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林玉山作品捐贈特展》，國立台灣美術館，2019。

策展人／薛燕玲

三、林玉山的寫生與日本近代繪畫的連結

林玉山嘗試把受自於日本繪畫「以寫生為基礎」的概念貫注到他一生的創作當中，慣常採取生活周遭與生活體驗中的相關事物作為對象，所見之物幾乎可以入畫，也因而一有機會就寫生描繪，不論是平日或旅行。此理念深受日治時期 川端畫學校學習的影響，而川端畫學校以圓山四条派的畫風與教學模式為主要的傳承，可直追圓山派始祖圓山應舉（1733-1795）的寫生作風影響，應舉之後橫跨二百多年寫生作為日本畫基礎的理念有系統的延續下來。日本學者河野元昭在〈江戶時代「寫生考」〉一文指出：「寫生」一詞，早在江戶時代之前，於中國及日本古代用例中，常有「寫對象之生意」的意涵，強調是表現描繪對象的內在生命力，未必是視覺上的相似。進入江戶時期的「寫生」概念則具有中國寫意與西洋畫寫實主義等多重意旨的複雜性，將存在於現實世界中所存在之景、物之真實表現出來，所謂「寫真時代」的到來，是江戶時代美術發展的特色。而圓山應舉的繪畫強調以客觀寫實手法描繪現實景物，廣義的真實再現，以西洋畫技法表現「寫真」或「寫生」，在內容表現並非取材悠遠的中國山水，而是京都近郊名勝地，是四条河原納涼的庶民之姿、於朝顏（牽牛花）旁嬉戲的小犬，直接連結來自於現實、平明的自然觀，與一般庶民生活和情感的啟發。明治二○年代後半，日本畫壇出現與現在詞意相近的「寫實」、「寫生」、「寫真」的語彙。至明治三十三（1900）年標榜「自然主義」的日本畫美術團體「無聲會」結成，其組織是以川端玉章門生結城素明、平福百穗（1877-1933）、福井江亭（1866-1937）六名日本畫家及西洋畫家石井柏亭為代表，強調以日常生活中所接觸到的事物及將感受到的經驗予以再現，追求寫實表現的觀點，在創作製作上也趨向於本畫（完成後之畫作）與寫生一體化或是寫生即是本畫的理念。而這種從生活體驗中擷取繪畫創作元素的理念，對於林玉山對題材的選擇，以及從平日的寫生鏈結到創作上應有多方的啟發。而林玉山將此概念予以延伸，不僅題材取自於生活所接觸的各層面，在使用材料上不限於鉛筆，並善用、水彩、粉彩、膠彩、水墨、墨彩等多樣媒材，多數寫生稿的完成度極高，可視為小品創作，可說是將寫生與創作作更緊密的連結。

另一位對林玉山創作有直接影響的是京都四条派的竹内栖鳳（1864-1942），而在1923年註明「癸亥年集」寫生冊，也可見臨摹竹內栖鳳與光琳的〈鹿〉等畫稿。從師承的世代而言，林玉山1935年前往京都研習的老師堂本印象，師事西山翠嶂（1879-1958），即是竹內栖鳳的弟子也是女婿，承襲栖鳳京都傳統圓山四条派以寫生為基礎的畫風。1900年竹内栖鳳前往歐洲旅行7個月，學習柯羅（Corot Camille, 1796-1875）、泰納（J. M. W. Turner, 1775-1851）的風格，領略到西洋畫寫生技巧的必要性，並引用水彩、油畫和攝影技術，融入西方繪畫的立體、光與空氣的表現手法。1901（明治34）年歸國後二個月，在京都舉辦的第七回新古美術品展出品〈獅子〉一作面貌為之一新，呈現的畫風已有別於早期師承岸竹堂（1826-1897）畫虎的風格，而呈現出西洋動物寫生猛獸生猛的威勢的表現。此外，1907 年創作的〈鹿〉（屏風六曲一雙，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藏）雖仍具有日本畫典雅的風格，但鹿的表現方式已明顯受到西洋立體表現手法的具體影響；1908年第二屆文展出品的〈被飼養的猿和兔〉，即生動的表現出動物特有的生態和習性，而他筆下的麻雀、鴨子充滿靈動，羽毛的描繪趨近寫實且用色亮麗。在林玉山的畫作中，可看到竹内栖鳳的影響因素，例如在題材上常見畫鹿、麻雀、猴子等，以及寫生觀念的具體實踐，物象寫生的同時也觀照生態與意涵延伸的表現。林玉山89歲時的〈鹿苑長春圖〉（1995）堪稱有關鹿題材畫作代表，一株橫跨全景的老松，映照草原上眺望遠方優雅神態的雙鹿，構圖大膽、筆法精練的呈現祥和靜謐氛圍的力作。又如猴子在楓樹上的作品則有「封侯」之意義。

畫家喜歡旅行寫生，藉以對經歷所見紀錄，或作為創作來源的草圖。而日本的現代寫生風景畫開始出現在江戶時代，與現代化旅行有密切連結的關係。日本現代化旅行的興起可追溯到江戶時代後期，隨著街道、交通的整備旅行已普及於大眾生活之中，各地的「名所」也逐漸廣為大家知道，旅記與地圖也相繼刊行，「名所繪」也因而出現，1834（天保五年）年保永堂發行歌川廣重的浮世繪《東海道五十三次》描繪江戶（今東京）至京都所經過的53個宿場（驛站）受到空前的好評，從此旅行與「名所繪」深刻的鏈結一起。明治20年代因水彩畫的盛行也帶動寫生旅行的盛行。1896（明治二十九）年黑田清輝（1866-1924）、久米桂一郎（1866-1934）等白馬會的會員也開始頻繁的外出寫生旅行。1905（明治三十八）年10月黑田清輝、久米桂 一郎、和田英作（1874-1959）、岡田三郎助（1869-1939）、寺崎廣業（1866-1919）教師們的率領下，東京美術學校的學生約200名循著伊香保、榛名山、妙義山畢業旅行，可說日本現代寫生旅行至明治30年代後半已普及於畫家之間。查看林玉山的寫生冊，此中不乏關於風景的寫生稿，這些寫生稿猶如記錄林玉山旅行過程的觀察與心得。日治時期1920、30年代與風景有關的寫生大都比較偏向家鄉附近、鄉村景色與遠望的山景，這也與當時的旅宿、交通較不方便，以及與「臺展」所倡導表現臺灣特色「地方色彩」風格等因素有關。而與郊遊、登山活動具體有關的寫生記錄得見於1935（昭和十年），有一張畫友李秋禾描繪林玉山身著登山裝備的寫生稿，他們共同前往位於新竹五峰鄉與苗栗南庄鄉交界的鳥嘴山凍仔腳一帶寫生，林玉山以鉛筆、水墨現地寫生數圖，已可見構圖與線條、色彩精準的掌握。1965年8月17日帶領師大學生前往橫貫公路燕子口寫生。1974年前往加拿大公園、華盛頓、紐約等地。1980年歐遊寫生冊內容即是由巴黎後飛往羅馬途中從機上俯瞰鐵力士雪山即景速寫，林玉山難掩雀躍之心情為壯闊之山景寫下「終年積雪之奇觀」等文字，並且在旅途過程中，從不同的城市地點遠望鐵力士山並再次寫景。這寫生冊尚包括旅途中描繪〈瑞士洛桑公園石壁上亦埔所雕刻之砂場負傷之獅〉、〈萊茵河風景〉、哥本哈根〈美人魚像〉、巴黎〈小凱旋門〉與街景、〈西班牙王公前廣場附近的街道〉與〈西班牙鬥牛〉、〈白金漢宮前紀念碑銅獅〉等，完整記錄他從7月29日至8月19日旅歐各國的重要景點，後面幾頁則是1981年前往嘉義曾文水庫寫生的景色29。1983年並曾前往峇里島、印度，1987年並再次前往峇里島旅遊對傳統獅子舞與皇宮古典舞表演留下寫生記錄，1990年前往日本長島，1991年旅遊大陸西湖、杭州等地旅遊並寫生。除國外旅遊，本島各地風景寫生的作品亦有相當的數量，而後從這些眾多的寫生稿從中擇選，以水墨、膠彩進一步再創作的作品不在少數，可見林玉山身體力行的體現旅遊寫生與創作連結的理念實踐，晚年所創作的風景畫作不再只是所見景象的再現，其運用彩墨、膠彩、金泥各種媒材與技法表現大山大水景象的壯闊與氣勢萬千，用色主觀大膽多變化，乃具有現代感的新山水作品。

四、結語

林玉山在1926年及1935年二次赴日本東京及京都學習與研究，正值日本西化之後充滿自由與民主社會氛圍的大正時期至昭和初期期間，川端畫學校的學習對於林玉山而言，或許只是進入繪畫世界的入門基礎，但川端畫學校的體制具有西洋教育學制的精神，從圓山四条派以寫生為基礎重視寫生技法訓練的脈絡，更是日本受西洋近代化教育的體現，跨越了日本傳統私塾教育的絕對模仿、傳承既有流派技法與風格的藩籬，這樣的體驗對於林玉山日後創作的影響極為深遠。東京以結城素明為主導的「自然主義」的時代主流，重視寫生觀念，並以日常生活中所接觸到的事物及將感受到的經驗予以再現的創作理念，以及京都竹內栖鳳─西山翠嶂─堂本印象一脈廣泛涉獵工筆重彩繪畫、南畫各種題材與流派技法，和色彩的使用，對於林玉山在日治時期孕育表現豐厚的臺灣色彩作品，都有相當深刻的啟發。對林玉山而言，「寫生」的概念是複數的意涵，不僅是追求自然的再現、對象物的客觀寫實，同時也表現描繪自然的生意或對象內在的生命力、精神意念。「寫生」不僅成為其一生創作堅持的核心精神，同時也開啟林玉山更寬廣、開闊的視野，成就其一生獨特的藝術風格；而其一生的創作也見證、豐富臺灣美術日治到戰後發展的歷史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