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了一本潘文國寫的《危機下的中文》。

如果中文在現代社會產生危機,我必須很不客氣的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要負絕大部分的責任。一個國家的政體在攫取權力的過程中,不斷否定自己的傳統,不斷糟蹋歷史的積累,到最後,就連承載文化的文字,都得翻了幾翻,這個文化不走向消亡,才是奇怪的事情。大陸人談論中文的危機,在我的眼中,都是背負著原罪的。而簡體字,就是實實在在擺在眼前的罪證。

然而,作為世界最多人口的大國,無論中國怎麼變,都永遠是中華文化的主流。台灣縱然還在用繁體字,還留下一點「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遺韻,也已經和日本韓國一樣,成為「禮失求諸野」中的「野」了。不要說台灣對中文教育同樣不積極,就算真的有心,也抵抗不了對岸巨大的變化,所以我也只能忍耐地看著簡體字,忍耐地看著「不似中文的中文」。

關於中文的危機,特別是在網路用語上,台灣之前也喧鬧了好一陣,主要的指責對象即是所謂「注音文」和「火星文」。但時過境遷,這類討論似乎沉寂下來,不再引起好事者的興趣。不過,至少在我的網路圈,已經隱然出現一個潛規則,注音文和火星文通常都敬謝不敏。而且像酪梨壽司草莓圖騰這類部落格受到歡迎,也反映出還是有相當比重的中文網友可以看成篇累牘,在閱讀狀況上,似乎不需要過度悲觀。

大陸人寫中文危機,頗有點在嘗試亡羊補牢的意味,雖然事實上不過是引起一堆噱頭,真正可以改善的可能性並不高。而且大陸提到中文,一直有意識的忽略台灣。比如提到識字率,大陸一直有著中國字難認難寫的刻板印象,但台灣以繁體字教學,識字率遠較大陸普及,大陸人既是避而不提,或者歸於台灣地小人少,便於教學傳播,一直不肯正視台灣這個令他們尷尬的對照組。除了統一羅馬拼音,我一直覺得大陸的中文發展是失敗的,簡化文字讓民眾切斷與古典的聯繫,喪失細緻的文字變化,尤有甚者,就連文字本身的美感也被犧牲掉了。結果今日要理解古典,只能透過于丹之輩間接地吸收,彷彿是另一種形式的外文。

台灣亦面對中文的危機,但情況和大陸不甚相同。就口語部份,過去提到年輕人會在一段話結束後自言自語般加上一句「對啊」已經不足為奇,而且隨著時光流逝,有這種習慣的年齡層愈來愈向上攀升(比如電視上常見的一位舞蹈評審kimiko就有這種習慣,他可不是高中生或大學生)。之前新聞記者愛用的贅詞如「所謂的…」、「…的動作」也早已見怪不怪。整體而論,台灣人說話用字累贅,但語詞卻異常貧乏。至於行文,我對現在學生作文能力不甚理解,但網路用語影響一般作文,似乎甚為明顯,古文程度亦每下愈況,所以之前教育部要降低高中國文課本的古文比例,便引起輿論極大的聲浪。

但與其認為台灣人對中文的掌握力下滑,我更覺得是行文邏輯有問題,最常見的即是新聞記者寫的稿子。比如之前有新聞批評台北車站指標太多太亂,規格又不統一,約在此地碰面容易迷路搞混。但這則新聞末了居然不是要求相關單位改進,而是叫旅客將時間提早以免耽誤。此種邏輯我完全不能理解,若新聞的目的僅止於此,何必浪費金錢人力去作這則報導呢?難道記者自己亦愚蠢到連這點變通也不會?連新聞都如此了,我想一般人的邏輯思路也應當不會好到哪裡。

其次,原本白話文在台灣,尚夾雜大量文言,也就是說,台灣的白話文並不全然「我手寫我口」,適時摻入一些較為文言的句型字詞,是撰寫一些嚴肅文章時慣用的方式。但如今台灣的文章愈來愈趨口語,連報紙標題也在用「夯」、「殺很大」等流行用語,而台灣這個大學升學率百分之百的地方,竟還有人不知「誠然」、不懂「反哺」,其程度讓我咋舌。我不禁好奇自我之後的台灣學子國文課都在學些什麼,是什麼內容、什麼制度,讓台灣的語文程度像雪崩一樣急速滑落,又或是說,我所碰到能識之無、下筆成文的人,只是某些特例的精英?

如果大陸的困境在於從來不曾建立一套很好的中文教育體系和使用環境,台灣的困難則是曾經似乎頗有成就的國語文教學和較為嚴謹的用字習慣,因為時代變遷而不停削弱,特別是曾經帶有濃厚政治意識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原本是為了要與文革區隔,特別強調尊孔崇古,並積極建設各地孔廟,恢復祭孔,無形中延長古典存在現代台灣社會的時間。然今日在中華思維逐漸被台灣意識所取代的過程中,也被視作不合時宜而逐漸忽視,並出現類似民初激進西化主義的「古文無用論」者,與大陸某派的語言學者簡直是同一鼻孔出氣,對傳統鄙視如此。

因此,歸結起來,中文之衰落,即是忽視傳統的結果。台灣原本還算支持得住,但後來陷入莫名的國族情結之中,繼而貽害後代;大陸則自始就棄傳統如糠粕,至文革最盛。今天中國因著自身經濟能力的增長,也開始有股追尋傳統的風潮,但這股潮流似乎僅止於民間,官方還是很消極的在抵抗「封建社會的餘毒」,語言政策如此,文化上也如此,連政治文件都要用一種平板粗糙的白話文寫成,而非像台灣文白夾雜。

另外,大陸使用中文的紊亂,一是因為大陸在改革開放後急欲進入西方的後果。大陸不像香港或台灣長期接觸英美,在接受對方資訊時早已出現一套譯名可以對應。而且經過長期的隔閡,兩岸三地在某些詞彙上,各自出現一套名稱,致使在用語上相當混亂。比如潘文國批評「的士」、「菲林」、「士多」、「士多啤梨」等直譯的名稱,早在香港行之有年,某些大陸商家以為新潮便拿來使用,反招致批評。值得注意的是,相較大陸愛以港台用語作為噱頭招徠目光,台灣反而是日本漢字大行其道,兩邊並不一致。足見今日預言的亂象,不是僅止於「重振漢語」的目的上要求改正,而是得從整個社會心態去理解語言使用的變化。《危機下的中文》同時也完全忽略港台兩地使用中文的情形,以致在描述的過程中,總把港台一些用詞斥為無稽,反顯出作者認知不夠全面。

我總認為,不唯中文,在今日資訊過於氾濫的時代,幾個主要語言都不免面臨危機和挑戰,只是對大陸而言,其危機不只是民間的濫用或錯用,更主要是政治意志對語言發展的箝制。最明顯的就是抗拒繁體字。由於中國的簡化政策,讓中文書寫模式撕裂成兩種,潘文國稱簡繁真正不同的字只佔百分之廿五到卅五,但僅就常用字來看,我想差異可以達到一半。一個完全對簡體字沒有概念的台灣人,幾乎不能毫無困難讀完用簡體字印出來的文章,反之尤然。而且令人遺憾的,簡體字讓中文文化圈撕裂成兩塊,我們無法像德語圈或法語圈那樣在文化上形成一個整體,就連文字分類,簡體和繁體也是各自分開,硬生生被拆成兩種文字。一切的始作俑者,其實是共產中國,以及那些提倡中文拉丁化的愚蠢學者。

所以中文的危機,或許首要之道,應該要先從質疑國家政策開始,一味求諸民間,在中國是難有什麼明顯的效果的。至於今日中文種種「亂象」,有些部份,比如擅自更改成語作為廣告標題,沒有內容的廣告詞,綴加許多形容詞的空洞文章等等,我倒認為這些部分毋須太過緊張。因為莫說中文,在英文世界中這種情形也所在多有,並不妨礙英文在世界繼續壯大。我倒覺得,這種情形不過是枝節,核心還是國家對語言發展的意志。就說台灣,自從前外交部長說了「鼻屎」和「懶趴」後,台灣的語文水準彷彿一夕之間變得粗鄙野俗,這種狀況就是到了去年大選前夕,依然沒有改善,直到政黨輪替。很多人批評今天的政府其顢頇之狀,無異前朝,但最最起碼,我們的政府官員不會再說出需要消音的內容了。潘文中提到中共對於語言政策一直非常模稜兩可,而且缺乏有系統的教學方針,如果學子在就學的時候就無法循序漸進的學習語言,事後如何補救亦很有限。很可惜中共在在任何文化教育上都以意識型態凌駕一切,實在要改進今日中文的危機,先決還是主事者要有更加開放的胸襟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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