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案：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的「盛世皇朝祕寶──法門寺地宮與大唐文物特展」展至民國一百年一月九日。這次展出的主要文物，是法門寺出土的珍貴金銀器和佛教用器，包括收納佛骨舍利的箱涵、捧真身菩薩、錫杖，還有唐代的祕色瓷。雖然跟上次來台展出的品項比較似乎是稍少，但珍貴的程度遠遠過之。非常值得一看。茲以師大副教授之文為引。

白適銘（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副教授）
《典藏古美術》第218期，2010年11月
（本文不含插圖）

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數千件以上的窖藏文物；1987年，扶風法門寺地公大批文物亦相繼被發現，何家村與法門寺兩處考古遺存，作為近數十年來最重要的唐代考古發現，尤其蘊藏豐富而多元的物質文化面向而受到注目，尤其是在唐代東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課題上，已引發考古及美術史界的廣泛重視。

在何家村窖藏與法門寺地宮出土，反映唐代統治階層物質文化最高成就的無數奇珍異寶之中，尤其以質精量豐的金銀器最為人所矚目。何家村出土金銀器高達271件，法門寺地宮珍藏金銀器亦有120餘組件之譜，具有極高的考古、文物與歷史研究價值。然而，就考古美術或美術史的研究視角而言，過去對何家村與法門寺出土金銀器的研究，多半集中在工藝技術、器型裝飾及使用用途等的分類探討上，特別如前者受東羅馬、薩珊波斯、中亞粟特，後者則受西亞、伊斯蘭等西方地區文化、宗教影響之前代未見器型、紋樣種類繁多，如何透過金銀器中西方造型元素之分析探討，釐清其在唐代東西文化交流史上有關「流傳」、「模仿」與「轉譯」等問題上的積極意義，已成為此間最重要的研究課題。

絲路上的物質交流文化

隨著古代東西方經由政治、軍事、貿易及文化上接觸範圍的不斷擴展，漢、唐之際尤其是西亞、中亞民族傳教、經商或移居中國最為集中的五至八世紀，可為中國歷史上東西文化交流最為繁盛的時期。透過「絲綢之路」（Silk Road）──此一橫跨歐、亞、非大陸之重要傳輸路徑，綿亙東西數千公里間廣褒地域中的多重種族、語言、政治、宗教、外交、貿易、藝術及文化，在此產生接觸與撞擊，在長久歲月中留下了無數的文化遺產，傳述著異文化交會的互動軌跡。在中國境內絲路沿線上，自漢代以來，及持續發現東羅馬（拜占庭）金幣、阿拉伯金幣及薩珊銀幣、粟特銀幣、東羅馬及薩珊金銀器、玻璃器、首飾，以及織成於波斯、中亞的緯錦、衣物及北亞的草黃金文化遺寶等西方系文物。這些文物，在不同時期都有相對應的仿製品。西方系文物或公藝美術品在東亞世界的出現，透過絲路延長線的擴張，其後更遠播於朝鮮半島及日本境內。

就中國藝術史或物質文化史之發展而言，西方諸國的宗教、藝術、文化，對漢末以來至於唐代甚或是遼、金時期具有出人意料的影響力，這可由數十年來中國本土頻繁出土的「西方系」（北亞、中亞及南亞）或「仿西方系」文物得到有力的佐證。故而，對這些中國域外宗教、藝術、文化的理解，便成為研究發展史所不可或缺之一環。然而，這些在地理上至少包含歐亞草原南部、北亞、中亞、西亞及阿拉伯世界在內的西方系文物，經由何種途徑或方式流傳於東亞？在東西文化交流的層面上扮演何種角色？對中亞諸國社會、文化、藝術造成何種影響？東亞世界又如何接納及轉化？這些問題似乎更耐人尋味，同時也是研究中國中古時代東西文化交流領域最重要的核心課題。這些問題相當複雜，亦無法在短時間內一一解決，不過，我們仍可自個案研究的角度著手，透過唐代金銀器中所反映的西方要素，西方影響之考察、分析及詮釋，釐清當時東西文化交流在「流傳」、「模仿」與「轉譯」之傳輸過程、轉變方式及實質內涵等問題。

「胡風文化」之形成與「金銀器時代」之開啟

自初唐以來，唐代政府及對周邊外族採取懷柔政策，對這些外族降軍及內附者均以寬容接納的態度對待，因此，也造就出中國歷史上最為多元及充滿國際色彩的社會文化特質。自此以往，大唐政權在東亞及西域間廣褒世界上的領導地位逐漸鞏固，直至安史之亂爆發的一個世紀中，基本上維持極為強盛的國力，幅員遼闊更勝於漢代帝國。而所謂的多元、國際社會文化特質，簡言之，即為西方文化的輸入以及在此影響下所融匯而成的「胡風文化」。

從對唐代中西交流史的發展理解上來說，西方（胡風）文化在唐朝的流入或盛行，雖然與西方人東來、如自初唐以來羈糜政策、降附（回鶻、突厥帝國）或使節派遣（東羅馬、大食帝國等）等因素不無關係，但與公元651年阿拉伯軍隊入侵，造成薩珊波斯王國，大批波斯、中亞人東逃至中國的關係最為直接。在此時，中亞粟特地區在扮演東西文化交流、傳播的角色上，逐漸具有和薩珊王朝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中國到了七世紀末八世紀初，才開始出現許多西方新型器物，這與七世紀中葉、中西之間包括人（民族）、物資及文化等方面規模繼大且實際的接觸，必定有超乎想像的密切關係。

一如上述，在唐代以各種目的入唐或移居中國（或長安）之外國人數目極多，此來源不同的彼方文化，對唐代宗教信仰、社會風俗、物質文化、美術工藝等方面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同時使得「胡風文化」蔚然成風。自唐朝統一南北朝建國以來，原本屬於漢人的南朝文化與逐漸定型的北方遊牧民族北朝文化逐漸結合，再加上七世紀中葉以來新一波「胡風文化」的注入，遂產生中國歷史上及其少見的民族、文化大融合。「胡風文化」之流行，以盛唐時期為極盛，《舊唐書》卷四十五〈輿服志〉曾明言：

開元來，婦人例著線鞋，取輕紗便於事，事兒乃著履，臧獲賤伍者皆服襴衫，太常樂尚胡曲，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士女皆竟服胡服，故有范陽羯胡之亂，兆於好尚遠矣。

另外，詩人元稹（779-831）在〈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法曲〉一詩中亦說：

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羶滿咸洛；
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
火鳳聲沉多咽絕，春鶯囀罷長蕭索；
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

可以想見，約自開元初年（713-）以來半世紀之中，唐代社會風俗大為轉變，唐人公私生活中，不論衣著、飲食、樂舞、出行或娛樂等，崇尚胡風的情況相當普遍。

另一方面，由於「胡風文化」之興盛與流行，約自八世紀前半葉以來，唐代貴族、上層階級使用西方傳來之金銀器的情況亦愈發興盛，講究排場的宴會多喜以華美豪奢、作工考究之金銀器皿相襯、炫耀。例如唐‧姚汝能（生卒年不降）在《安祿山事蹟》一書中記載，唐玄宗、楊貴妃下賜安祿山的之奇珍異寶中，及包含尺寸龐大、極盡裝飾能事之各式寶器：

（天寶）十載正月一日，是祿山生日，先日賜諸器物衣服，太真亦厚加賞遺。
元宗賜金花大銀盆二，金花銀雙絲瓶二，金鍍銀蓋椀二，金平脫酒海一，幷蓋金平脫杓一，小瑪瑙盤二，金平脫大盞四，次盞四，金平脫大瑪瑙盤一，玉腰帶一，幷金魚袋一，及平脫匣一，紫紬綾衣十副，內三副錦袄子幷半臂，每副四事，熟錦紬綾三十六具。太真賜金平脫裝一具，內漆半花鏡一，玉合子一二，玳瑁刮舌篦耳各一，銅鑷子各一，犀角刷子梳篦一，骨骰合子三，金鍍銀合子二，金平脫合子四，碧羅帕子一，紅羅繡帕子二。紫羅枕一。氈一。金平脫鐵面枕一。幷平脫鎖子一。紅羅繡帕子二，銀沙羅一，銀沙枕一，紫衣二副，內一副錦。
其日，又賜陸海諸物，皆盛以金銀器竝賜焉。所賜祿山食物，香藥，皆以金銀器盛之，其器竝賜，前後又不可勝數也。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琳瑯滿目、五光十色、數量龐大的各式珍奇寶物等下賜品中，更有所謂盛唐時尚之珍的「金銀花器」──即帶有華麗鎏金紋飾之銀器，如「金扳花大銀胡瓶」、「大銀魁」、「金花大銀盤」、「金寶細胡瓶」、「金花大銀盆」、「金花銀雙絲瓶」、「金鍍銀蓋椀」、「金鍍銀合子」等等。

這類當時僅供皇室使用、或皇帝用以下賜有功臣下之金銀寶器，自初唐以來即由設置於宮中之少府監冶署、中尚署、金銀作坊院、文思院（大明宮內）及宣徽院等機構承製。而金銀作坊院及文思院鑄造之皇家金銀器，近年更有實物出土，一方面反映當時金銀器的最高工藝水平，另一方面，器物本身鏨刻有「金銀作坊院」、「文思院」、「宣徽院」等宮廷作坊名號字樣之金銀器，諸如法門寺地宮出土的〈鎏金臥龜蓮花紋五足朵帶銀薰爐、爐台〉，更提供吾人理解唐代金銀器在中國上層社會流通、使用及實際發展的情況。根據統計，在法門寺出土的121件金銀器中，由唐懿宗、僖宗父子所供奉的數目就高達百餘件之多，反映出自初唐至於晚唐，統治者及貴族階層對金銀器的喜愛以及工藝美術傳統的歷史延續。

唐代宮廷金銀器的使用甚為普遍，除了供應皇室日常器用、統治者藉以賞賜寵臣、外國使節等需求，於上述宮廷設置工坊進行研製外，地方官員投其所好，亦曾在其轄地委託良工或設置地方作坊製作貢品。唐代文獻記載揚州、綿州及貴州等地「土貢」中及包含金銀器；此外，如法門寺地宮出土的〈鎏金雙駌團花大銀盆〉、〈鎏金雙獅紋菱弧型圈足銀盆〉及〈鎏金飛鴻球路銀竉子〉等金銀器，器身因分別鏨刻「浙西」、「江南西道」、「桂管」（指嶺南道「桂管經路史」）等字樣，說明了中國南方地區金銀工藝製作廣受重視的情況，同時也反映了當時地方官員爭相「進奉」、討好皇帝以獲取高位的浮薄風氣。

金銀器除了是唐代貴人豪奢生活不可或缺的器物外，上行下效之結果，在一般民間階層中亦廣受歡迎。不過，由於金銀器的製作費時、材料昂貴、所費不貲，因此也紛紛出現陶瓷的仿製品，以供應日益擴大的市場需求。在唐代文化史上，金銀器在製作、流通及使用層面相當廣泛，不僅對當時其他類型的物質文化如陶瓷、銅器、漆器等產生巨大影響，亦為遼金宋元等候是金銀器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典範。這種現象，反映了有唐一代已然開啟了足以與上古「玉器文化」、「青銅器文化」相比擬、前所未有的「金銀器文化」之時代。

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