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觀濤早在八十年代所提出的「超穩定結構」據說曾讓中國史學界耳目一新，但一九八九年之後，金教授受六四牽連，出走香港，和夫人劉青峰一直在中文大學任教至退休。網路上迄今有大陸批判金觀濤史論的文章，反而無形讓我更加肯定金氏說法。
金氏在香港一地，既有曾在共產中國的經歷，又能接觸兩岸近代史家著作，旁徵博引，立論紮實。他所提出的「社會超穩定結構」，並不對個別人物或事件臧否，而是企圖從中國的社會組織中找出一個公式，解釋中國近代史何以會出現如此的發展。在這個公式底下，中國近代史的每個事件與轉折都必然會發生，而非一二人一時的取捨所造成。比如今日大陸仍很愛討論歷史上的「如果」，像是如果清廷的立憲改革成功，如果洪憲帝制沒有發生，如果日本不發動七七事變，如果國共內戰時國民黨打贏了，諸如此類。但對金觀濤而言，這些事情不可能發生，因為時不我予，這都不是檯面上的人物可以左右的。
在我看來，這是非常唯物史觀的觀點，歷史不是由「人」主導的，而是「環境」造成的。他對「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的解釋，是將社會分做三個層次（上層的官僚、中層的鄉紳、下層的宗法家族）同樣歸結在儒家意識形態上，顯然是參考馬克思的上層結構和下層結構的方法來建立中國傳統社會的模型。金觀濤認為，這種模型是因應中國人口繁多卻耕地有限的自然環境限制所發展而來，自秦大一統以來，已經運行兩千餘年，相當穩固。這麼穩固的社會結構是中國文明所以朝代更易，屢遭兵燹，卻仍然能延續不輟的主因，但也因為如此穩固的系統，使中國的發展陷入停滯，缺乏歐洲啟蒙思想和工業革命的契機。一直到清末歐洲以先進的科技衝擊中國，才開始讓中國偏離原來的超穩定結構。然而，中國在接受衝擊和巨大的社會變遷後，仍然重回這個「超穩定結構」之下，延續中國傳統社會的狀態。
這是金氏和其他史家最大的差異，當多數歷史學者認為清代之前和民國以後的歷史發展是徹底割裂的時候，金觀濤卻認為今日中國社會仍是舊日中國結構的延續，只是「外貌」看起來不一樣而已。其實這種觀點也有愈來愈多人開始採用，比如今日批評中共制度者，很多都提到中共實與過去專制政權沒有二致，但其甚於過去帝王專制之處，在於中共以綿密的黨政系統，深入到每個人身上，其管束能力之大，非過去帝王專制所能相比。這也是金觀濤的看法，他認為中共（準確地說是毛澤東）將共產主義與儒家思想結合，俾使能充分掌握農村的生產及動員能力，順利「融入」超穩定結構當中。這一點在陳冠中新書《中國天朝與香港》竟完全的佐證。他提到強世功的《中國香港》一書，這位曾經供職中聯辦的中共黨人，非常明確把中共跟儒家思維結合在一起，認為中共繼承了儒家的「仁」，又說共產主義中有儒家的思想。若從金觀濤的觀點，這都是毛澤東刻意扭曲馬列思想，使其可以適用中國農村秩序的結果。
也因此，在金觀濤的筆下，毛澤東成為一個很獨特的例外。當所有人都受限在時代的潮流不能自己時，彷彿只有毛澤東看透了中國社會發展的癥結，直搗黃龍，在這個大時代變革的過程中，順利和超穩定結構結合在一起，成為近代中國史最大的贏家。但是，即便如此，毛澤東也無法突破超穩定結構的侷限，特別是金觀濤指毛驟然結束「新民主主義」後，完全走入計畫式經濟的社會主義狀態，與中國社會底層的「超穩定結構」結合得更為緊密。如果中國的超穩定結構，讓中國的發展永遠處在周期循環，無法像歐洲那樣在文化和經濟上有突破的進展，則中國在超穩定結構中歷經傳統王朝的盛世之後，必然會逐步衰退。
就過去的經驗論，中國王朝的崩潰始於土地兼併嚴重，農民無以為生，出現大量流民和亂民，鄉村凋敝，城市卻有畸形的繁榮（所有金錢都流入城市），此時巨大的貧富差距容易引爆民亂，若牽連廣泛，就會推翻政權。但傳統社會有鄉紳和家族宗法不受官僚控制，如今的中共政權的官僚控制則是深入每個個人，民間力量幾乎完全消滅，似乎難以重現傳統中國政權更替的契機。但新世紀開始風行的網路，卻隱約可以成為新的民間力量。網路之於中國不是新收新知的管道，而是相互聯繫的媒介，這一點在這一兩年愈趨明顯。如此變化會不會填補共產中國缺少民間社會的空白，值得觀察。
當然，金觀濤不敢預測未來的發展，是書付梓之際，中國尚沒有如今這般榮景，更不要說有網際網路這種新奇的東西。但我認為他的超穩定結構觀點相當精準，雖然加入新的變數（中國開始「走資」，逐步成為市場經濟，成為世界產業分工的一環），似乎也沒有撼動固有的超穩定結構。當然，超穩定架構的中介已經從仕紳階級變成黨官，中共的教條取代儒家成為貫穿社會各階層的意識形態，如斯狀態會不會因襲過去的輪迴，不得而知。今日的中國顯然處處呈現王朝末期的態勢：城市畸形的繁榮，鄉間兼併嚴重（被地方政府強徵賣給土地開發商），剩餘勞動力開始流竄（城市裡的民工），跟元末、明末、太平天國前的清代頗為類似。是以如今中共的「維穩」方針，在沒有未雨綢繆的情況之下，似乎也是時代發展下不得不採取的走向。
至於台灣，這個金觀濤不太提及的地區，是否可能成為一個參考值？他文中僅提到：「國民黨退守台灣後，大崩潰也極大地消除組織系統內的無組織力量，軍隊幹部的腐敗有了明顯好轉，蔣介石第一次真正控制住了國民黨。上百萬的軍政人員集中台灣一地，...國民黨也開始了不同於大陸時期的發展歷程，整個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頁386）此後便將重心放在毛澤東控制下的中國。國民黨最大的變革在於讓台灣農村變成一個以自耕農為主的環境，地主的控制力大幅削弱。但相較於大陸直接消滅地主階級，台灣的狀況似乎是地主憑藉知識或殘餘的社會影響力轉入政治，透過地方選舉進入官僚系統，成為台灣所謂的地方勢力。台灣的方式似乎是透過選舉重塑過去以科舉取士建立出來的縱向關係，繼而也出現了一種貌似西方民主政治，卻相當膠著於地方勢力的政治現況。
但台灣是晚近才有漢人移居，充其量只是閩粵沿海一帶的延伸。在日本統治台灣之前，台灣是否就有完備的超穩定結構？還是國民黨所接收的，實是由日本所改造後的台灣社會結構？此處已經超出我可以理解的範圍，只好就此打住。
金氏在香港一地，既有曾在共產中國的經歷，又能接觸兩岸近代史家著作，旁徵博引，立論紮實。他所提出的「社會超穩定結構」，並不對個別人物或事件臧否，而是企圖從中國的社會組織中找出一個公式，解釋中國近代史何以會出現如此的發展。在這個公式底下，中國近代史的每個事件與轉折都必然會發生，而非一二人一時的取捨所造成。比如今日大陸仍很愛討論歷史上的「如果」，像是如果清廷的立憲改革成功，如果洪憲帝制沒有發生，如果日本不發動七七事變，如果國共內戰時國民黨打贏了，諸如此類。但對金觀濤而言，這些事情不可能發生，因為時不我予，這都不是檯面上的人物可以左右的。
在我看來，這是非常唯物史觀的觀點，歷史不是由「人」主導的，而是「環境」造成的。他對「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的解釋，是將社會分做三個層次（上層的官僚、中層的鄉紳、下層的宗法家族）同樣歸結在儒家意識形態上，顯然是參考馬克思的上層結構和下層結構的方法來建立中國傳統社會的模型。金觀濤認為，這種模型是因應中國人口繁多卻耕地有限的自然環境限制所發展而來，自秦大一統以來，已經運行兩千餘年，相當穩固。這麼穩固的社會結構是中國文明所以朝代更易，屢遭兵燹，卻仍然能延續不輟的主因，但也因為如此穩固的系統，使中國的發展陷入停滯，缺乏歐洲啟蒙思想和工業革命的契機。一直到清末歐洲以先進的科技衝擊中國，才開始讓中國偏離原來的超穩定結構。然而，中國在接受衝擊和巨大的社會變遷後，仍然重回這個「超穩定結構」之下，延續中國傳統社會的狀態。
這是金氏和其他史家最大的差異，當多數歷史學者認為清代之前和民國以後的歷史發展是徹底割裂的時候，金觀濤卻認為今日中國社會仍是舊日中國結構的延續，只是「外貌」看起來不一樣而已。其實這種觀點也有愈來愈多人開始採用，比如今日批評中共制度者，很多都提到中共實與過去專制政權沒有二致，但其甚於過去帝王專制之處，在於中共以綿密的黨政系統，深入到每個人身上，其管束能力之大，非過去帝王專制所能相比。這也是金觀濤的看法，他認為中共（準確地說是毛澤東）將共產主義與儒家思想結合，俾使能充分掌握農村的生產及動員能力，順利「融入」超穩定結構當中。這一點在陳冠中新書《中國天朝與香港》竟完全的佐證。他提到強世功的《中國香港》一書，這位曾經供職中聯辦的中共黨人，非常明確把中共跟儒家思維結合在一起，認為中共繼承了儒家的「仁」，又說共產主義中有儒家的思想。若從金觀濤的觀點，這都是毛澤東刻意扭曲馬列思想，使其可以適用中國農村秩序的結果。
也因此，在金觀濤的筆下，毛澤東成為一個很獨特的例外。當所有人都受限在時代的潮流不能自己時，彷彿只有毛澤東看透了中國社會發展的癥結，直搗黃龍，在這個大時代變革的過程中，順利和超穩定結構結合在一起，成為近代中國史最大的贏家。但是，即便如此，毛澤東也無法突破超穩定結構的侷限，特別是金觀濤指毛驟然結束「新民主主義」後，完全走入計畫式經濟的社會主義狀態，與中國社會底層的「超穩定結構」結合得更為緊密。如果中國的超穩定結構，讓中國的發展永遠處在周期循環，無法像歐洲那樣在文化和經濟上有突破的進展，則中國在超穩定結構中歷經傳統王朝的盛世之後，必然會逐步衰退。
就過去的經驗論，中國王朝的崩潰始於土地兼併嚴重，農民無以為生，出現大量流民和亂民，鄉村凋敝，城市卻有畸形的繁榮（所有金錢都流入城市），此時巨大的貧富差距容易引爆民亂，若牽連廣泛，就會推翻政權。但傳統社會有鄉紳和家族宗法不受官僚控制，如今的中共政權的官僚控制則是深入每個個人，民間力量幾乎完全消滅，似乎難以重現傳統中國政權更替的契機。但新世紀開始風行的網路，卻隱約可以成為新的民間力量。網路之於中國不是新收新知的管道，而是相互聯繫的媒介，這一點在這一兩年愈趨明顯。如此變化會不會填補共產中國缺少民間社會的空白，值得觀察。
當然，金觀濤不敢預測未來的發展，是書付梓之際，中國尚沒有如今這般榮景，更不要說有網際網路這種新奇的東西。但我認為他的超穩定結構觀點相當精準，雖然加入新的變數（中國開始「走資」，逐步成為市場經濟，成為世界產業分工的一環），似乎也沒有撼動固有的超穩定結構。當然，超穩定架構的中介已經從仕紳階級變成黨官，中共的教條取代儒家成為貫穿社會各階層的意識形態，如斯狀態會不會因襲過去的輪迴，不得而知。今日的中國顯然處處呈現王朝末期的態勢：城市畸形的繁榮，鄉間兼併嚴重（被地方政府強徵賣給土地開發商），剩餘勞動力開始流竄（城市裡的民工），跟元末、明末、太平天國前的清代頗為類似。是以如今中共的「維穩」方針，在沒有未雨綢繆的情況之下，似乎也是時代發展下不得不採取的走向。
至於台灣，這個金觀濤不太提及的地區，是否可能成為一個參考值？他文中僅提到：「國民黨退守台灣後，大崩潰也極大地消除組織系統內的無組織力量，軍隊幹部的腐敗有了明顯好轉，蔣介石第一次真正控制住了國民黨。上百萬的軍政人員集中台灣一地，...國民黨也開始了不同於大陸時期的發展歷程，整個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頁386）此後便將重心放在毛澤東控制下的中國。國民黨最大的變革在於讓台灣農村變成一個以自耕農為主的環境，地主的控制力大幅削弱。但相較於大陸直接消滅地主階級，台灣的狀況似乎是地主憑藉知識或殘餘的社會影響力轉入政治，透過地方選舉進入官僚系統，成為台灣所謂的地方勢力。台灣的方式似乎是透過選舉重塑過去以科舉取士建立出來的縱向關係，繼而也出現了一種貌似西方民主政治，卻相當膠著於地方勢力的政治現況。
但台灣是晚近才有漢人移居，充其量只是閩粵沿海一帶的延伸。在日本統治台灣之前，台灣是否就有完備的超穩定結構？還是國民黨所接收的，實是由日本所改造後的台灣社會結構？此處已經超出我可以理解的範圍，只好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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