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前案：這篇文章非常長，而且超出我可以翻譯的能力。我已經不知道我在譯什麼了，大概了解意思就好。歡迎大家幫我訂正。）

Thomas H. Benton，2009年1月30日，The Chroinicle（原文連結）

前一篇文章中，我提到若要安心取得人文學科的學位，得要身體健康、八面玲瓏、親友支持，或是已經在就業而需要更高的文憑（中譯文章連結）。有些讀者以為我想維護學術界的精英圈，彷彿我夢想著要恢復鍍金年代的「哈佛榮光」。

但他們對現狀的認知有誤，因為實際上的情況如下：人文學科研究所的金錢與精神消耗太大，畢業後有限的出路根本無法平衡。

有讀者寫說，身為教授，我沒有權利對準畢業生大潑冷水。但潑冷水的人不是我，是高等教育數十年來的政策，對我們的專業毫無作為。學生的學者夢忘記一點：他們應該提供訊息給我們，而不是對已經不存在的專業天花亂墜，除了極少數的特權。

有篇批評對我上篇文章反應強烈：叫學生遠離研究所有違學者風範。有封信說我的靈魂已死。至於其他──通常年紀較長，已獲終身職──說我忽略為了自己而念的價值，低估「心靈生活」的喜悅，過分強調謀生求職。同樣的，有些研究所新鮮人說著他們多「愛」他們的題目，他們（那時候）也不太在乎他們的就業可能。基本上，這兩個團體對我的忠告，彷彿我是在宣告人文教育的死期。

我當然沒有這種用意。但我對自己專業在畢業後的優勢失去信心。我的確認為研究生需要自我探索，以準確的資訊武裝自己，質疑學術機構的思維模式，並謀求學術圈以外的機會。

維護學院當前工作模式的人用「愛」來抗辯的頻繁度讓人驚訝，因為他們絕不會在自己的專業科目上用到這個字。人文學科研究所通常有著雙重認知，我們通常假裝這是大學文科的延續，從事專業訓練（一如法學院或醫學院），好去擔任大學的專任教授或至少是個文學院老師。

這一切回到一個癥結點：什麼專業訓練好到得花上十年的研讀、負債、錯失良機，然後去爭取一個不見得爭取得到的工作？

誰會認為你自己可以無視現實的職業需要，花上二到十年？他們似乎以為研究生會沒有子嗣，或是沒有奉養父母的責任，或沒有任何健康問題。他們以為永遠有人會去支付所有開銷並幫忙洗衣服，成全那些波西米亞的天才追尋他們的崇高使命。這宛如某種嬰兒期的自戀症：把自己的欲望看的比所有成人應盡的責任要來的高。

或云忡忡於人文學科研究生最終無法得到終身職有些杞人憂天，許多醫生也無法去自己的第一志願實習。但更重要的問題在於，有多少訓練有素的醫生無法行醫呢？我們會認為上千名無業醫生是在浪費社會資源，而且對他們自己專業上的付出不屑一顧嗎？有人會認為這會比能治好阿茲海默症的神經外科醫生去當酒保還要悲哀嗎？

所以我不太相信會用到「愛」字來看待研究所的人，這種用語就我來看不是無知就是特權。這種情緒性的言論通常出現在不願解釋理由，或更可能是要別人做些不合理的事情的遁詞。

學術圈的勞動力是個精確諧調的系統：提供待遇低於終身職的必要職位讓研究生得以不斷進來從事助理的工作。而若這種用勞動交換機會的公平性的平衡機制引來質疑，所謂的「愛」的說法將更加強力：「我們不需要付你應得的薪資，因為你是為了愛在做這件事情。」（女性特別對此種協議感到不安，現在他們不僅是人文學科的研究生，更兼主修助理職務。）

人文學科的就業狀況近四十年來一直不好。在未來十年，根據目前經濟衰退狀況，我認為情形會有更多阻礙。許多私人機構將關門大吉，使數百位教授回到就業市場。獲利導向和線上教育將會不停擴張，非營利機構的倖存者得被迫採取類似的策略，包括削減開支、讓雇員身兼數職、減少終身職、允許更高的師生比，以及透過網路和複合式教育，拓展未開發的、非傳統的市場。

我們將要進入大批終身職教員因為「金融危機」而解聘的時代，取而代之的是沒有福利、沒有勞保、錢少很多，但其實事情一樣多的助理工作。未來的助理工作即是現在這群準研究生，他們追隨心中的夢想，開始他們的「心靈生活」，去做他們「愛」的事情。

有些讀者認為我應該用比「別去念」更婉轉的用詞，讓那些學生自由去做決定。我同意，但能夠辨別細微差異的學院中人不太多，而且學生很難從一大堆學科當中做出理性的判斷。（有讀者來信，不是諷刺，我們應該在圖書館學教學生如何計畫）

此外，就算現在有工作做，也不太可能做到六至十年。有些有良心的諮商會告訴學生，除非「你什麼事都做不了」才去念研究所，但學生什麼都沒有試過──他們的教授也多數如此。但由於教授消息不靈通、學生天真的信任，和對未來的茫然，最簡單的事情就是像信仰一樣回去做我們所「愛」。我自己就是這樣。

研究所也沒有什麼幫助。他們通常讓就業紀錄變得撲朔迷離，而且鮮少能給研究生在研究所一個現實的意義──最初兩年的「心靈生活」常常會轉為長達十年的狹隘眼界和不停孳生的絕望。

當然，學生在研究所缺乏確切的資訊並非偶然，這是學術勞動制度的必然要素。即使是助理教授，理當要知道未來景況，鼓勵他們的學生進研究所，否則以他的專業不太能夠做其他事情，如此也有可能會被視作「對專業斲傷甚深」，就有人以官僚式的威嚇口吻這樣對我說。

但我上個月收到的許多信件中，最多的內容是「為什麼沒有人跟我說？」和「我要怎麼辦？」

不少人承認在研究所的絕望經驗，有幾個人想要自殺。這十年間我已經看過太多類似內容的信件，對此並不感到意外，而且也不是什麼祕辛了。Piper Fogg最近在Chronicle（2月20日）提到：「根據2004年一項調查發現，67%的研究生去年至少有一次感到無望，54%沮喪到難以維持日常生活，而有近10%有想過自殺。相較之下，根據美國國家精神衛生研究中心估計，去年美國成人有9.5%因壓抑鬱悶而感到痛苦。」

即使看過上文還想要念人文學科博士的人，我推薦以下的閱讀清單：Marc Bousquet，《大學如何運作：高學歷低薪資》（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8）；Anya Kamenetz，《債務世代：為什麼今日當年輕人很慘》（Riverhead Books, 2006）（並見她2004年4月20日在《村聲》發表的文章：〈徵求：聰明的笨蛋〉）；Cary Nelson和Stephen Watt，《學術關鍵詞：高等教育的魔鬼字典》（Routledge, 1999）；Michael Dubson編，《教室的幽靈：大學兼任老師的故事──和我們付的錢》（Camel's Back, 2001）；和Frank Donoghue，《最後的教授：大學企業與人文學科的命運》（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8）。還有，如果你在上網，可搜尋現在已經消失的網路頁面，legendary blogger，〈不可見的助理〉，並閱讀Chronicle論壇中有關研究所和就業市場的部分（http://chronicle.com/forums）。

有人也許無法制定更好的制度，讓人文價值遠離權力，反讓長達十年的研究課程換得未來不穩定的助理職位，領著比最低薪資還少的錢。即便未來有可能（在「現實世界」需要更多欣賞文學、歷史、哲學和藝術的人），我仍然堅決反對讓學生進人文學科研究所，除了上個月我提到的例外，除非他們的目標是當教授。

事實上，我有更扼要一點，為不知為何要念研究所的人列個清單。有些信件正確的向我指出，將學術生涯的基礎建立在伴侶的經濟支持上是非常冒險的認知，看看研究所拆散多少看似穩定的感情便可知。若伴侶沒了工作怎麼辦？對孩子的影響呢？或是「分身問題」（即無法找到可以上下班通勤距離的工作）？如果你要念研究所，你得假設你就是那個人。

然而，有一類學生我會希望他們去念研究所，雖然我不會要求任何人去背負這種集體責任。也許這世代會有人在不期待任何學院地位的情況下進入研究所──他們從來不曾想過要當終身職教授──能對既有的教育路線帶來正向的變化。這些學生不會那麼依賴諮詢，並能夠要求課程能和目前的就業機會有所關聯。放眼學術界以外的工作機會，他們將能挑戰專業能力的暴政，也許他們會尋求技術，他們會想要向公眾發聲，他們會比之前的世代更能開啟學術圈與「外面世界」的互動，他們會把一切都和教授的人生有關的教育方式當成絕不再犯的錯誤。

無論我說什麼，這一輩人仍會去研究所找尋他們所「愛」，但他們的任務不再依循慣例追求學術上的成功，而是要找到方法將學術轉而為廣闊的世界貢獻他們的熱血。他們最需要的，在過程中，是改變人文學科研究所教育成為學生能在沒有道德負擔下進來求學的狀態。

Thomas H. Benton係William Pannapacker的筆名，他是密西根荷蘭市希望學院（Hope College）英文助理教授。他寫有關學術圈文化的文章，歡迎讀者寄信與他聯絡：careers@chronicl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