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中國書法》總205期，2010年5月，頁56-61）
傅申

引言

筆者在三十五年前的黃庭堅研究論文中，對有鄰館墨蹟本《砥柱銘卷》的真偽不能遽斷而存疑，此疑一直延續到今年初，主要是沒有時間盡全力去解疑。

有疑而不解，風吹草動，莫不驚心，因此不論是對做學問或人生態度而言，是不健康的。因為「疑心生暗鬼」。

近期因《砥柱銘卷》易手之際，引起了眾多的關注，故而重溫舊題，較為細心地爬梳了此卷中的有關數據，以及參考手頭已有的學者意見，一再地反復思考並自我辯證，得出了結論，如本文之標題所示，肯定此卷為山谷書風轉換期的真蹟。

此卷的書法風格，雖與晚年的幾件基準作品略異，但從吾人理解，每位書家的發展過程而言，無不具有其歷史價值。正如同早期有人存疑的山谷草書《廉頗藺相如傳》至今已被公認為重要真蹟，其草書成就雖不及《諸上座》及《李白憶舊遊》等，但無損於其價值，其實只要是黃庭堅這樣與東坡齊名的詩人，及書史上宋四大家的地位，其片言隻字，皆屬可珍！更何況此卷長達824公分，從南宋初到清末的題跋長達621公分，其總長為1445公分，內容豐富，歷經南宋二大藏家王厚之及賈似道的收藏，雖非山谷存世作品之最，但較之蔡、蘇、米諸家作品，實屬罕見，較之曾鞏的短紙，更屬大巫！吾人能不珍重之耶？

研究緣起

一九六五年當筆者整理蘇東坡、黃庭堅及米芾三家的畫論文字成《宋代文人之書畫評鑑》之碩士論文之際，臺北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新館落成，有幸被薦與江兆申兄同入故宮書畫處，三年之間得親手展閱書畫名跡，其中有黃庭堅書跡多件，大字行、楷書中，自以《松風閣詩卷》最為公認的名蹟，其次有《寒山子龐居士詩卷》，雖然乾隆皇帝晚年題此卷為：「雙鉤既偽詩更誤，向謂上等實誤！」但經筆者細觀原蹟，絕無雙鉤跡象，且一片神行，比《松風閣》卷更生動自然！最後有林氏蘭千山館寄存故宮的《發願文》卷，相較之下，不論用筆和結字均大為遜色，墨色亦不及前二卷光彩發越，因而耽之心中疑不能決。

一九六八年有機會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進修，兩年後，當地藏家在方聞教授的指導下，從香港購入張大千舊藏黃庭堅《張大同卷》(全名：《為張大同書韓愈贈孟郊序後記》)寄存於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中，筆者得不時入庫房中手自展卷觀賞研究。其前，黃庭堅的草書最長卷《廉頗藺相如傳》卷，已入距普城車程僅一小時餘的紐約大收藏家顧洛阜（美籍猶太人John M. Crawford）收藏，也曾親手展卷研賞。亦在上海博物館的舊館觀賞了《華嚴疏》。由於以上的機緣，就選擇了以黃庭堅《贈張大同卷》為中心的黃庭堅書法 作為筆者的博士論文。 （原名：Huang T'ing-chien's Calligraphy and His "Scroll for Chang Ta-tung" : A Masterpiece written in Exile. 中譯為：黃庭堅的書法及其貶謫時期的傑作《張大同卷》）並於一九七六年通過論文口試。

在研究期間曾專程赴日本私人藏家請觀了黃庭堅名蹟：《經伏波神祠詩卷》、東京博物館的《王長者、史詩老墓誌銘稿》以及藤井有鄰館的《砥柱銘卷》。一九七七年又有幸因美國科學院邀請參加與中國交換訪問的學術交流，在北京的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史樹青先生為我們展開了中國書史上的第一大字卷，長十米的擘窠大行楷：《懶殘和尚歌後記語卷》。雖然在每次展觀以上各別的卷子時，都有不能言傳的激動，但以這一卷的一行一字的渾重筆力最為驚心動魄，歎為觀止！

有了以上的經驗，在研究過程及撰寫論文時，對今天的主題：《砥柱銘卷》的定位遇到難題，一再的來回推敲而不能決，最後在論文中，將其他各卷定位為黃庭堅的基準作，而將《發願文》及此《砥柱銘》兩卷定位為疑而不能下定語的「問題作品」。問題究竟在哪裡呢？當時的疑問有一是用筆，筆者當年的感覺是有鄰館墨蹟本的《砥柱銘》（以後簡稱為《有鄰館本》），雖然全卷筆法和結字都與其他山谷各卷都有相通符合之處，而且一片神行，毫無一般假或偽仿書跡的遲疑、膽怯或誇張的神態，但是在用筆速度比其他行楷都要快速，出鋒尤為爽利迅疾，多縱而少斂，絕無代表性的戰顫波折，線質偏於扁薄，在筆法的比較上，雖然三點水及糸字的偏旁，其特殊的結構和慣性都與標準品一致，而最明顯的不同是在捺筆的出鋒與造型都似利刃一般，而且時常在重按後提筆出鋒的形成有稜角的三角形，例如：天、之、合等字。另外是在：也、軌、荒、邑等字的末筆上拋鉤，也出現在橫筆末端，往往先重壓後上挑，有分段性的用筆，往往形成三角形。這些特徵是在基準作品中少見的。

二是風格的早晚。從風格來看，《有鄰館本》是比較年青而有俊氣灑脫的氣象，卻與《山谷題跋》卷六中寫給楊明叔的《題魏鄭公砥柱銘後》本，末後的紀年為晚年的「建中靖國元年（1101）」有不相合之處。

因為將上述筆者所見諸原件，以及其後筆者續見原蹟的北京故宮藏《諸上座卷》卷尾的行書跋，以及臺北故宮蘇軾名蹟《寒食帖》黃庭堅跋語等等，茲依年次先後列於下：

《發願文》，約1084，蘭千山館寄存台北故宮
《王長者墓誌稿》，1086，東京國立博物館
《華嚴疏》，約1086（或約1092），上海博物館
《廉頗藺相如傳卷》，約1095，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寒山子龐居士詩卷》，約1099，台北故宮
《贈張大同卷》，1100
《明瓚詩後跋卷》，1100，中國歷史博物館
《諸上座卷》，1100，北京故宮
《寒食帖跋》，約1100，台北故宮
《經伏波神祠詩卷》，1101，日本
《山谷題跋本砥柱銘卷》，1101
《松風閣詩卷》，1102，台北故宮
《範滂傳》拓本，1104

如果《有鄰館本》書寫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與《經伏波神祠詩卷》寫於同年，並列於《寒山子龐居士詩卷》及《贈張大同卷》等等的後面，其風格是格格不入的，是絕不符合風格發展的規律，因為它毫無山谷晚年凝重渾厚的用筆。故此疑惑其為真蹟與否。

三是文句內容：兩兩對照《山谷題跋本》與《有鄰館本》雖大同而有小異，前者詳而後者略，茲以見其異同，而最大的不同是《山谷題跋本》有紀年：

以A本黑體字代表《山谷題跋本》，B本用標楷體代表《有鄰館本》：

從以上的對照本，讀者佷容易見出兩本之不同，筆者當年的感覺是：《有鄰館本》可能是節錄《山谷題跋本》，因為偽仿效者由繁變簡易，而難於無中生有，因而對墨蹟本增加了疑點。但是此本雖省略多句，但也有改句之處。這對於偽仿者而言卻是增加了難度，並且消除了末句的紀年及山谷老人款字，乃是因為當時收藏者，在山谷再度貶謫時為了保護此卷而割去的疑慮，（吾人可見甚多蘇軾及山谷的書蹟為無款作品），也就是說此卷可能是無款或割款後的真蹟。因此在當時從以上各方面來考慮，並沒有明確判定是真或偽的證據，無從遽斷，故而存疑，以待未來的繼續求證。

以上是筆者三十五年前的結論，在大陸近年的學者著作中找到兩位有相近的看法，一是2004年徐傳旭著的《黃庭堅─中國書法家全書》（河北敎育出版社）所附年表的1101年正月條，有：《題魏鄭公砥柱銘後》（疑偽），又有黃君寄贈的大著《山谷書法鉤沉錄》在其附表〈傳世黃庭堅書法〉〈作品簡表〉中的第八十一號：紙本墨蹟的《砥柱銘卷》，將創作年月定於「靖國元年（1101年）正月」，知黃君兄當時將墨蹟本與《山谷題跋本》認為是同一件作品，並與其他真蹟並列；但在附表三〈偽託黃庭堅書法作品簡表〉的五十二號，列有：「魏元成砥柱銘卷，海山仙館藏真續刻，有墨蹟在日本，疑是臨本。」

黃君將日本（即《有鄰館本》）墨蹟本「疑是臨本」，張君「疑偽」，兩位的看法都與筆者當年的觀點相同或類似。

而經過近兩月的密集研究，對三十多年來的疑問得出了解釋，其結論為山谷真蹟，雖與中田勇次郎及水賚佑二先生相同，但並不同意二位套用《山谷題跋本》的紀年，而將《有鄰館本》定為「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筆者仍認為墨蹟本是稍早的另一本。

這一新的結論，不但更正了筆者自己的舊說，也有別於上述張、黃二位在五、六年前的觀點。筆者目前對《有鄰館本》的正面且肯定為真蹟的結論，對並未懷疑過的讀者來說，或可譏為後知後覺，但不懷疑並不代表真懂得。而本文主要的目的，除了表達筆者自己的求真過程之外，也期待能說服過去的持疑者，如張、黃二位，借此機會共同來重新並更全面地來瞭解山谷書法的發展過程中的各種面貌，使吾人儘量減少誤判、誤鑑，更避免造成「冤案」、「冤獄」，這是作為史論或鑑定者的基本態度。

接（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