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相湘,《近代人和事》,1971年初版

中華民國建立以後,國父孫先生曾經再三提示:「非學問無以建設」。六十年來的演變,這句話更顯現突出的意義。

這六十年來,我們在人才教育上自然有很多成績。但世界學術進步太快,我們要「迎頭趕上」,惟有在教育上更加倍的用力。

當前學術教育上存在許多問題,報刊頗多論列。但筆者認為有幾個問題值得提出討論。

科學教育的平衡發展

自晚清以來,中國教育的重點在科學,成為一般人口頭禪。但這所謂「科學」絕不是僅指應用科學或自然科學而言,應該包括社會科學和人文學。尤其科學方法觀念的培養與訓練更見重要。「建國方略」內容分「心理建設」「物質建設」,即明顯指出「事有本末」。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的重要性實在不下於應用科學與自然科學。六十年來的事實顯示:我們於此發生偏差。對於世界新思潮的各種不同派別,不僅不瞭解其內容,甚至譯名也不正確恰當,名詞觀念涵義淆亂不清,種種弊病隨之而生。國事敗壞如此,這實在是主因。

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原作「日」,改「月」),國際聯盟考察團提出「中國教育之改造」報告書以後,教育部下令限制文法科發展,社會科學與人文學不受重視的偏差更見顯著。民國三十三年,國民參政會曾提請政府注意「平衡發展」。二十餘年的演變,尤其在「經濟起飛」口號下,技術科學更受重視。青年們都偏向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就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男女生的差距之大,不能不引起憂慮。

更值得注意的是:教育行政主管也偏向一面。教育部長、政務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臺灣大學校長、清華大學校長、成功大學校長,都是應用科學專家──筆者對這幾位首長是欽佩的,但自國家設官分職以及六十年來教育的得失來看,不能不指出:這樣人事的安排對目前與今後百年大計會產生如何影響。不要重演百餘年前只知西洋「船堅砲利」的歷史!

當傅斯年先生主持臺灣大學時,特請錢思亮先生任教務長。顯現傅先生「允執厥中」:自己是文史專家(事實上:傅先生留學歐洲時很用心學習自然科學),錢先生是化學專家。當討論學校大計,如果文理法商農工醫文學院院長表示「本位主義」時,校長教務長就可折衷眾議。這一事實足以說明專門人才相互配合的重要。但現在大家都忽略這一要點。所有教育行政主管人員都偏向一條路線,沒有地位相當的人「分庭抗禮」,提出不同意見,相互辯論,如何能得真理?人文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自然難以平衡發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難怪青年們群趨「熱門」。十年二十年以後如何辦?

加速教師新陳代謝

報紙上一再刊載:立法監察院的委員們日見老大。事實上:最高學府又何嘗不然。立監兩院委員因年老可以不常出席。老教授們卻早已「以家作校」,足不出戶在家「坐而論道」。這是近代大學稀見的怪現象。十年前,國家長期科學會設立講座教授時,亞洲基金會即曾一再建議:膺選這種講座教授的年齡應該在五十五歲以下。但「科學會」的委員們都是「年高德劭」,沒有接受這一建議。前年出現「研究教授」時,年老的月支一萬二千元,「後進」只支一萬一千元。事實上:若干「年老」的教授生平沒有一篇論文!這實在不是鼓勵「迎頭趕上」的辦法,更不是培養「公平競爭」的民主作風所應有的現象。

近二年來留學生很多回國服務。各大學實在應加速新陳代謝,讓年輕學人有職位。現在各校兼課教師太多,專任老教授卻很少開課。這不合理現象不能再存在。六十五歲以上教師應該退休。退休金以外,可以著述稿費收入作日用。二十餘年前,馮承鈞先生病足,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與其訂約,使其在家譯述很多史地書籍的事例是可以仿行的。

民國六年,蔡元培先生主持北京大學時,重用胡適之先生的事例,是當前教育行政主管應該仿效的。事實上:今日青年學人在語文與治學方法的基本訓練上比較胡適之先生當時只有過之無不及。

中央民意級代表,除臺灣省外,多年以來已無法選舉。但有一奇特現象及國家最高學術榮譽──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仍照常舉行。

抗戰勝利以後,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選舉,當時全國人才鼎盛,選舉院士不過八十一人。這是二十世紀初葉以來三四十年來中國人才的精華。當時之重視這一「榮譽」可以概見。但近二十餘年來,中央研究院按年選出的院士人數,按時間與地域比例來說:遠超過了第一屆院士。據民國四十六年六月十九日胡適之先生致趙元任先生的信(萌芽出版社:「胡適給趙元任的信」第一一七─一二○頁)所透露的提名內幕:在文史方面以「老輩」優先,但這些人二十年來都沒有論著,惟有「算舊帳」說是二十年前領導主持某某研究「成績卓著」。這是自動降低這一最高榮譽的標準。如果說其二十年前「成績卓著」,何以第一屆院士選舉時沒有當選呢?自開啟這一方便之門,近十餘年來,人文學選出的院士名單真不堪入目。事實上:這一選舉不過是幾十個人把持,不能代表全國學人的意見。而其影響於青年學人心理卻非常惡劣。實在應該改弦更張。

民族精神教育的內容

國際聯盟考察團提出「中國教育之改造」報告書指出:「中國大學教學之計畫,若不參照中國之實際生活,反參照外國大學教學之情況,則民族文化必致墮落,僅有模仿而無獨創之研究與思想,則其所產生之後一代人才,亦必缺少適當之準備,不能各負其責,以解決中國當前之問題。」這一警告,遠在我們提倡民族精神教育以及文化復興運動以前。但三四十年的時間過去了,我們檢討一下吧!

倡導民族精神教育的目標原再增強自信共信,目標很正確,內容卻錯誤了。民國二十四年,傅斯年先生撰文即曾指出不能應用古人古事:「我要說的大禍害是,走了幾十年革命的道路,忽然失卻自信。以成敗論是非,乃慕東鄰;以徘徊代努力,乃演復古。」「三十年中,中國因受自由主義的影響,乃有辛亥革命之成功。受社會主義的動盪,乃有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建業。這一條路並未嘗走錯,且是歷來環境所促成惟一可走之路。今日之貧窮,乃是自己在自己路上不振作之故。若不努力前征,反而徘徊歧路,事情必至更糟而後已。」(傅孟真先生集第五冊地八二頁)這一警告又沒有受重視,於是勝利之後,神州陸沉慘禍發生。

播遷來臺灣之初,教育部原在各大專學校開設中國近代史與俄寇侵略中國史兩課程。但不過三四年,前一課程歸併於中國通史,後一課程被取消了。當時,美國在國防教育法案下鼓勵各大中學努力對俄國及「中共」研究,而我們首當其衝卻反其道而行,寧非怪事?十餘年來影響如何?應該是有目共睹。尤其電視劇「開國前後」的播映,這種錯誤印象的傳播,當局應警悟民族精神教育的成效在那裡了!

開國五十年與國父百年誕辰時的出版品,不論內容如何,總可說洋洋大觀。如今建國六十年盛大慶祝,主管當局卻只印行一冊不過一百七十頁的「史實紀要」!且不敢用國史館正是機關名義印行。「自信心那裡去了」?真令人感慨萬分。民族精神教育顯然是官樣文章了。瞻念世局前途:不寒而慄。趕快「亡羊補牢」吧。

美感教育的重要

民國元年二月,蔡元培任民國政府教育總長,發表「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提出「美感之教育」:「美感者,合美麗與尊敬而言之,介乎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之間而為津梁。」並且指陳中國古代「六藝」教育:體為德育,樂為美育。希臘人之教育,美術即美育。今後中國教育美育當占百分之二十五,德育當占其百分之二十。其後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成為一般人的觀念。至抗戰時制訂學校證章為三角形,象徵德智體三育。群育、美育就被人淡忘。上年總統指示注重群育,於是教育當局又開是說群育。實則「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早已強調樂教的重要,為什麼大家不提美德治體群五育?何況今日社會情形已在轉變,美育、樂教更不可忽略。美醜、黑白、是非、善惡觀念尤需要培養。教育當局合部參考舊章仍倡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

大專聯考制度之改善

大專學校聯合招生辦法實行已二十餘年,在沒有更好辦法代替以前,惟有率沿舊章。但若干技術問題應加改善。去年揭榜後發現錯誤甚多,監察院且自動公告:考生提出申請調閱試卷。筆者曾為此走訪陶百川偉原,讚揚這種為青年著想的「新作風」──同時指出這實在是清代科舉制度下的「老辦法」:清代訂制慮有屈才,主考應搜閱闈場各房未薦之落卷。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順天榜後,命大學士王頊齡同南書房翰林檢閱落卷中二人,是年會試覆檢如前,中落卷七十八人。雍正二年又自落卷中七十七人。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搜落卷中三十八人。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特命考官搜閱遺卷,湖南考官徐法績搜遺卷中六人。這說明科舉時代力求「無遺珠之憾」。如今大專聯考人數遠較科舉應試人數為多,溽暑閱卷,評分有出入,自所不免。因此,筆者建議:自今年夏季起,監察委員不僅巡視試場而已,應發楊「民族文化」優良的考試制度,實行「覆檢」試卷:由監察委員聘請若干資深教授於評閱試卷時,即實行抽查覆檢,如發現評分失當或記分錯漏,立即與考試委員依規定改正。是這樣防範於發榜以前,比較榜發後再改正,應該更可建立制度。應用這一辦法,人力財力增加得有限,而對於青年前途就造福無量。

自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先後舉行全國教育會議二次,第一次出席人不過九十人,第二次出席一百二十人,比較近二十餘年在臺北舉行的兩次全國教育會議出席人數都要少,而決議通過的教育方案卻完整有序,為近四十餘年教育所遵循。當前及今後教育關係百年大計,反顯出缺乏整個計畫,原因何在?如何改進,實在值得平心靜氣考慮。

【註】本文刊載於民國六十年二月號「東方雜誌」,旋經監察委員陶百川氏提報監察院會議,並將聯考試卷覆檢一節,作成決議,函請教育部辦理。聯招會因此決定詳細辦法自民國六十學年度開始試卷覆檢。至本文中有關加速大學教師新陳代謝一節亦經「綜合月刊」三月號「中國文摘」欄轉載。同年二月四日「社會工作教學做研討會」決議:現有法學院應更名為社會科學院,包括政治、經濟、法律、貿易及銀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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