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出版業非常倚賴翻譯外國書,但台灣的翻譯品質卻是爭論不斷。如之前丁連財在臉書厲聲抨擊立緒出版社所出版的三大冊《鄂圖曼帝國三部曲》,要求甚嚴苛。當然,這是針對學術譯著。有鑒臺灣的翻譯書籍包山包海,只執一端來評論,不免有失周到。但門檻最高的學術譯著問題釐清,其他應該也差不離。

學術譯著其實是個尷尬的存在。照理如果是專業領域的相關學者或學生,理應要有相當語言能力讀懂國外的經典著作,但另一方面,學術譯著某種程度也是反映該地的學術深度。日本翻譯學術著作最是不遺餘力,其學術大國的地位也是有目共睹。

許瑞宋所提到台灣的學術譯著品質,大抵可以分成兩個困境,一是譯者,二是編輯。在台灣,有專業背景又有翻譯能力的譯者不多,小眾的學科就更少了。而有相應語言跟文化素養的編輯,一樣鳳毛麟角。這其實可以反映台灣的學術現狀:台灣學界有興趣的領域非常偏窄,視野極小,一旦要商業化,便顯得抓襟見肘。比如歷史,台灣的歷史學門永遠只關注在幾個很有限的領域,一旦出了那個領域,幾乎一片空白。比如台灣人哈日,坊間日本歷史入門書籍也很多,但台灣歷史學界真正研究日本史的學者少之又少,完全看不到一本以台灣人眼光探討日本史的著作。連台灣最受歡迎的日本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至於台灣翻譯的情況,我覺得很微妙。有些人有光環,比如洪蘭,有人甚至會衝著他去買書,此時譯者的地位又凌駕原著了。有些人也會把翻譯跟原作者等量齊觀,比如講到村上春樹就要提到賴明珠。要說翻譯在台灣社會的注目度,至少對常讀書的人而言,應該都不是太輕忽。真正對翻譯造成挫折的,我覺得是翻譯不成比例的收入。台灣從事出版業的相關人員,多半收入極低。像學術著作這種需要大量查閱資料、檢覈正誤的工作,每每曠日廢時,以台灣的薪資水準,如果要有學術高度的審校工作,幾乎是癡人說夢。用時興的話說,你只給得起香蕉,就只能找到猴子。但在台灣,要提升相關從業人員的薪資,根本不可能。就這點論,我覺得近乎無解。

但這樣的情況並不是只能坐以待斃。比如科技部有經典譯著計畫,基本上就是試圖為台灣學術翻譯提供一條門路。如果翻譯也可以申請科技部計畫,對在學院內需要業績的老師而言,不失為一個誘因。當然,這裡不免仍回到「有專業的人不一定有翻譯能力」的困擾,但我覺得,有這樣的討論是好的,至少代表愈來愈多人在意。否則在此之前,根本沒有人在乎,遑論爭論、批評。

比方說,我最近因為在念德勒茲,找了陳蕉所翻譯的《法蘭西斯‧培根:感官感覺的邏輯》,又因為德勒茲在寫此書時是受到培根的訪談錄啟發,我於是又找了《培根訪談錄》來看。《感覺感官的邏輯》是2009年出版,《培根訪談錄》更早,1995年。現在回頭看這兩本翻譯,實在慘不忍睹。句子拗口、洋化,有時甚至不知所云,我懷疑翻譯的人根本就忘記中文要怎麼寫。德勒茲著作難讀,固然原文可能就已經不知道在講什麼,但把sensation翻成「感官感覺」,把plat翻成「扁平底面」,就算譯者再怎麼強調特殊的譯名是基於文意的需求,我還是覺得只是故弄玄虛(或是中文真的太糟)。但更糟的是,這種洋涇濱的中文已經變成某些學門寫作的基準,只有那種刻意配合英文或法文語法,將好好的中文寫的彆扭奇怪,才是他們認可的學術語言。這可以看成是台灣長年知識閉塞的遺毒,因為所有的劣譯,基本上都是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大量國外理論譯介到台灣時就開始了。當時台灣根本沒有相關背景的翻譯人才,只能依賴留學生或蛋頭學者來翻譯,結果就是如此。

若將時間放遠,從三十年前至今,台灣翻譯的範圍與深度,其實有很長足的進步。特別這幾年,台灣雖然出版年年萎縮,但多樣性似乎在增長,很多過去從來不可能翻譯的作品,居然都有翻譯出來。就這點論,我不得不說,台灣的商業出版社,在這方面遠比學術單位認真的多。照理學術譯介應該是大學出版社帶頭,但台灣的大學出版社幾乎不去投入,倒是坊間的出版社,多少繼承了台灣過去文人辦出版的精神,帶著理想和淑世的精神在譯介作品。有時跑得比學界要快,自然就缺少奧援。比如八旗最近雄心勃勃要出版講談社的世界史叢書,裡面許多冊的研究角度,國內根本缺乏相關的學術領域。但這套叢書,卻是日本史界戰後數十年累積的成果──還是十年前的成果。台灣翻譯的困境,不過是台灣學術落後的其中一個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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