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中國有則網路新聞,說是一位上海女子結交外地人,到他老家吃年夜飯時被鄉下的飯菜嚇到,立刻萌生分手之意。這則發文引來很多人批評,也出現一些背景脈絡的討論,比如轉錄的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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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人天生腦洞大。比如說,最近看到一則新聞,某上海姑娘隨男友回農村老家過年,結果看到第一頓飯後馬上決定分手回上海,我首先想到的卻是七十年前另一個令人悲傷的故事。

王鼎鈞先生在《關山奪路》一書談到1946年他對“蘇北難民”的採訪經歷。“蘇北難民”即鐮刀錘子幫在所謂「解放區」搞暴力土改時逃亡到南京上海等地的蘇北人群體,他們是土改的受難者,也是見證者。絕望之處在於,他們發現,國民政府、知識份子、媒體乃至城裡的老百姓都不待見他們,壓根不相信他們關於土改暴政的訴苦。「江南人並不相信他們的故事,一個南京人說,『共產黨為什麼要這樣做,沒必要嘛,再說,他們也做不到』。」(《關山奪路》P115)

為什麼我會聯想到這樁舊聞呢?因為那位上海姑娘對鄉村世界的無知,與七十年前上海人南京人對「解放區」農村的無知極為相似。上海姑娘大亂方寸,正是源於她儘管已有充分的心理準備,那些農村生活細節(絕不僅僅是一頓晚飯)仍然超出她想像力所能達到的極限,衝擊之大,使她接下來的表現遭到「缺乏教養」的批評。

其實我願意相信,她在生活中是一位善良且有良好教養的女孩,事實上其帖子的字裡行間並沒有流露出絲毫傲慢。正如,當年的上海人南京人,肯定也絕非由於秉性冷酷,才會選擇漠視蘇北難民的不幸。只是,驟然面對完全超出經驗範圍之事,人們短期內確實無法接受。四十年代上海南京的市民們,僅憑在日軍與國府統治之下的生活體驗,哪能想像出「解放區」土改中的紅色恐怖有多凌厲?說實話,這則新聞的悲劇性不在於一對青年男女因門不當戶不對而分手,而在於,這片國土上,竟有一部分人的苦難,完全超出大都市中產階級可想像的範圍。

這件事很快引起了一陣討論城鄉階層分化嚴峻形勢、農村社會急速凋零的熱潮。但我個人並不喜歡那些關於鄉村破敗的敘事與抒情。因為就我粗略流覽所及,它們的內容很容易給大眾造成某種錯誤印象,仿佛以前的鄉村就很浪漫很美好。

非常遺憾,如果「破敗」是指,與城市相比,傳統鄉村秩序的崩潰與精神生活的荒漠化,那麼,根據傳教士與地方士紳有關中國農村的文字記錄,中國鄉村社會至少從清末開始便有破敗之勢。原因自然不止一個,包括戰亂、災荒、經濟轉型等等,但民國初期尚有傳教士、民間社團(如鄉村建設派)、宗族士紳在鄉間勉力建設,農村社會破敗速度遠不及後來共產黨下鄉時。

最不幸的是,共產主義政權將整個農民階層作為革命與建設的炮灰,導致鄉村社會的破敗不可避免地急劇加速。鐮刀錘子幫的種種制度與政策,對鄉村社會凋零負有最主要的責任,與此相比,其他因素都可以忽略不計。

莫非三十年代蘇區的農村不破敗嗎?一輪又一輪的擴紅、查田運動、血腥肅反,誰會相信蘇區農村欣欣向榮?內戰時期老區與五十年代新區的土改,則是真正的焦土政策,日軍做不到的,鐮刀錘子幫全做到了。殺人殺得全村人都道路以目,天天只能聽講階級仇恨思想教育課,如此恐怖統治之下,傳統精英主導的鄉村禮俗秩序能不崩潰嗎?如果有人還認為土改時鐮刀錘子幫領導下的廣大農村溫馨和諧,民眾歡欣鼓舞,那我無話可說。

至於一些具體政策的實施,或許短期內惡果並不引人注目,但隨著時間推移,對農村社會的巨大破壞性也漸漸展露出來。比如,打擊宗族認同,收繳鄉民槍支,無異於摧毀鄉村社會的自衛能力。持槍權與結社權的永久剝奪,在基層司法體系無能腐敗的背景下,今日部分地區黑社會能夠橫行鄉里,其實毫不令人意外。再如,趕走傳教士,等於切斷了農村在衛生、教育等公共事業上知識、技術、資金層面的外援。

強制集體化引發大饑荒,文革更是將一切傳統倫理體系摧毀殆盡,難道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鄉村不破敗?

區別僅僅在於,以前城鄉隔離更加嚴重,幾無流動性可言,作為不同等級的奴隸兼炮灰,農民市民之間來往極少(知青群體可能是例外),彼此缺乏經濟、文化交流(鐮刀錘子幫指揮下的單方面輸血可不能算交流),加上媒體完全受控,市民當然對農村狀況缺乏深入瞭解。老實說,要不是近些年互聯網打開了一個資訊傳播的缺口,農村凋敝如斯的話題哪裡會受到關注呢?

哦,差點忘了,還有計劃生育。我就不具體描述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執行得有多野蠻殘暴了,也希望讀者不要假惺惺地跟我講限制人口對於經濟增長的偉大意義。我看到有文章抨擊南方農村的殺女嬰現象,認為農村光棍多娶不到老婆純屬自作自受。可是,計生惡政難道不是農民殺女嬰的主因嗎?我無法硬起心腸指責他們冷血,同樣也不忍心批評那位上海姑娘無知或無教養。

請允許我再囉嗦一則舊聞。黨校教授王海光先生曾有一文探討1950年西南地區所謂「匪亂」,提及中共初至西南各省,接管其實很順利,反抗者寥寥。但為了幫助上海度過經濟難關,西南戰事硝煙未散,中財委就已要求西南緊急調運四億斤糧食支援上海。關於徵糧任務與匪亂的因果關係,鄧在報告中相當坦誠:當前西南各地武裝叛亂者「主要是抗繳公糧,提出『餓死不如戰死』的口號」,「提出『專打北方人(或外鄉人)不打本地人』,『打穿軍衣戴帽花的,不打穿便衣和不戴帽花(指起義投誠的國民黨軍)的」。他們的行動著重於破壞工廠,搶劫公糧公鹽,並提出『開倉濟貧』的口號。這些口號,也確動員了部分貧民參加」。「各地土匪起來之快,因由於國民黨在西南作了較其他各地更為周密的部署,同時亦由於我們徵糧的直接影響。過去國民黨在四川的最高徵糧數為一千二百萬擔,我們這次徵收數為兩千萬擔(三十億斤)。」

後來,上海度過糧荒危機後,「匪亂」很快也被鐮刀錘子幫解決了。(參見王海光教授的《民變與「匪亂」:以中共接管貴州暨西南時的徵糧為例》)我要指出,正是西南農村的屍山血海,供養起了黃浦江邊的歲月靜好,「量西南之物力,結上海之歡心」。某篇文章裡那句「北上廣有多繁華,農村就有多破敗」,點破其間因果關係,很有幾分道理。可是,這個現象絕非始於九十年代的市場化,而是從鐮刀錘子幫掌權後就開始了,只是人們無法進行直觀比較,更沒有機會公開討論罷了。而市場化啟動後,農村青壯年進城打工,鄉村社會的凋零猛然加速,城鄉互動頻率大幅增加,加上互聯網的普及,大都市的中產階級終於有機會直面盛世中國夢背後的破敗農村了。

上海與上海人是幸運的,因為1949以來他們永遠屬於被照顧、被呵護的對象。但由此產生的悲劇不應當由上海或上海人來承擔責任,評判民德更是避重就輕。極權之下,責任主體有且僅有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鐮刀錘子幫。吠舍與首陀羅同屬奴隸,只是等級不同,豈可讓他們替紅色婆羅門背黑鍋?

現在我們來做個假設,紅朝的一個首陀羅,遭到婆羅門刹帝利淩辱,可能是強拆,也可能是司法不公,他長年求告無門,還被吠舍視為刁民。絕望之下,他懷揣炸彈,炸死一車沉浸於歲月靜好的吠舍。請問,此時此刻,我們可以跟著廣大吠舍們高聲譴責暴民破壞法治嗎?恕我直言,您的答案,將直接展現您對鐮刀錘子幫的認知水準。

最後,我必須做個懺悔。年少無知時,我曾經把以戶籍為基礎的城鄉隔離制度與印度種姓制度做比較,顯然我大錯特錯,因為這很輕佻,而且也是對印度人民的侮辱。請原諒我後知後覺。閱世漸深,每次做具體制度或政策的比較分析,最後總不免發現鐮刀錘子幫在作惡的花樣與能力上天下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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