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長鍾山石窟 菩薩像


陜北一直以來都是貧困的地方,迄今亦然。毛澤東當年為躲避國民黨的追擊,逃到這窮鄉僻壤,這裡謀生困難,但有天險。黃土高原有許多陡直的峭壁,易守難攻。當年沒有全球衛星定位,也沒有巡弋飛彈,國民黨只能駐紮在關中平原,用圍堵的方式防止共軍勢力擴大。

陜北雖窮,卻有大量的佛造石窟,而且多為北宋時造,最精美者是位於延安市的子長鍾山石窟,內有三尊大佛,兩側各有阿難、迦葉兩弟子及脅侍菩薩,石柱、石壁全刻滿小尊佛像,原來全有彩繪,今雖大半脫落,仍舊非常驚人。宋代雕刻真可說是唐代雕刻之後又一高峰,以後逐漸僵化,每況愈下。陜北其他石窟多風化過甚,或已遭破壞,但可以想見,當時壯觀的程度,大概也與唯一留存最好的子長鍾山石窟沒有兩樣。

如此大量開窟,自有其歷史淵源。今日陜北,正是當年北宋和西夏的交界處,兩軍交戰,北宋每每潰敗。北宋初期鎮守西夏有一位著名的文人,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可惜他文筆雖好,但不能統御軍隊,屢戰屢敗的結果,即是用大量的金銀絹緞來換取暫時的和平。北宋朝廷,我想一方面要鎮慰亡靈,再方面(更實際的方面)要撫弭軍眷的哀痛,才不惜花費大量人力物力,沿著宋夏兩國邊界開鑿許多佛窟。

很難想像,一般課本都說宋代「積弱不振」,但終兩宋逾三百年,朝廷都不斷捐輸給北邊強敵鉅額的金錢絲綢等物,還有餘力在人煙稀少的邊陲興建華麗的石窟。這就好像台灣一面要拿6180億美國花,一面還要在馬祖蓋101大樓一樣的不可思議。但宋代做到了,它的國力居然能支持朝廷作出如此鉅額的開銷。左派的知識份子一定大加撻伐「封建王朝」剝削人民到如此驚人的程度。我相信人們一定被剝削,但我不相信剝削可以供給如此龐大的開支。不要忘記北宋優禮文官,幾乎所有官員都是支領中央部會首長級的薪水,而且冗兵極多,神宗年間已經達八十萬人,光糧餉就可以吃掉一年歲入的三分之二。更不要忘記像徽宗那樣的窮奢極侈,為了從太湖搬一塊石頭,可以把大運河上所有的橋拆掉,只為他方便一路運到汴京。當然,徽宗這麼做也是王朝氣數將盡之時,但不管怎麼看,都覺得這是農業社會不可能累積出來的財富。

後來上了陶瓷史,我才知道宋代海上貿易之活絡,幾與現代無異。南宋一位管理明州(寧波)國際港的趙姓皇族,寫了一本《諸蕃誌》,紀錄與宋代貿易的南洋諸國,除南洋群島與中南半島以外,還遠至印度、東非等地。今日的陶瓷出土更可證實,中國陶瓷曾遠銷中亞內陸、甚至埃及。

陶瓷器自唐代開始銷往海外後,就變成炙手可熱的商品,一直至十九世紀。宋代時,陶瓷完全是獨佔貿易,包辦海外所有市場,高級奢侈品和一般日用品均一網打盡,全世界都對外表光滑、富光澤晶瑩感的美麗容器深深著迷,並不停仿製。高麗據說就是在接收宋代工匠之後,才迅速提高製瓷的技術,做出讓南宋士人也稱頌不已的「翡色青瓷」。不過高麗的青瓷流通範圍並不大,多數是國內自用,不曾損及中國作為瓷器大國的外銷地位。

宋代朝廷僅瓷器一項,就可以賺進遠比田租還要豐厚的外匯。前日大陸在廣東一帶找到宋代的沉船,明顯是一艘運往國外的商船。沉船裡的文物,估計約有六萬至八萬件,光打撈上來的即有四千多件。想像從寧波以下,杭州、泉州、廣州等大商埠擠滿要將絲綢、茶葉、陶瓷及其他各種奢侈品運往海外的船隻,港口附近不遠處,就有專供燒製外銷瓷器的窯口,每天不停趕出一批一批的碗盤壺蓋,再用麻繩綁得結結實實,放在船艙底下,順便作為壓艙之用。今日的中國雖被稱為「世界工廠」,但沒有什麼商品是中國獨家生產、國際非要不可的。相較之下,宋代的陶瓷是完全的獨門產業,而且大家愛不釋手,甚至喜愛到要自己仿製。大家找不到比瓷器更好的取代品,只好努力追上中國的品質。現在赫赫有名的麥森或威基伍德,最好的瓷器也不過就是古代中國宮廷的御用瓷器的水準。我曾近距離看過明朝正德年間官窯的五彩罐,其胎身之薄,不用特地打光,都能隱約感到半透明的質感,當然,如此細緻優雅的瓷器,只有宮中才能出現,民間是不准擁有的。

一直到今天,即便我們早有便宜摔不破的塑膠製品,瓷器的地位依舊不可動搖。

宋代以他們活絡的海上貿易,撐起繁華的百萬人都會,如汴京、杭州等地,支應鄰國需索無度的金銀財寶,在邊塞雕鑿出宛如仙境一般的石窟。雖然我很感激他們揮霍如此財富,讓後代仍能看到他們高超的藝術成就,但我仍不住感歎,這是無能的政府在造成戰爭巨大的死亡後,所做的最沒有意義的補救措施。宋廷並沒有因為這些神佛而國祚延綿,邊界也沒有因此免於侵擾之苦,這個窮困的地方仍持續不斷地為戰爭所困,直到廿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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