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2014年3月23日，原文連結

三月十八日，以「黑色島國青年」為首的學生社運團體，攻入立法院議場。警方在錯愕中連忙調動，準備驅離，學生也連忙部屬防禦工事，氣氛緊繃。然隨網路消息擴散，青島東路湧現上千聲援群眾，齊喊「警察不動、我們不動！」形成對峙。夜半警方仍奉命突襲，場外群眾聞訊大舉翻牆湧入，甚至推倒不鏽鋼大門，形成反包圍之勢。外場聲援下，議會內抗爭者成功擋下警方三波強勢攻堅，寫下民眾成功佔領立法院的歷史。

我有幸在現場見證，感受到現場的熱血

次日消息見報、電視報導，學生民眾大量湧入、物資一波波抵達。不同組織也在周邊搭建舞台，跨校學者齊開民主講堂。警方雖從中南部調動大批警力增援，但也只能維持警方在現場的「存在」。某位現場警官歎道，「此時如果強制驅離，就成暴動，」誰都不樂見。

抗爭的導火線，是前一天在立院內政委員會對《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簡稱服貿）的審查。審查還沒開始，兩黨立委就打成一片，而召委張慶忠在一片紛亂打鬥中，用自備小麥克風戲劇性地宣布「本案已逾三個月期限，依法視為已經審查，送院會存查，散會！」。還沒討論的協議就這樣通過，引起譁然。

對場外關切的民間團體而言，去年甫簽訂的服貿，早因事前評估與公共溝通不足被批評為「黑箱」。當時還是在民間施壓下，才換得國民黨在朝野協商中同意，將服貿交付立院「逐條審查」。這天張慶忠未審而過，不啻是執政黨自毀諾言。消息傳出，自然引起各界撻伐馬政府「程序粗暴，違反民主」。

佔領立院的最明顯的成效，是許多人開始認真去問：服貿到底是什麼？有何利弊得失？如何「黑箱」？連在首夜警方奉命攻堅前，我都碰到現場待命員警問起相關問題，嘗試搞懂，是什麼害他們有家歸不得。

接下來幾天，更引起一輪關於服貿協議、產業經濟、兩岸互動、民主憲政等論述的大量噴出，讓關心國人在目不暇給的文本中，上了一輪密集的專題討論課。

本文將聚焦爭議核心的「程序民主」，先討論事件凸顯的法令缺口，並檢視「逐條審查」的意義。接著會納入抗爭浮現的另外兩條主軸，包括對「自由貿易」的疑慮，與對「中國因素」抗拒。最後將以這三個議題為脈絡，詮釋馬英九的行動邏輯，並討論收場的可能方向。

法令缺口：為何「指鹿為馬」？

張慶忠何以如此斗膽？我吶悶。細究下才發現，所謂「立院逐條審查」原來是場「找不到法源，也在技術上很難落實」的大戲。

首先，服貿屬《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四之二條界定的「協議」。依該法第五條，協議內容只有涉及法律訂定或修正時，需在協議簽署後三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倘若內容未涉及法律更動，就像這次的服貿協議，則僅需送立法院「備查」，審都不用審。

去年朝野協商決定要「逐條審查」，卻發現苦無法源。若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32條對「條約案」的覆議，也只能送院會包裹表決，無法逐條討論，且還涉及「把兩岸當國際」的違憲問題。最後只好勉強用60條立法院對「行政命令」在有涉及法律體系變更之虞時的審查規定，把服貿「當成」行政命令來審。但正因如此，才出現依同法61條「各委員會審查行政命令，應於院會交付審查後三個月內完成之」的規定，賦予張慶忠把戲的基礎。

當然，如黃丞儀所說，這是一種「指鹿為馬」。但問題是，在現在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中，就只有馬廄牛舍，沒有鹿圈。要把鹿（協議）塞進立院審，如果不蓋鹿圈（修法），就只能「類推適用」馬（行政命令）的程序，但也就難免有不合身的地方。

有人論述，大法官釋字329號明確揭示「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締結之國際書面協定」，因具有法律性質，需送立院審議；故依同樣精神，「兩岸協議」也當送審。然而成文於1993年的該則解釋，也明白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訂定之協議」劃入「不在本件解釋之範圍」，以迴避把兩岸當國際的尷尬。

明明對台灣影響甚鉅的兩岸經貿協議，怎麼會沒法源送立法院審？這一方面反映出過去「行政獨大」的長期權力失衡，更反映出以當前國家定位下，「兩岸關係」在法律體系中的尷尬地位。就民主原則而言，重大協議絕對需要受到民主機制監督，而正本清源之道，是修法，賦予立院審議兩岸協議的權力。

馬英九總統致力於兩岸關係，本應將此視為重要的法制基礎工程。但上任六年來，卻對舊法留給行政體系的獨斷權依依不捨，在「法治」口號下持續忽視現行法規的不完善處，以迴避國會對兩岸協議的監督。以前簽的十幾個協議爭議較小，也就躲過，但當兩岸協商進入深水區，註定會產生重大爭議。

早在2010年ECFA爭議下，民間許多社團就察覺這個問題，籌組「兩岸協議監督聯盟」，並倡議修法。這次爆發服貿爭議，國會兩黨需儘快面對。

「逐條審查」的真相

其次，所謂的「逐條審查」其實不易落實。服貿協議的關鍵，其實不是原則性的二十四條條文，而是長達三十七頁的「特定承諾表」。這個表，每一行文字的增刪微調，都牽動到無數人的生計。倘若「逐條審查」只是把那二十四條一條條討論投票，意義十分有限。但若延伸納入「特定承諾表」，其牽涉許多產業眉角，需各行產業意見的參與，又非國會113席委員能充分勝任。

理想上，政府早應在簽約前先廣泛徵詢溝通，釐清談判分寸，並給社會各界足夠信心。談妥協議後送交立院審議，方能符合民主價值。但從本版服貿引起的諸多爭議，足見簽前籌備不足。此時若期待立委能喬出理想版本，著實不易。

回頭來看，去年兩黨決議「逐條審查」，不啻是個歷史陷阱。當事者通過這個決議前，不知是否真想過，就法源或技術要如何逐條審。而雙方承諾了一件做不到的事，就是一起玩假的。對執政黨而言，顯然不樂意內容更動，那還得跟中國重新談。而對民進黨而言，盤算的也只是杯葛拖延。所以開議以來，不見兩黨對協議進行實質討論，只見議事程序的各展奇招。

本會期內政委員會開議，輪職召委陳其邁（民進黨）便逕自排定服貿審查，顛覆過去「政府重要議案由執政黨召委排案審查」的議事慣例。國民黨擔心綠營搶去議案主導權，便不斷以程序問題阻止會議。隔週換張慶忠當召委，重新排案審查，則換成民進黨霸佔主席台焦土杯葛，也根本沒有逐條去審的準備。國民黨也受夠民進黨的表演，便在「你這麼過分就別怪我」的心態下，由張慶忠演出「鑽營達陣」的絕技。

「逐條審查」不易落實，抗爭學生早也發現，所以才堅持「退回服貿」的訴求。不幸的是，318攻佔立院時，掛在會場正中「七成五台灣人民要求逐條審查」的黃色大布幕，構成媒體上對這場運動的主視覺。加上抗爭爆發的起點，也確實是執政黨「沒有逐條審」。觀察事發頭幾天的新聞，不少都誤將「逐條審查」當成學生訴求，也造就社會各界既成印象。這也讓藍營在回應時，能順水推舟地同意「逐條審查」，營造接受學生訴求的假象。對於抗爭者而言，要去扭轉大眾印象是不小的挑戰。

「自由貿易」與「中國因素」軸線

除了以上討論的程序，本次抗爭的動能，還來自另外兩條爭議軸線：一是對於「自由貿易」優缺的爭辯；二是對「中國因素」的疑慮。

馬政府的經貿政策，有清晰的新自由主義色彩。其相信外貿是活絡經濟的關鍵，所以致力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或爭取加入如TPP、RCEP等區域經貿協定，以降低國際貿易障礙。尤其近年面對韓國簽訂貿易協定的進展，官員時時流露出對相關進程的急迫感。

礙於台灣國際困境，馬政府官員一直寄望以中國作為破口。他們相信，與對岸簽定經貿協議，一能減少他國疑慮，二能整合更大市場，是台灣拓展自貿版圖的關鍵。是以，政府急於推動ECFA、服貿，以及後續「貨貿」等一系列協定。

經貿確實能帶來財富，但放任的自由市場，往往也造成財富分配惡化，與壓迫其他非市場價值的惡果。所以馬政府雖總強調「服貿對台灣有利」，左派團體不免質疑：一、誰會獲利、誰會犧牲？政府是否能在「政策獲利方」與「政策犧牲者」之間移轉資源以維公平正義？二、這種結構變遷，是否會扭曲消費生態，消滅在地特色？三、服貿帶來的市場化，是否會侵蝕某些服務中、資源的「公共性」（例如醫療）？這一部分論述，散見於苦勞網、農陣等平台。

而馬政府對兩岸關係的倚賴，也勾起許多人對種種「中國因素」穿透的擔心。例如擔心中國大量投資移民、擔心中資炒作房市、擔心黑心產品、擔心中方透過市場力量箝制台灣言論、滲透政治。甚至對許多獨派成員而言，馬政府的兩岸經貿政策只是幌子，最終「促統」目的總是昭然若揭。這類強弱不一的「疑中/仇中」話語，其實出現在運動現場許多個別講者的論述，而其中最鮮明的，則是在濟南路與中山南路，由獨派「基進側翼」主持的會場。

關於這兩股力量，我簡述四點觀察：

一、這兩股「反服貿」論述力量，不管在本質上或歷史上都是對手。左派有「串連跨國底層」的傳統，與國族話語氣味不和。而獨派將「去中解殖」，視為對抗「中國促統勢力」的首要之務，常將路線不同者視為「統派」側翼。所以兩方雖都在場上反服貿，理路卻互有隔閡。

二、這兩條軸線上意識型態的對峙，創造的敵我認同，或許與前述「程序不民主」有某些關連。例如在不少藍營人物眼中，民進黨總是「逢中必反」，沒什麼好談的。而兩黨親商政客，也常把左派視為「意識型態、理想化、無法對話」的群體。從獨派立場，也常把國民黨看成中國打手，是保衛台灣主體性需對付的敵人。當種種陣營立場的對壘，成為溝通的障壁，我們又如何期待仰賴「對話」的民主實踐？

三、比較起來，「中國因素」頗能引起廣泛共鳴，理解「自由貿易」之惡有較高認知門檻，但作為運動理據，兩者都不及「程序民主」有普遍的正當性。所以這兩者雖帶來一定的論述與社會動能，抗爭主軸仍在「反黑箱」。

四、「中國因素」不是運動主軸，卻是國際媒體定位本次事件的框架。許多外媒標題甚至沒有提到「服貿」，只強調「與中國的協議」。而也正是這種對抗中國的情愫，引起香港與日本對台灣這場運動的廣泛認同。

馬英九的邏輯

馬英九在想什麼？為什麼讓局勢發展成這個樣子？左派批評者或許會說，這是階級鬥爭，馬英九只想圖利權貴階級（馬友友）。獨派肯定會說「還用問？這都是阿共統戰的陰謀啦」。不過我打算先擱置各種陰謀說，姑且採取「善意假說」，詮釋他的思路：

馬英九多次公開表示，他看到台灣經濟走向邊緣化，希望在任內能協助打通。他主觀上相信自由貿易理論，相信服貿對台灣有利，所以展現高度意志，期待儘快通過。依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他簽訂協議只要不動到法律，毋須經立院審查，所以他自信流程合法。而過去有許多國際條約的簽訂（如對新加坡、紐西蘭的FTA、還有之前的人權兩公約），也未經過詳細的審議，他更看不出本次有何問題。

馬英九有兩點失算：一，他沒有考慮到中國的獨特性，包括其因語文、距離，在經濟上對台灣造成龐大影響的可能；以及兩岸特殊處境下，在民間造成的不信任感。這些特性，使得民間對於「對中協議」，有更高的「透明度」與「審議參與」的要求。二、他沒有想到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對「協議」規範，早已跟不上這個時代對「民主監督」的期待。

兩種因素配合下，他以為只要像過去一樣，交由專業幕僚研議，直接與對岸簽即可。他知道爭議難免，但畢竟六年下來大小遊行不斷，他或許覺得這些阻力，只是推動政策難免的雜音。或許他像許多國民黨官員，認定許多抗爭只是綠營不理性的「逢中必反」。而日前綠營杯葛議事的作法，恰好印證這種看法。

我相信他確實沒料到，抗議學生竟佔據立院，並造成這麼大的認同。他必然感到龐大壓力，不然不會在王院長兩度婉拒出席「院際會議」後，還拉下老臉又打電話去請，然後被「嚴正拒絕」後還得裝著沒事說「會議延後」。

對馬英九而言，退回去年朝野共識的「逐條審查」，是眼前的底線。他知道，只要被改一條，他就得請求中國重啟協商，這不僅是失信，更是承認自己政治無能，對此十分抗拒。

爭議如何收場

馬英九週日正式回覆，表明願讓服貿在立院「逐條審查」，他把一切寄望黨籍立委。以目前狀況，執政黨或許會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61條後段「有特殊情形者，得經院會同意後展延」，由院會表決把服貿退回委員會，多審查三個月，逐條討論投票跑一個龍套。這條路有立法過程瑕疵，不易深入審查，有較高風險，好處則是時間快，能提早實現潛在利益。

抗爭團體目前拒不接受，但當社會普遍以為「逐條審查」應該接受，壓力就會轉向抗爭方。對學生或聲援的學者而言，要說服社會理解「逐條審查」的問題，難度不小。倘若抗爭者退讓，民間團體能做的，只剩下加速彙整產業意見，在清單中找出「絕對需要修改」的絕對重點，一方面在委員會找代言人，一方面透過媒體塑造議題遊說。

如果抗爭匯聚更多正當性呢？

合乎民主價值的理想正解，只有（一如抗爭者倡議的）「退回服貿」一途，並加速修改法令，賦予立法院審查兩岸協議的法源。所謂的「退回服貿」是先退回行政院。政府當以當前協議為藍本，搭建公開審議平台，廣邀學者、團體、各產業公會/組織討論。大家要協商開放清單上的目標與底線，評估開放的潛在利潤，概算犧牲時又需多少資源挹注。

倘若討論成果涉及服貿內容調整，也需與中國重啟協商，就像韓美FTA洽簽過程中經歷的波折。這個過程或許需要一兩年，可能帶有某些經濟代價，也有面對中國拒絕重談的可能；但其有利於民主標準的樹立，風險的完整評估，以及社會信任的重建。

兩種路徑之間的選擇，是台灣全民的權利，成果，也必須共同承擔。

對馬總統而言，這條路會令其覺得對中國失信，有失顏面。但這種期待落差，追根究柢，源於先前的過度自信、溝通不足，身為總統也只能概括承受。若有這麼一天，馬總統可以為自己的失策道歉，可以為「沒能在預定時間完成」表示遺憾，但我希望，他務必要為台灣民主感到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