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清華大學的歷史系教授秦暉去年10月出版了他的文章集結《走出帝制》,不意在年底時「悄悄」下架,官方禁售此書成為國際新聞。基於「中國愈禁我愈想買」的心態,我於是在台灣的網路書店訂了一本。還好台灣的通路尚未一起禁掉,我買到了一本。

秦暉此書,一如現在大多數的出書模式,是他之前發表文章的集結。只是因為這些文章大多談的是清末到民國之段時間,所以本書的副標題是「從晚清到民國的歷史回望」。此書被禁後,多數人都認為關鍵在於書名「走出帝制」,太像影射習政權。不過中共禁書的理由本來就諱莫如深,外人不過捕風捉影,聽聽便是。

此書並非單純的回望歷史,而是批駁中國學界對這段時期的論點。就我而言,這其實是頗為枯燥的書,每個章節都是又臭又長的翻案文章。中國人文筆又不佳,讀來尤其煩躁。比起此書被禁,我更在意的是此書的史觀。雖然中國研究近代史相當蓬勃,可是由於他們的立場跟海外基本上完全不一樣,所以他們解讀材料、評價事件,對我而言都頗為扞格。比如書中花了大篇幅在討論太平天國的功過,這基本上是中國的獨門看法,因為除了中國以外,其他的華人社會很少給太平天國正面的評價。

而且秦暉(或甚至是中國史學界)很愛先對歷史事件下價值觀的判斷,再開始作正反批駁。這雖然有點「正─反─合」的推演概念,但我認為這種史觀很有問題。治史的人固然會對歷史事件有特定的觀點,但不應該從價值判斷出發,再試圖加以調和。顯然中共的意識形態主導歷史解釋對中國學界戕害甚深,竟使學者詮釋歷史時,只能在一堆主觀的歷史判斷中抉擇,無法客觀的面對史料。

就這個層面,我深深感覺到一地環境自由與否,對其史學的發展關係甚深。中國雖然近代史研究甚多人,可是論眼界、論深入、論多元,我認為都不如台灣。中國也許有地利之便,可是他們缺乏自由研究的土壤。他們不能容忍逆反他們「政治正確」的歷史解釋(比如日本開發東北居功厥偉),不能挑戰中共歷史正確的立場(所以他們永遠不會提毛澤東感謝日本侵略等語),更可悲的是,為了維護或挑戰政權,他們容易陷入某些奇怪的紛爭中(像是中共在抗戰中的表現),忽略其他的課題。台灣雖然迄今仍被國民黨塑造的史觀所制限,但至少在學術界已經有自由的空間可以討論,這是中國學界再怎麼努力也望塵莫及者。

更不要說中國永遠存在一個不可預測的不定時炸彈,不知道踩到什麼線,原本可以發表的言論忽然間就要回收禁賣,如《走出帝制》。在這種情況下,言論自由不可能出現。前陣子香港政治書店接連有五人被中共綁架,迄今下落不明。這樣的寒蟬效應非常明顯,著名的國際連鎖書店Page One在香港的分店,已經不敢賣中國政治相關的書籍─香港政府尚且沒有發布任何損害言論自由的法令。在這種前提下,中國的歷史研究要真能兼具高度與深度,不啻緣木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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