標準化生產,提高效率的空間有限,同時土地越來越少,因此很多農產品價格存在持續上漲的趨勢,成為推動物價上漲的主要因素。

第五,投機使通脹火上澆油。近年來,由於經營實業環境惡化,很多人轉向搞投機,炒完這個炒那個,結果是價格越炒越高。為什麼都喜歡炒呢?因為炒更能快速發大財。大家都熱衷於投機,對通脹造成了新的壓力。

通脹長期化給我們帶來什麼?通脹意味著老百姓的財富在縮水,意味著人們生活水準的相對下降,意味著財富在不同階層之間發生轉移,意味著貧富差距的擴大,意味著部分產業發展成本的上升,意味著經濟發展環境的惡化。

經濟泡沫累積帶來挑戰

我國經濟在高速增長的同時,也積累了不少經濟泡沫。高房價就是經濟泡沫的集中表現,還有其他資產價格也比較高。大家都不搞實業,都去玩金融,這本身就是泡沫。許多行業存在嚴重產能過剩,這也是泡沫。很多地方政府建了很多投融資平臺,直接“經營土地”、“經營城市”,效率又不高,“後遺症”很多,這同樣是泡沫。

經濟泡沫如何擠掉?有人說,中國經濟正在“軟著陸”中,“軟著陸”即泡沫擠掉的過程。問題可能沒有這麼簡單,經濟增速和通脹下降並不意味著完整的“軟著陸”。“軟著陸”必須是安全著陸,安全著陸就是隨著經濟增速下滑,經濟結構得到了順利調整,新的增長點逐步形成。如果不是這樣,就會造成企業虧損破產增加、債務負擔加重、金融風險增加,這就是“硬著陸”。而新增長點的形成,要靠制度變革、要素升級和結構優化這“三大發動機”(而不是短期的“三駕馬車”),這需要一個過程。

2012年既是泡沫繼續累積、又是逐漸擠泡沫的非常關鍵的一年。

一是房價仍在高位運行,處於漲不得、跌不得的狀態,繼續漲則引發民眾不滿、繼續跌則恐刺破泡沫。

二是隨著集中還款期的到來,地方政府的收支缺口拉大,債務負擔加重,債務危機如影隨形。

三是隨著基礎設施建設放緩、房地產開發減少、企業效益下降,銀行不良資產在累積,中小銀行的壓力在加大。

四是隨著經濟增速下滑,產能過剩行業和企業的市場需求進一步減少,部分中小企業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

五是隨著美國經濟緩慢復蘇、中國經濟相對放緩,部分熱錢正在面臨留下還是撤走的抉擇,若熱錢大規模快速撤出,則對中國經濟泡沫破滅帶來較大壓力。

六是隨著經濟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日趨複雜,宏觀調控難度加大,稍有不慎就會引發不良後果。所有這些都意味著經濟泡沫正處於漲不得、破不得的狀況中。

現在很多人關心這個泡沫會不會破?如果政府運用高超的宏觀調控技術,將泡沫一點一點地擠掉,又不至於引起經濟危機和社會動盪,同時又適時地培育起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的競爭優勢,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這就算是“軟著陸”了,泡沫就不會破。但2013年這個泡沫將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對此必須引起高度的警惕和重視。

經濟增長動力結構轉型帶來挑戰

經過三十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面臨轉型,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由原來主要依靠外需向主要依靠內需轉型;二是由原來主要靠投資向主要依靠消費轉型;三是由原來主要依靠政府投資向主要依靠社會投資轉型;四是由原來主要依靠普通要素投入向主要依靠高級要素投入轉型。

中國必須推進經濟增長動力結構轉型,否則中速增長都可能難以實現。問題是這種轉型容易嗎?很可能不那麼容易。歷史上日本和拉美都經歷過這種轉型,但沒有轉好,最後陷下去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高收入陷阱”了。我們現在也面臨這個挑戰。

如,外需不行了,就要擴大內需,但擴大內需不那麼容易,因為擴大內需需要增加廣大老百姓的消費,需要解決其就業、收入、社會保障和消費環境等問題。增加收入需要進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需要調整既得利益格局,這就涉及一系列深層次制度變革,而這些變革需要的不僅是時間。

原來主要靠政府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今後要更多地靠社會投資了。但社會投資是用自己的錢投資,投資者會很謹慎,要判斷投資的收益大不大、風險高不高。如果投資者感覺到風險較高、回報不夠多,就不願意投,寧願選擇觀望和投機。

原來主要依靠一般要素(如資源、勞動力等),今後要主要依靠高級要素(如技術、人力資本等)來拉動經濟增長。一般要素我國具有一些優勢,但高級要素則相對稀缺。要轉到依靠高級要素來拉動經濟增長,首先遇到的問題是與發達國家形成了正面的競爭。要利用高級要素,我國的激勵機制特別是產權保護,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

若增長動力結構轉型不到位,則新的增長點形成、新興產業成長、新競爭優勢形成都難以實現,走出經濟低谷也就很難實現。

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調整帶來挑戰

經濟結構調整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涉及很多方面,其中較重要的是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調整。

產業結構調整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淘汰落後產能;二是推進產業升級。淘汰落後產能涉及很多利益格局調整問題,誰都不願意被淘汰。即便是強行淘汰,也要做好補償工作。產業轉型升級需要技術、高素質人才、現代化管理。所有這些都具備了,才能上臺階,這是“驚險的一跳”,很多企業可能跳不過去。到目前為止,真正成功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地區和企業並不多。

區域結構調整也面臨一些新問題。從經濟增速來看,近年來東西部地區之間的差距有所縮小。但在差距縮小的過程中,也出現了新問題:中西部地區的節能減排壓力在增加。去年我國部分節能減排指標任務沒有如期完成,任務完成不太好得多數是中西部地區。

中西部地區現在都在高速發展,主要依靠資源優勢在發展高耗能工業。但現在必須加大節能減排力度,這對中西部地區來說就是一個限制。中西部地區希望國家和東部地區給予保護生態的補償,但現在國家財政收入大幅減少,東部地區經濟增速下滑,補償能力相應下降。

資源環境約束加大帶來挑戰

資源壓力較大集中體現在重要能源和原材料的價格在上升。全球新增的原油需求中國占了百分之七八十。因此全球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產品價格受中國的影響較大。因為中國是一個擁有近14億人口的大國,比國際上已實現工業化國家的人口總和還要多。那些先行工業化國家發展到我們這個階段時人口都只是幾百萬或幾千萬。它們當時主要靠殖民掠奪來滿足工業化快速推進對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

我們這麼一個人口大國進入到工業化中後期階段,需要大規模消耗能源和資源,而我們又不能搞殖民掠奪,必須通過國際市場去購買,所以中國對全球資源能源市場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反過來,由於我們對國際資源需求巨大,價格變動對我國企業的影響就很大,在沒有定價權的情況下還常常受制於人。而且,比較容易開採的礦產大都開採得差不多了,越往後開採成本越高,價格就要進一步上漲,在沒有獲得新的替代能源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承受高價格帶來的高成本。

同時,環境保護帶來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現在全球氣候變暖,在國際上我國面臨越來越大的碳減排壓力。中國2008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全球第一。按照此趨勢下去,到2020年前後全球30%以上的碳排放量都將由中國貢獻,屆時我國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國際壓力。

我們已在國際社會承諾了碳強度減少的任務,到2020年前後估計要承諾碳排放總量控制任務。事實上我們已在國內啟動碳排放交易試點,北京就已規定二氧化碳排放年均超過一萬噸的固定設施排放企業必須納入強制減排範圍。低碳發展乃當今世界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這方面不能過分相信陰謀論者的鼓噪,因為這是西方國家的一個“陽謀”,而非“陰謀”,若我們死抱著陰謀論不放,當世界上多數國家已步入或適用了新的低碳發展規則和秩序時,最終吃虧的一定是我們。二氧化碳只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一種,低碳發展並非只是減少二氧化碳,實質是通過低碳發展解決地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這是一種普世價值,消極應對者最終是要吃虧的。

但我國推進低碳發展面臨幾個特殊挑戰。

第一,我國正處於工業化、城市化中期階段,也就是高碳排放階段。發達國家工業化、城市化已基本完成,已進入低碳階段了。在這個時候強調二氧化碳減排,對我們來說是砍在脖子上,對發達國家來說是砍在尾巴上。我國在高碳階段推進碳減排挑戰巨大。

第二,我國的資源稟賦是一個高碳結構。我國多煤、缺油、少氣,新能源比重也偏低,目前只有9.8%左右。煤炭開採和消費是碳排放的主要來源,我國多煤資源結構不利於推進低碳發展。

第三,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我國處於加工製造的低端環節,不利於低碳發展。在國際分工中,搞加工、組裝碳排放相對較多。而我國處於“微笑曲線”中間的加工製造環節,發達國家則處於“微笑曲線”兩端的設計和行銷環節。實際上這意味著發達國家把很多碳排放的環節移到了中國,導致“碳排放國際轉移”問題。

第四,我國人口多。人口越多,碳排放就越多。近十四億人口,每一個人就是一個碳排放源。

第五,我國的粗放發展模式具有一定的“鎖定效應”。我國現有的發展模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這種模式一旦形成,就形成了“路徑依賴”,想要改掉它,成本很高。

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增加帶來挑戰

近年來,我們一直在強調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因為經濟發展本身並非目的,滿足人的各種需要才是目的。但從經濟學角度看,社會發展會增加成本。大力發展養老、醫療、住房、教育等社會事業,所有這些政府和民眾都是要掏錢的。

公益性教育和醫療是政府的職責,是不能搞產業化的。但如果像計劃經濟時代一樣,將所有公益性和非公益性教育和醫療都壓在政府身上,那政府財政將不堪重負。十三億多人要實現全覆蓋,哪怕是低水準,乘以十三億也是一個巨大數字。僅保障性住房建設就已將許多地方政府財政壓得喘不過氣來。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支出壓力不斷加大,行政事業費支出、基礎設施建設支出、保障性住房建設支出、社會福利支出、維穩支出等都或是剛性,或要增加。但政府收入卻在減少,工商業稅收因中小企業不景氣在減少,土地財政因房價下跌在減少。

導致政府收支缺口拉大,債務負擔增加。“歐豬五國”等陷入主權債務危機,主要原因是經濟增長已不足以支撐龐大的福利負擔,造成資金鏈緊張。即使是富如美國,在醫療改革上也是舉步維艱。福利保障一旦上去,就成為所有人的既得利益,要減下來很難。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人們的福利保障一定會加強,但與此同時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將增加,必須使經濟新增財富能力超過福利保障支出水準,才能保持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而這需要滿足多方面的條件才能實現。

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惡化帶來挑戰

首先,我國產品出口的國際環境惡化了。主要是因為國際經濟危機還在持續。國際經濟危機一般分三個階段演化:第一個階段主要表現為金融機構破產,如雷曼兄弟破產;第二個階段主要表現為“主權債務危機”,如“歐豬五國”的“主權債務危機”;第三個階段主要表現為國際貨幣體系危機。

目前正處於第二個階段上。國際經濟危機何時才能走出來?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能否取得重大的技術進步;二是能否推進重大的制度變革。只有這兩個條件是走出危機的根本出路,像印鈔、發債、降息、放信貸、投資等措施,都是拎著自己的頭髮往上,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危機,且只會為新的危機創造條件。在國際經濟危機還在持續的情況下,國際經濟至少還將低迷兩三年,這對我們的出口帶來較大的不利影響。

其次,我國對外投資的國際環境在惡化。我們不僅要“引進來”,還要“走出去”。不僅要將產品走出去,而且要將投資走出去。但“走出去”也面臨新的問題:其他國家不像我們當初歡迎他們的投資那樣歡迎我們的投資。我們要投資他國的高科技企業和專案,他們就擔心我們竊取他們的技術;我們要投資他國的資源,他們就說我們要控制他們的資源;我們要將開發區建設的經驗移植到國外,他們就說我們要控制其土地。總之,他們以國家安全等種種理由對中國投資進行限制。

再次,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國際環境也一直不太好。由於中國擁有低成本競爭優勢,我們的中低端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價廉物美的競爭力。西方國家不從我國產品價格低主要源自于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環保成本等來考慮,而將中國產品具有競爭力一併歸結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於是,就不斷地通過壓人民幣升值,來削弱中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同時,人民幣匯率還直接受制於美元的變動:美元貶值,人民幣就被動升值。同時,我國外部的整體環境在惡化。隨著我國經濟總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後,美國越來越強調將中國作為其主要的競爭對手,將其戰略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等。

改革阻力增加帶來挑戰

過去三十多年來,我國之所以保持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原因就在於體制改革釋放了巨大的生產率。但隨著我國發展到新階段,面臨一系列新挑戰,出路在於深化改革,但改革面臨兩大障礙:

一是既得利益障礙。由於過去三十年改革採取的是不平衡改革戰略,導致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會改革與經濟改革嚴重不平衡、不協調。在帶來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貧富差距拉大、尋租蔓延等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培育不少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集團由於受益於這種不平衡、不協調的過渡型體制,因而成為新一輪改革的障礙。

二是觀念障礙。改革行動首先要有觀念的突破。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源于思想解放。按理說,現在的觀念應較改革前期更好,但由於不平衡改革本身產生的新問題,使得很多人對改革產生了質疑。

比如,很多人將貧富差距拉大、腐敗嚴重等歸結為市場化改革。殊不知,這些問題不是市場化改革帶來的,而是改革不徹底、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不平衡帶來的。隨著“民粹”流行,原來本已解決的觀念問題現又成為問題了。如國有企業改革本來在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就有了明確的說法,要收縮國有經濟戰線,要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要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但現在討論國有企業改革反而會引起很多上綱上線的爭論。更令人擔憂的是,改革的阻力在增加。

改革阻力增加,改革自然就難以推進,一些深層次問題就不能解決。深層次問題不能解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諧社會建設等就難以正常推進,我國的可持續發展就面臨挑戰。

認清問題和挑戰是應對挑戰的前提,其實挑戰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不知道挑戰在哪里,稀裏糊塗地倒在挑戰中。認清了挑戰後,我們完全可能應對好挑戰,因為過去的歷史反復證明,我們就是在應對一個一個挑戰中不斷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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