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2012年4月16日,布魯金斯中心(中文連結

編者注:中國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解職和對薄熙來妻子涉入英國商人謀殺案的調查讓中國即將舉行的權力交接再度成為關注焦點。耶魯全球在線通過一系列文章分析了中國的內部分歧及其對外交政策的影響,李成在上篇中對中國領導層的三個趨勢進行了解析。

薄熙來,一個富有魅力但野心勃勃的政治局委員,他的下台吸引了無數眼球,而這不過是中國悠長的權力政治史上最新的一頁。儘管如此,海外中國分析家普遍的觀點因此事而變化極大。在薄熙來危機之前,許多人相信中國政治的制度化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可以讓即將到來的領導層交接如之前2002年那樣平穩有序。現在隨著危機的展開,很多人認為薄熙來的解職不過是另一次政治清洗,是險惡的政治鬥爭一般模式的重現。

這兩種觀點都可能是非常誤導的,因為這兩種觀點都沒有把領導層政治跟當今中國更大範圍內的權力轉移充分地聯繫在一起。分析家所面臨的挑戰是為最近的戲劇化事件底下的趨勢提供全面、有理有據的評估。權力轉移中的三種平衡的趨勢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種轉移可以表述為「弱勢領導, 強勢派系」。在過去二十多年裏,中國逐漸不再實行如毛澤東或鄧小平那樣的強人領袖統治,轉向集體型領導。在中國第三、第四代領導層中,江澤民和胡錦濤都不過是「一把手」。他們權力的稀釋部分是因為他們沒有革命的經歷做本錢,但主要是公眾意見的改變和不斷加強的制度性制約的結果。

例如,中國的博客批評胡錦濤,指他「不作為」,無論公平與否。一些著名學者甚至把他的兩任期間描述為「失落的十年」。總理溫家寶也被認為是「軟弱」和「沒效率」。這些批評也許並不代表大眾的觀點,但是它們仍然削弱了胡溫執政的權威。由於未來的領袖習近平和李克強沒什麼政績,還面臨不斷加劇的黨內競爭,他們很可能比前輩更弱勢,不得不更多地依賴集體領導。

集體領導自然地讓派系政治變得更加動態。中國共產黨領導現在的結構可以被成為「一黨,兩聯盟」,兩者相互平衡。這兩派分別是由胡錦濤領導的「民粹聯盟」,以及在江澤民時代出現的「精英聯盟」,現在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所領導。

「精英聯盟」包括太子黨和上海幫。太子黨是有著高層領導家庭背景的領導人。而民粹聯盟包括來自共青團的領導,亦即「團派」,是胡錦濤的權力基礎。兩派的政策優先考慮剛好相反。精英派傾向于強調經濟效率和GDP增長,而民粹派堅持社會正義和社會凝聚力。總的來說,精英集團主宰著經濟領域,代表著沿海地區的利益,而民粹集團主導黨的各種組織,聲稱代表內陸地區所關心的事情。

黨派政治在中國不是新鮮事,但也不再是成王敗寇的遊戲了。這兩大陣營實力相當。他們在領導最高層內部平分席位,達到幾乎完美的平衡。他們也讚揚對方的專業知識。近年來政治局兩位冉冉上升的明星的隕落——2006年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和2012年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便是「弱勢領導,強勢派系」的明證。黨派領導會因為傳聞而輕易被撤掉,但黨派勢力強大,不會被解散。取代陳良宇和薄熙來的領導跟他們的前任一樣,來自同一陣營。

第二種權力轉移可以被描述為「弱勢政府,強勢利益集團」。中國有著強大的財政和政治資源,但政府面臨著嚴重的問題,例如經濟不平等、通脹、地方債務增長、腐敗氾濫、環境惡化、資源短缺、公共健康無保障,還有新疆和西藏的民族矛盾。

國務院在控制省、甚至是關鍵國有企業上越發無效。「總理控制不了總經理」,這刻薄的話在網上流傳甚廣,總結了中央政府的弱點。兩派間的矛盾容易讓決策過程變得冗長和更加複雜,甚至可能在某個時候以僵局告終。

更重要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年的歷史中,利益集團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強大。例如,跟房地產發展相關的各種主體成為了最強大的特殊利益集團,這解釋了為什麼中國用了十三年才通過了反壟斷法,為什麼上個十年的宏觀控制政策很大程度上無效,以及為什麼大家都看到的房地產泡沫會被允許繼續增長。

也許最有爭議的權力轉移是第三種,即「弱勢政黨,強勢國家」。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的執政黨,包括390萬個基層組織和8千萬名黨員。由於缺乏有組織的反對黨,共產黨似乎無法被挑戰。但仔細閱讀中共官員的言辭,可以發現有關合法性的迫在眉睫的危機感。2009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決定公開承認,黨內許多問題因為國內外的新形式而加劇,「嚴重削弱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決定把黨內民主形容為「黨的生命」。

中國的政治改革,包括黨內民主,在過去三年裏幾乎毫無進展。其中原因有兩:第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讓西方的招牌受損,讓部分左派中國知識份子高唱中國一黨專政的優越性。第二,阿拉伯之春讓党的領導層驚心不已,害怕類似的抗議會在國門內發生。

中國在2009年花在「維護社會穩定」的經費幾乎跟國家軍費開支相同,顯示了中國的軟肋。加上薄熙來事件,黨的聲譽受損。近年來大量的資本外流,據估計來自腐敗的官員,進一步顯示了黨精英缺乏信心。在此之上,自由派知識份子最近要求實施憲政,以及軍隊高官要求建立國家的軍隊而不是黨的軍隊,都構成對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挑戰。

中共內部的麻煩不意味著作為整體的中國的軟弱。1989年天安門事件跟薄熙來危機的根本區別之一是,在薄熙來事件中,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幾乎完全沒有受擾。這顯示了中國社會的成熟以及國家的實力。

儘管這些權力的轉移給中國的管治帶來了新矛盾和不確定感,但從更廣闊的角度看,應該把他們看作是鼓勵發展。領導層中的黨派之間的制衡、動態的利益集團,加上大家都認同中國是新興大國,都可能是向民主轉變過程中的因素。在不遠的將來,中國觀察家的焦點不應該只是中國共產黨如何有效地利用法律程式來處理薄熙來一案,還有領導層在選擇高層領導人和尋找合法性新來源的時候,能否大膽地採用新的選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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