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接（上）

案：其實此文可以獨立成文，係唐代金銀器的研究回顧。

「西方文化屬性」及其相關問題「把杯」的個案啟示

前引唐代文獻記載中有關「胡風文化」長期興盛的情況，亦可自近數十年來墓葬、遺址、窖藏等地出土的文物獲得佐證，進而呈現隋唐以來東西文化藝術交流之豐富多元面貌，同時亦提供吾人更進一步探究其背後所隱含的西方（或國際）文化屬性之可能性。

根據研究，唐代金銀器不論是在器型、紋樣、器型或圖像表現上，都明顯可見當時西方文化的影響。所謂的西方，特別是指東羅馬帝國、薩珊波斯帝國、大食帝國（今阿拉伯地區）以及中亞粟特等地。其中以薩珊波斯及中亞粟特的影響最為明顯。而在所謂反映唐代「胡風文化」的文物中，又以金銀器最具代表性。在以上有關金銀器在唐代「流傳」、「模仿」過程之說明基礎上，為了釐清唐代中央地方金銀器之西方文化屬性，必須更進一步地針對其中的西方因素或西方影響等思考面向，進行文化「轉譯」問題之探討，以說明當時文化交流之實相。然而，金銀器等類之文物畢竟是相當容易傳播、攜帶、轉運之物，在絲路沿線上民族、文化紛雜，古往今來歷史交錯的複雜度，遠超過正史文籍的記載；加以進入隋唐時期之後，作為東西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交通動脈──陸上絲路，以分化為北道、中道、南道等三條路線（含路線改變或廢道等），人物往來及物產傳播之路線、經過的地區，以及最終到達之目的地等，都變得更為複雜難理，探討金銀器西方來源問題之困難不難想見。

過去有關唐代金銀器之研究，嚴謹且具高度學術研究價值之專論仍在少數，主要可分為：（一）編年問題、（二）器名問題、（三）西方影響問題，以及（四）紋樣技法問題等四大類，其中又以第四類之介紹文章偏多。首先，關於第一類之問題，過去部分學者已針對唐代金銀器考古出土品（含多數盜墓品）進行歷史編年，或僅型器型器名的認定，然極為遺憾地，仍無法獲致精確結果。一方面由於近數十年來紀年唐墓考古出土品中極少出現金銀器，另一方面是因為考古出土品多為窖藏形式（陝西西安何家村、沙坡村、韓森寨、耀縣柳林背陰村及江蘇丹徒丁卯橋等），僅根據器型及紋飾特徵之比對，並無法真正釐清其編年問題，尤其是金銀器在唐代社會上流行、傳播之分布年代問題上，仍有諸多不明之處。

其次，在器種器名的確認上，亦有同樣的問題，換句話說，在缺乏有如扶風法門寺地中文物〈衣物帳〉之史料證據支持下，對來自西方之特殊種類金銀器的器名討論，亦流於各說各話、莫衷一是。再者，有關西方影響問題之討論，夏鼐根據波斯人移居中土之歷史，認為中國境內出土五世紀以來至唐代之金銀器，主要受薩珊波斯金銀器工藝美術之影響，此項工藝不僅在唐代才開始發達起來，唐代工匠也開始進行仿製。然而，目前並無有效的伊朗出土品可進行比照，其推論難以令人盡信。日本學者桑山正進則透過器型特徵分析及分類，比對當時由俄國考古學者馬爾沙克（B. I. Marshak）所撰粟特銀器之最新成果，認為西安出土唐代金銀器與中亞具有密切的關係。在此問題上，齊東方在其有關唐代金銀器的專著中做了回應，透過器型、紋飾之組合關係進行更多元的分類，認為唐代金銀器的西方來源可以進一步細分為（一）中亞粟特、（二）薩珊波斯、（三）羅馬─拜占庭，以及（四）其他地區等幾大系統。不論是桑山正進亦或是齊東方，其對唐代金銀器西方要素的研究，較先前成果更具系統性，在器型分類、命名上亦更加具體，特別是齊東方對於製造者及製造地之推論，可說是該研究中最重要的著力點，具有極大貢獻。

截至目前為止，學界對於唐代金銀器及其西方文化關係的討論仍未有共識，主要問題出現在對於西方金銀器文化體系認識之缺乏，因此無法提出更具說服力之說法，並進行比較文化之研究。基於此因，筆者為了釐清傳輸關係及其在文化交流過程中所產生的「流傳」、「模仿」與「轉譯」等問題，曾透過唐代「把杯」的個案研究，藉由西方系（北亞、中亞及西亞）文物之掌握，對於唐代仿製品實物之蒐尋、掌握其時空分布、製作體系關係等問題進行討論。根據資料顯示，在具有明確紀年之唐代工匠仿製金銀器中，以姚無陂夫婦合葬或韋洵木年代最早（七世紀末八世紀初）。進入盛唐時期以後，模仿西方金銀器（器型或紋飾）的「仿製品」（金銀器）以及「再仿製品」（陶瓷器），即源源不斷地出現。

其次，透過對西方文物之區系分析及與唐代「仿製品」與「再仿製品」的研究，可進一步討論其與西方金銀器不同區系文化之關係。根據本研究結果可知，約自邁錫尼文化以來，希臘、羅馬之「筒形把杯」、「無把筒形杯」（Tazza）、碗型把杯（Skyphos）已在古代東方世界長期傳布，它們與歐亞北方草原流行之「罐形」把杯，都在唐代一同傳入中國；而「無把筒形杯」伴隨「筒形把杯」出現於八世紀初期，其後亦曾出現陶瓷仿製品。在唐代出土的金銀把杯中，除了青一色的「單耳把杯」，及後來不同材質如三彩、白瓷等陶、瓷仿製品外，在器型上就僅有「碗形」、「筒形」及「罐形」等三種。因此，透過本個案研究，我們不難理解，「把杯」這種充滿西方異國色彩的金銀把杯，並非如先前學者所言由粟特人所創，而是早在古希臘時期即已存在，其後經由羅馬帝國傳至小亞細亞、近東、黑海沿岸、薩珊波斯，最後透過了絲綢之路東傳至中亞及中國。

雖然像何家村、沙坡村等地出土之金銀器，在製作年代斷定上，學界仍無法突破或尚無一致見解，但由於姚無陂夫婦合葬墓及韋洵墓筒形杯的出土，說明了至少在七世紀末、八世紀初中國工匠已經開始模仿的史實。在上述結論中，雖說唐代把杯來源具有多元性格，但從製造者的身分上來說，一如齊東方所指，具有「直接輸入品」、「西方工匠在唐製品」以及「中國工匠仿製品」等不同可能性，正因為此種東西文化直接、多元且實際的融匯交流結果，使得唐代文化因而較前朝更充滿國際性色彩。

唐代金銀器在歷經數百年的「流傳」、「模仿」與「轉譯」過程，透過「直接輸入」、「西方工匠在唐生產製作」以及「中國工匠仿製」等不同形式，產生了在地化的傾向，並完成東西文化融合的結果。儘管如此，在主題紋樣、圖像意匠、製造技術（冶鑄、鎚鍱、鉚接、鏨刻及鎏金等不同工序）及裝飾手法上，對於包括與薩珊波斯或粟特銀器有關器型種類及紋樣裝飾手法，如「立鳥紋」、「蔓草鴛鴦文」、「對獅紋」、「翼獸紋」、「翼鹿紋」、「海獸（魔羯）水波紋」、「徽章形（Medallion）開光」等之直接模仿外，唐代工匠還結合傳統文化創造出許多嶄新表現，如「飛廉紋」、「雙狐紋」、「熊紋」等紋樣之「仿西方」金銀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金銀器的動物主題紋樣，基本上都與波斯金銀器動物紋飾具有「神教」、「祥瑞」的特質有關，這同時也說明唐代金銀器具備作為「下賜品」或「進奉品」的特定功能與原有文化屬性。

結語

有唐一代蓬勃發展、多采多姿的「胡風文化」，反映在物質文明之各個層面，展現當時大規模東西文化交流的具體成果。而在其中，被唐人視為時尚之珍的金銀器，不論是「直接輸入品」、「西方工匠在唐製品」亦或是「中國工匠仿製品」，透過長久而密切的文化接受過程，在其東傳過程中，西方母體文化之特質仍持續被延續，並在不斷消化、吸收的過程中被重新認識、模仿、融合、創造與延伸。

透過器型學、文獻分析、宗教圖像學、以及比較文化多重研究方法之綜合討論，我們一方面得以確立唐代自身之工藝製作系譜、時空分布以及在當時社會上的流布、使用問題，理解唐代物質文明高度發達之實況；另一方面，針對這些出現於東亞世界的西方系金銀器美術史意義之探討，比對分析其與西亞、中亞金銀器皿器物造型、製作技術、紋樣裝飾等影響關係，藉由西方該類器物或造型美術中瑞獸所蘊含之宗教神話意涵，以確立其文化屬性。同時，在此基礎上，解釋這些出現在東方絲綢之路據點上嶄新之文物原有的社會功能及文化意涵，以闡明其傳播至東方之後所造成的轉變及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