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將管理大學的權責從政府轉由管理或行政人員

這個新興階層掌握了大部分大學的運作,包括資金分配、課程設計、課程提供。你若年紀夠大,就會記得當藥物因為「HMO」藥物管理措施,使藥物包裝永遠改變了,你就會對學院內所遭遇到的情況有概念。若你年紀還不到,我可告訴你,很久很久以前,醫生管理醫院,醫生決定病患需要什麼樣的醫療。到了1970年代,在討人厭的尼克森政府時期,HMO開始向公眾兜售,說可以幫助醫療開支。然而在尼克森1973年順利通過HMO法案後,這個組織迅速從一個非營利組織的運作模式,轉而專注控制高水準醫療照護的開支,變成營利導向的組織,許多財團資金挹注──突然間高水準醫療的理念因為控管損益而遭到犧牲──意即保費愈來愈高但服務愈來愈少,更常公開否認,醫生的限制更多,這全歸到「管理專業」上。他看到這個國家的醫療照護有多麼差勁。在與此同時,有個類似的東西正在成形,與HMO很像,叫做「EMO」:教育管理組織(Educational Management Organization),準備要全面接管美國學術。自1970年代迄今,專任教職不斷萎縮,而全職的行政人員數目則爆炸似的增長。教師開始去專業化並兼職化,教師淪落成合約工人,而行政工作如今提供良好、穩定的工資,包含福利、辦公室、聲望及權力。2012年,全國各地的校園,行政人員的數量已經超過教職人員。而就如同HMO加諸在美國醫療的悲慘狀況,同樣的EMO模式也毀了美國學術,而且毀了學生教育的品質。金斯堡(Benjamin Ginsburg)寫了一本內容詳盡的書,叫做「老師的墮落(Fall of the Faculty)」。

這裡我也要提到,大學通常會對自己雇用兼任師資(佔這個國家大學教職的75%)辯解,說他們沒有選擇,只能雇用兼任,這是大學面臨經費不斷削減時「節約成本的措施」。但他們沒有說,也永遠不會說的,他們並沒有因為雇用兼任教師(縮減了固定薪資、保障和權力)而減省經費,因為這些錢全都轉到行政人員支出、教練薪資和無恥的大學校長薪資上。經費的重新分配減少了教職和學者──以及學生──的開支,跑到行政人員、管理人員和運動支出,並擴大了「顧問」、公關、市場經營和法律事務的支出。我這裡還要再補充,校長的薪水從1970年代的25000到30000美元,到現在億元以上年薪,包括直接的薪水、津貼、投資基金、免費住宅或優渥的住房補助、附車附司機、昂貴的鄉村俱樂部會員。

第四,導入企業文化和企業資金

為了進一步掌控與支配大學的「使用」,大批企業資金將大學的價值從一個教育公民成為有價值的個人並能奉獻社會的地方變成職業培訓所,只注重收益。企業文化控制了所有論述,大學不再是個發展心智的地方,只是個為了找到「好工作」的地方。任何與工作沒有直接相關的科系都遭到詆毀被視作一文不值──哲學、文學、藝術、歷史。

維多利亞寫到企業文化:「許多大學依賴私人部門營利的方法,比如用私人公司的模式、專利、市場策略、產學合作、出租校園、還有獲利導向的線上學習課程。為了減少開支,公立大學外包給私人派遣公司並簡化財務運作。」

你可能會問,那企業的資金有什麼問題?多的很。當企業資金在大學裡氾濫,企業價值就會取代學術價值。就像我前面說的,人文學科失去經費而商學院財源滾滾。當企業資金開始贊助理科系所時,出現嚴重的道德問題──金錢所能買到的影響力不僅左右了研究過程,更決定了研究成果。企業贊助系所,變成與大學研究人員談判的條件──而且有能力在研究過程中刪減捐贈經費,控制並握有研究。突然間,大學實驗室在是個客觀研究的地方了。舉一個例子,企業不喜歡「氣候變遷」的警告,就會捐助資金並控制大學的研究,讓他們出版反駁全球暖化的證據。或者是,大學實驗室會在企業控制下做食品藥物管理局許可的研究。這非常危險,藥品公司掌握了大學實驗室來實驗藥效和安全性,並以此尋求政府許可。另一個例子則是經濟學系──就像電影「黑金風暴(The Inside Job)」所告訴我們的,華爾街是如何收買哈佛、耶魯、史丹福或麻省理工學院裡聲譽卓著的經濟學者,去談論股票市場或這個國家的金融有多麼穩定。公布出版的報告裡公然造假,由高盛或美林收買的著名經濟學者所署名。

學術圈不應該是企業的禁臠,但如今已經是了。學術圈曾一度慶幸自己是獨立的機構。學術是種文化,提供一個值得延續的長期世界觀,對每個獨立的公民都有著精密的智力、情感、心理、創意上的發展。它應該要尊重並珍視任何對社會有過貢獻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他看重對每位學生的承諾,並戮力替這個承諾做出盡可能的協助與發展。這麼做不僅是對學者或學生好,是對整個社會好。像醫藥,學術圈是為了這個社會好而存在的。我們絕不能只試圖要獲利。然而,無論是HMO或EMO這兩個情況,我們已經完全轉向成為一個只以營利為目的的文化,我們不再能夠從自己的專業或制度中完全自主,而是剝奪我們的主控權。

就企業典型來說,其獲利主要來自:一、維持低薪工作和二、對其「服務對象」持續索討高額金錢,這種思維牢牢控制著學校。教職受前者的壓榨而學生受後者的壓榨。

第五,毀掉學生

雖然他們承諾要提供一個更好的人生,但企業化大學其實在毀掉學生的人生。他們以兩種方式達到這個目的:摧毀教育的品質,沒有人能夠在校園學到如何真正去思考、去質疑、去推論。相反的,他們學習服從,忍受各式「考試」,遵守規範,去接受謬論與妄行。我們的學生失去專任師資,失去發展師生關係的可能,教學大綱每個學期都在變,也沒有多元的課程與選項。愈來愈多大學反而將大部分的研究科目編入共同科,而主修科目則是由行政系統設計的「一般課程綱要」所主導,由一群收入不足的兼任老師大隊教導,與其說是高等教育,不如說是中央廚房所調理出來的快餐食物。

第二步:讓大學學費瘋狂昂貴到只有最有錢的家庭出身的最有錢的學生才能夠念大學不用負債。年輕人也許不太知道二十世紀美國許多大學是免費的──包括加州大學系統,你可以在半年前入住柏克萊,就能以極低的費用或免費就讀。當我在1970年代中期當學生的時候,天普大學的學費一年大概700美元,如今每年的學費近15000美元。學費增加了。再拿加州大學為例,自1970年代以來上漲了超過2000%。百分之兩千!這是我們學生直接面臨到最嚴峻的情況:讓他們背上沉重的債務,一路尾隨入黃泉。

貸款機構與學校的財政部門已經形成夥伴關係,這是另一個正在發生的危險狀態。這是一個邪惡聯盟。我曾有學生在財政部門工作,他們告訴我他們在訓練時不可以說「這是你應借的」,而是「這是你應得的」,永遠都能成功慫恿學生貸到最高額度。學校和貸款機構當中已經有一大堆拿回扣的醜聞,而我敢保證還有很多檯面下的交易尚未揭發。所以,學費之所以會貴如天價是因為行政系統、運動教練和不斷上升的貸款數字,使我們的學生冒著終身背負債務的風險。而且,企業化的大學對此絕對是漠不關心。

此地的宣傳機器非常強大。學生透過他們的家長、中學老師、學校輔導員不斷重複的灌輸,相信他們必須要上大學才能夠有個美好的中產階級的人生,他們相信付這種學費是「值得的」──直到他們深陷其中才知道為時已晚。但要敘明:這不是家長、中學老師或輔導員的錯。這種刻意灌輸年復一年,目的在說服我們有大學學歷是必要的。

所以,就變成這樣。

用一個世代,五個簡單步驟,不只這個國家的學者跟知識分子歸於沉默、摧毀殆盡,而且整個組織都被劫持,重新成為一台機器,讓未來的世代都變得貧困、債務累累、沉默無聲。如今,低薪的教師反覆教導的課程,不是像輸送帶一樣傳輸,只是一個接著一個,背負著債務與絕望進入這個沒有工作的經濟體。這個系統裡唯一直接的受益者是行政階層──他們是企業的走狗,在這個系統賺錢並監管這個扭曲的狀態。但最需要記在心裡的事情是這個:真正的贏家,真正從這個毀壞美國大學的概況中受益唯一的一群人,他們在1960年代,看到那些充滿活力的大學校園正在動搖他們的權力。這些人也同樣積極在摧毀其他的社會結構,從醫療照護、社會保險到郵局,全部。

看看美國學術圈一片斷井頹垣,我們得承認,他們贏了。

但這些贏家永遠不會承認他們勝利──因為這個精心維持的資本主義錯覺「大學教育」仍然對他們有利。他們永遠、絕不承認大學已死。絕對不會。而且反過來,他們會繼續堅持大學是唯一可以永遠成功的中產階級人生的方式,稱大學教育是幸福人生之必然。與此同時,維持目前教育界的窮忙族,繼續灌輸學生錯誤的教育並負債,以確保他們可以服從,並替企業利益當這個機制底下的走狗。這對右翼份子來說是個雙贏局面──他們搞殘這個國家裡反對他們的勢力,並仔細而聰明的挾持了教育系統,使他們如今可以轉而成為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的一部份,近一步對右翼的議題有利。

所以怎麼辦?

這個毀壞的過程大概花了一個世代。我們有可能復原嗎?我們可以對抗刪減公立學校系統的經費嗎?我們可以使教員專業化,把擁腫的行政系統和企業挾持趕走嗎?我們可以為我們的學生提供免費或低廉的學費而高水準的教育,而且不再關注在職業訓練,而是高度個人與智力的發展?我相信我們可以。但是是要我們了解這個宏觀的議題,並拒絕政府或企業掌控的媒體喉舌進一步分化我們的前提下。這個毀滅性的衝撞是在社會利益上大規模衝擊進步價值的一部份。這場戰役不僅是為了收復教授的職位、消滅學生的債務、提高教育成果──儘管這些目標也值得爭取。但我們頂多只能慘勝,除非我們更大規模戰役的性質,用更加廣泛的方式去回擊,重拾我國的價值,讓我們的公民更好。

我亟望聽到你們當中有人已經參與這場戰役,或正要參與這場戰役。我們面前有個巨大的工作,所面對的是一個強敵,如同大衛對戰歌利亞。我很期待聽到如何有個更好的方法,可堪為那關鍵的彈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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