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柏楊真的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人，僅從他在獄中完成的三部書稿：中國人史鋼、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中國歷史年表，（還有一部完成一半的中國歷代官制），不由得打從心裡佩服。在獄中如此有限的資料當中，要寫出如此多部大部頭的書，要有何其深的涵養，實在讓人罔想罔知。
但是他的價值觀，卻讓他所寫的「中國人史綱」視野無法廣闊。我不知道他為何對儒學如此的痛恨，以致從半信史時期，就對儒家所推崇的三皇五帝輒以嘲諷，直至東漢（而三國六朝既是以玄學清談為主，對儒學的著墨也就相對減少了）。我們的確可以合理的懷疑，如果孔子的政治理念無法被春秋時的諸國所接受，為什麼我們仍將他的教條奉為圭臬兩千餘年，還將當時的公侯給妖魔化，只為了給孔子一個「至聖」的頭銜？但即便如此，儒家學說也沒有必要去承擔一些原本不屬於他的過錯。比如西漢，如果我的高中歷史記憶沒錯，漢武帝的「罷黜百家，讀尊儒術」，不過是「援儒飾法」的手段。儒術的禮教，只是一面大旗，藏在大旗後面的，是法家的「嚴刑峻罰」。皇帝也知道人民不可能會乖乖遵守沒有強制約束力的「禮」，唯有用有懲罰性質的「法」，人民才不敢造次。從此儒法合一，互為遮掩。孔子又如何得知，他理想的大同世界，被人拿來實行在現實社會，僅能勉強有「小康」之世？
而老莊之學，似乎就更為無辜。先秦十家有所謂「陰陽家」者，他們假托地理氣象、四時天文的變化來規勸人君謹慎治理他們自己的封國（雖然政治紛擾的時候，總是很巧合的會出現一些「亂象」，但我想只要政治清明，即便會遭逢天災，政府還是有能力幫人民度過難關。天災異變，並不是朝代衰亡的主因）。柏楊先生也許受到道教「借用」黃帝老聃的影響，而誤以為道家也興卜筮凶吉、煉丹畫符，其實諸此種種，跟道家學派一點關係也沒有，即是在魏晉南北朝的世族大家崇尚玄學，喜談老莊，也不至於跟道教有太大關連。反而是原本應該以儒學為主的儒生，不知怎地學起陰陽家那套方法，也喜歡用天文論災異了（這種學問還有個名字，叫「讖緯之學」。「讖」就是隱藏在字裡行間的預言，「緯」則是指緯書，相對於經書，就是從經書的字裡行間假托出一套預言方法的書籍）。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王莽稱帝。當時若不是讖緯之學大盛，大家都迷信漢朝國威已衰，而新主將會取而代之，王莽怎麼可能做到「和平轉移政權」這麼重大的任務，而沒有任何「替天行道」或「匡復大漢」這種起義組織？（不過他的之後的作為還是讓百姓不免「思漢」起來，起而推翻這個「新朝」）由此可知，儒學在漢朝時已經產生相當大的質變，這跟秦始皇「焚書」及楚漢相爭時的戰亂固然有很大的關連，但同時也可以看的出來，儒生為了要在大一統的帝國之下可以得到當權者的賞識，進一步操控政治權力，他們發現用「老天爺」來壓制皇帝，遠比用禮教來的有效的多。在不影響五經（或六經）的權威之下，任何的改變都是可接受的。雖然西漢的古文學派嘗試要「矯正」這種偏向，但西漢一直以來就是以這種帶有讖緯性質的今文學派為主流。今古文經之爭在西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不可不謂為大事，但柏楊先生卻沒有提及，也許他認為這與政權的角逐無甚相關吧。
除了儒學的問題以外，柏楊先生在書中所用的紀年方式亦頗令人玩味。同樣是西元紀年，柏楊先生似乎特別喜歡以「世紀」當作分別年代的標準。這種脫離一般人們所習慣的西元紀年或朝代紀年，其實我十分不適應，尤其是○○世紀○○年代，這種流行於近世的時代用法，用於世事變遷頗大的近代，或者說用於我們所生活的當下，似乎比較有實用性，至少對我而言，我會比較習慣看到「西元684年」，而不是「第七世紀80年代」（對了，在這裡可以注意到一點，我們說西元2001年，為21世紀的第一年，意即耶穌誕生四年後，第1世紀就已經來臨，就好像中國人在算「虛歲」一樣，一出生就是「一歲」。這樣在換算的過程中，往往容易換算錯誤。我甚至看過有人將1860~1869年寫成「18世紀60年代」，讓人不禁啞然失笑）。這種紀年方式用於西元前更顯得不方便，所以用西元而不用年號的立意是好的，但將西元紀年複雜化，讓人們還得在年代中進行換算，實在不是高明之舉。
不過無論如何，這本書還是給了我許多平常不容易得知的歷史段落，比如說五胡十六國道南北朝這段混亂的歷史，我們的歷史教育只是教我們去背那些短暫而繁雜的國名來應付考試，我們怎麼會知道在繁多的國名背後，充斥的是統治者的荒淫和百姓的痛苦，整本書（上集）不到四分之一的篇幅中，屢屢提及老百姓不堪戰亂帶來的飢荒，必須食人的慘況；曾經為王的勝者一旦戰敗淪為盜寇，下場也只有一死，連為階下囚的機會都沒有。南朝的宋、齊、梁、陳也是在屠殺和叛變的政治史上混亂的輪替，除去了世家門第，人民更是毫無安全財產的保障。
不過諷刺的是，在中國歷史，這樣的弱勢或亂世，往往締造了政治以外的黃金時期。有著北方強大外患的東晉與兩宋，成就了中國書法及繪畫兩個黃金時期；積弱不振的明代，其家具是中國工藝發展的巔峰。但是令人感嘆的是，東晉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是門第文化下的產物；而宋代畫院的興盛，或明代家具的發展，則是為了滿足皇室裝潢的需要，及文人對於其贊助者富商的回饋。最好的事與最壞的事，往往是一體的兩面。中國似乎改變不了這種民情：我們無力讓所有人達到「均富」的目標，但中國要發達，只要讓「一部份人富起來」就好了。所以自古以來一直存在的「既得利益階級」，除了皇室以外，從分封的公侯、擁有特定「技能」的知識份子、倚靠血統確立的門第、到考取科舉的「讀書人」，從來不曾中斷，即使今日的中國努力的「改革開放」，也只是讓新一批的既得利益階級茁壯而已。我可以想像在廣褒的大地上有一個家庭，從五胡亂華開始，他們經歷了天災、戰禍、暴政、改朝換代，每個世代的繁華他們不曾經歷，但每次的災亂卻不曾缺席，他們經歷了千辛萬苦，刻苦生存，只為了過安穩的日子，可以混口飯吃。我們看不見，是因為我們的歷史根本無暇去記下一筆，我們的歷史忙於紀錄政治的傾軋，官宦的奢華，那些「富起來」的人…。
也許相較之下，生活在台灣的「中國人」似乎過著中國有史以來最幸福的日子，但我們距離「苛政猛於虎」的時代並沒有太遠，而對岸的大陸，甚至沒有脫離「專制統治」的陰影。柏楊筆下書寫的歷史，並沒有因為帝制的結束而隨著煙消雲散，這樣的日子並沒有因為皇帝的消失而有所改變。柏楊將責任歸咎給帝制的「幫兇」儒家思想，控制我們兩千餘年的「餘毒」在我們身上揮之不去。但中國共產黨吸收了「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將中國的「孔家店」徹底的從中國人的身上摧毀，我們卻仍然看到文化大革命那種無恥的政治爭奪戕害了中國境內半數以上的古文物與一代中國人的命運。結果「孔家店」也不過是個利用的介質而已。只要這種自私的心態一直存在，我們的歷史就會一直這麼走下去。
最後，我想拿普魯斯特的一段話作為註腳：
好書了不起的特質之一就是，對作者而言可說是「結論」，對讀者來說則是「刺激」……。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作者離我們而去時，就是我們智慧開始發芽的時候。在作者只能挑起我們心的慾望時，我們卻希望他也能提供解答給我們……這是閱讀的價值，也是不足之處。
不過也因為這個不足，我們才更需要用文字去紀錄，而不是只用言語去談論吧。
93/3/20一修於台中
但是他的價值觀，卻讓他所寫的「中國人史綱」視野無法廣闊。我不知道他為何對儒學如此的痛恨，以致從半信史時期，就對儒家所推崇的三皇五帝輒以嘲諷，直至東漢（而三國六朝既是以玄學清談為主，對儒學的著墨也就相對減少了）。我們的確可以合理的懷疑，如果孔子的政治理念無法被春秋時的諸國所接受，為什麼我們仍將他的教條奉為圭臬兩千餘年，還將當時的公侯給妖魔化，只為了給孔子一個「至聖」的頭銜？但即便如此，儒家學說也沒有必要去承擔一些原本不屬於他的過錯。比如西漢，如果我的高中歷史記憶沒錯，漢武帝的「罷黜百家，讀尊儒術」，不過是「援儒飾法」的手段。儒術的禮教，只是一面大旗，藏在大旗後面的，是法家的「嚴刑峻罰」。皇帝也知道人民不可能會乖乖遵守沒有強制約束力的「禮」，唯有用有懲罰性質的「法」，人民才不敢造次。從此儒法合一，互為遮掩。孔子又如何得知，他理想的大同世界，被人拿來實行在現實社會，僅能勉強有「小康」之世？
而老莊之學，似乎就更為無辜。先秦十家有所謂「陰陽家」者，他們假托地理氣象、四時天文的變化來規勸人君謹慎治理他們自己的封國（雖然政治紛擾的時候，總是很巧合的會出現一些「亂象」，但我想只要政治清明，即便會遭逢天災，政府還是有能力幫人民度過難關。天災異變，並不是朝代衰亡的主因）。柏楊先生也許受到道教「借用」黃帝老聃的影響，而誤以為道家也興卜筮凶吉、煉丹畫符，其實諸此種種，跟道家學派一點關係也沒有，即是在魏晉南北朝的世族大家崇尚玄學，喜談老莊，也不至於跟道教有太大關連。反而是原本應該以儒學為主的儒生，不知怎地學起陰陽家那套方法，也喜歡用天文論災異了（這種學問還有個名字，叫「讖緯之學」。「讖」就是隱藏在字裡行間的預言，「緯」則是指緯書，相對於經書，就是從經書的字裡行間假托出一套預言方法的書籍）。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王莽稱帝。當時若不是讖緯之學大盛，大家都迷信漢朝國威已衰，而新主將會取而代之，王莽怎麼可能做到「和平轉移政權」這麼重大的任務，而沒有任何「替天行道」或「匡復大漢」這種起義組織？（不過他的之後的作為還是讓百姓不免「思漢」起來，起而推翻這個「新朝」）由此可知，儒學在漢朝時已經產生相當大的質變，這跟秦始皇「焚書」及楚漢相爭時的戰亂固然有很大的關連，但同時也可以看的出來，儒生為了要在大一統的帝國之下可以得到當權者的賞識，進一步操控政治權力，他們發現用「老天爺」來壓制皇帝，遠比用禮教來的有效的多。在不影響五經（或六經）的權威之下，任何的改變都是可接受的。雖然西漢的古文學派嘗試要「矯正」這種偏向，但西漢一直以來就是以這種帶有讖緯性質的今文學派為主流。今古文經之爭在西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不可不謂為大事，但柏楊先生卻沒有提及，也許他認為這與政權的角逐無甚相關吧。
除了儒學的問題以外，柏楊先生在書中所用的紀年方式亦頗令人玩味。同樣是西元紀年，柏楊先生似乎特別喜歡以「世紀」當作分別年代的標準。這種脫離一般人們所習慣的西元紀年或朝代紀年，其實我十分不適應，尤其是○○世紀○○年代，這種流行於近世的時代用法，用於世事變遷頗大的近代，或者說用於我們所生活的當下，似乎比較有實用性，至少對我而言，我會比較習慣看到「西元684年」，而不是「第七世紀80年代」（對了，在這裡可以注意到一點，我們說西元2001年，為21世紀的第一年，意即耶穌誕生四年後，第1世紀就已經來臨，就好像中國人在算「虛歲」一樣，一出生就是「一歲」。這樣在換算的過程中，往往容易換算錯誤。我甚至看過有人將1860~1869年寫成「18世紀60年代」，讓人不禁啞然失笑）。這種紀年方式用於西元前更顯得不方便，所以用西元而不用年號的立意是好的，但將西元紀年複雜化，讓人們還得在年代中進行換算，實在不是高明之舉。
不過無論如何，這本書還是給了我許多平常不容易得知的歷史段落，比如說五胡十六國道南北朝這段混亂的歷史，我們的歷史教育只是教我們去背那些短暫而繁雜的國名來應付考試，我們怎麼會知道在繁多的國名背後，充斥的是統治者的荒淫和百姓的痛苦，整本書（上集）不到四分之一的篇幅中，屢屢提及老百姓不堪戰亂帶來的飢荒，必須食人的慘況；曾經為王的勝者一旦戰敗淪為盜寇，下場也只有一死，連為階下囚的機會都沒有。南朝的宋、齊、梁、陳也是在屠殺和叛變的政治史上混亂的輪替，除去了世家門第，人民更是毫無安全財產的保障。
不過諷刺的是，在中國歷史，這樣的弱勢或亂世，往往締造了政治以外的黃金時期。有著北方強大外患的東晉與兩宋，成就了中國書法及繪畫兩個黃金時期；積弱不振的明代，其家具是中國工藝發展的巔峰。但是令人感嘆的是，東晉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是門第文化下的產物；而宋代畫院的興盛，或明代家具的發展，則是為了滿足皇室裝潢的需要，及文人對於其贊助者富商的回饋。最好的事與最壞的事，往往是一體的兩面。中國似乎改變不了這種民情：我們無力讓所有人達到「均富」的目標，但中國要發達，只要讓「一部份人富起來」就好了。所以自古以來一直存在的「既得利益階級」，除了皇室以外，從分封的公侯、擁有特定「技能」的知識份子、倚靠血統確立的門第、到考取科舉的「讀書人」，從來不曾中斷，即使今日的中國努力的「改革開放」，也只是讓新一批的既得利益階級茁壯而已。我可以想像在廣褒的大地上有一個家庭，從五胡亂華開始，他們經歷了天災、戰禍、暴政、改朝換代，每個世代的繁華他們不曾經歷，但每次的災亂卻不曾缺席，他們經歷了千辛萬苦，刻苦生存，只為了過安穩的日子，可以混口飯吃。我們看不見，是因為我們的歷史根本無暇去記下一筆，我們的歷史忙於紀錄政治的傾軋，官宦的奢華，那些「富起來」的人…。
也許相較之下，生活在台灣的「中國人」似乎過著中國有史以來最幸福的日子，但我們距離「苛政猛於虎」的時代並沒有太遠，而對岸的大陸，甚至沒有脫離「專制統治」的陰影。柏楊筆下書寫的歷史，並沒有因為帝制的結束而隨著煙消雲散，這樣的日子並沒有因為皇帝的消失而有所改變。柏楊將責任歸咎給帝制的「幫兇」儒家思想，控制我們兩千餘年的「餘毒」在我們身上揮之不去。但中國共產黨吸收了「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將中國的「孔家店」徹底的從中國人的身上摧毀，我們卻仍然看到文化大革命那種無恥的政治爭奪戕害了中國境內半數以上的古文物與一代中國人的命運。結果「孔家店」也不過是個利用的介質而已。只要這種自私的心態一直存在，我們的歷史就會一直這麼走下去。
最後，我想拿普魯斯特的一段話作為註腳：
好書了不起的特質之一就是，對作者而言可說是「結論」，對讀者來說則是「刺激」……。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作者離我們而去時，就是我們智慧開始發芽的時候。在作者只能挑起我們心的慾望時，我們卻希望他也能提供解答給我們……這是閱讀的價值，也是不足之處。
不過也因為這個不足，我們才更需要用文字去紀錄，而不是只用言語去談論吧。
93/3/20一修於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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