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2012年8月12日，The Homeless Adjunct（原文連結）

幾年前，Paul E. Lingenfelter在關於減少公共教育經費的報告上說：「H. G. 威爾斯在1920年寫道『歷史正在把教育推向災難。』我想他是對的。對美國或全世界而言，沒有比教育的廣度和效用更重要的事了，特別是高等教育。我特別指高等教育，並非指學前教育、小學、中等教育不重要。各級教育成功與否，端乎之前的作為。但無論是好是壞，中學以上的教育品質與研究水準會影響到各級教育的效能和程度。」

近幾年來，我們大學正在崩壞之類的說法像是烏雲罩頂，愈來愈多。如提到從畢業生所見到的貧乏的教育成果，失控的高學費和沉重的學貸。然後就會提到校長和運動教練高額的薪水，及教師主要都是低工資的兼職人員。現在已經有管控學費、撤銷學貸、創造更有用的「評鑑」機制、提供「免費」的線上大學資源、防止剝削兼職教師的行動。但這些行徑只聚焦在細微之處而忽略了更大的問題，而且這些個別的「補救」無一能夠針對美國大學死亡的真正原因。

為了要解釋我的看法，我需要回溯到過去。我們先回到二次大戰後，1950年代因美國軍人權利法案（G. I. Bill）和能夠（甚至是免費）進入大學的人帶動了全美大學的學生增長。這股趨勢一直延續整個六十年代，大學是有著滿懷赤誠的講課、熱情的學習、以及輿論參與議題的年代。也正是在那時期，大學積極聘用教職，學生得以接觸到許多領域，以及得以廣泛學習的可能。博雅教育是大學教育的核心，學生可以浸淫在哲學、人類學、文學、歷史、社會學、世界宗教、外語和外國文化當中。當然，五十年代末期到六十年代間也發生其他的事情，公民參加抗議活動的數量不斷增加，像反越戰、反種族主義、反財團文化對環境的破壞、反歧視女性、爭取同性戀權益。這些反抗都是從何處孕育的？這麼多受到良好教育的民眾、知識分子、公眾人物在哪裡聚集？都在大學校園。誰不喜歡六十年代結出來的果實呢？財團、軍火商，還有希望在我們社會裡用種族、性別、性傾向劃分社會的那些人。

我想，就算有機會，這些團體也不會想到要去關閉大學，徹底推毀他們。但自詡民主的國家是不可能關閉自己的大學的。那會使這個國家顯現出不符合其形象的畫面──一個自由、公平、充滿機會的國家。所以，你要怎麼手不血刃來毀掉大學呢？我成長於在冷戰時期，當時我得到的教育是共產國家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將他們的學者、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關入監牢，稱之為「再教育」。當我成人之後，我發現那些美國的集團主義者正如我們理解的共產黨一樣厭惡那些人。但他們不是大剌剌的抓那些人去關，而是讓那些人變成赤貧。結果是一樣的。極度的貧困控制著人、讓人崩潰，跟入獄一樣有效…有些調查說比入獄更有效。

這就是殺害大學的處方，除非你還能告訴我我的說法不是這個國家高等教育真正的問題所在。（因為我所說的也可以套在最近的十二年國教上。）

第一，你得減少高等教育的經費。

安娜維多利亞（Anna Victoria）在Pluck Magazine為文，並在Christopher Newfield新書書評「Unmaking the Public University（毀滅公立大學）」討論這個議題：「1971年，鮑威爾（Lewis Powell）（在他就任最高法院法官以前）曾寫過一份備忘錄，現在稱之為鮑威爾備忘錄，並教給美國商會。備忘錄的標題是「美國自由企業制度的襲擊」，其中他呼籲美國企業加強影響並形塑美國的政治、法律和教育。他們怎麼做到？一，加強對議員的遊說並施加壓力好改變其議案優先順序。「公立大學的資金來源，想當然耳，自是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在自1980年代初期開始，由於不再優先有經費挹注，公立大學被迫更為依賴其他的收入來源。例如，華盛頓大學系統整體預算中，政府經費比重從1989年的82%下降到2011年的51%。」公共預算整整少了三分之一強。但為什麼優先順序會改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英文教授克里斯多夫紐菲德（Christopher Newfield）在他的新書「毀滅公立大學」認為保守派的菁英如此明確削減高等教育的經費，是因為大學的功能是創造出更多有能力、有民主眼光、多種族的中產階級。他的理論在指責只關心特定的文化，而非因為近年削減經費引發的財政困難。他舉出的實證是加州大學系統因缺乏資金被迫駁回三十萬人的申請。Newfield解釋保守人士擁護削減公立教育經費背後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本質上就是種族歧視、擁護私人企業並且反對異議的人。

又維多利亞寫：「（鮑威爾）備忘錄中列出的終極目標，係要清掉有聲譽的機構，包含諸如媒體、藝術、科學，以及在大學校園中的左翼思想。當時，大學被視作紐菲德所說的『異見者的踏板』，從此之後公共財源就被視作反對者的利益及利基。雖說我們無從得知這份文件對之後數十年保守派政治戰略的影響力有多少，但看到他在備忘錄中所列出的內容如今所採用的程度實在令人讚嘆。」

像爭取預算、限額等常以「衝突」之說為包裝的，結果都是刪減經費。經費的爭議也用來重塑所提供的課程，而所有課程的關鍵都在校園提供的經費。維多利亞寫道：「抨擊人文課程、政治正確及肯定行動使公立大學的言論轉右，由公家經費支持的學校出現懷疑論的氣氛。國家預算討論變成保守派論述一些學科如社會學、歷史、人類學、少數民族研究、語言學和性別研究應該要削減經費的媒介…」一方面透過爭論稱學校沒有提供學生「實用的」技術好投入職場──這成為有力的強調方式，使得如今我們只專注在求職所需，而非真正的求知，並把鍛鍊並增長心靈、培養全人、成為更有行動力的知識份子與有參與力的公民這些課程加以貶低。另一項攻擊人文學科的論點是「…他們稱之為推廣反情感建制。漸漸的，這些論點將確實會削減，而且是大量削減公立大學系統的預算。」尤其是那些最令人不快的部門，也就是跟欲控制群眾思想和行為的能力背道而馳的基礎。這裡得要談到「製造同意權」的概念──因為你若移除那些最能培養高級知識分子的學門和課程，結果必定是公民更容易控制，沒有能力深入想問題、缺乏調查既有「訊息」的能力。

第二，你要去專業化並且搞窮教授（還要繼續製造過剩的學非所用與無法就業的博士）

裘拜登（V.P. Joe Biden）幾個月前說學費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因為大學教職的高薪資。他簡直是在胡言亂語。根據最新統計，這個國家的大學教授有150萬人，其中100萬是兼職的。美國的大學教師有一百萬人是以臨時合約雇請的，多數以一學期為限，沒有任何工作保障──亦即他們不知道下個學期還有沒有工作，而且通常在暑假期間失業，那時幾乎找不到工作（而且許多沒有工作的兼任師資也沒有資格領取失業津貼）。所以，這一百萬人美國大學教授，每年平均賺兩萬元美金，沒有福利和醫療保險，失去工作的時候也沒有失業救濟。還要注意，近來進入教職的博士通常還有高達六位數的助學貸款。

最近有篇文章談到人因為長期面臨貧窮與「工作不穩定」──無論是不穩定的工作或「待業」──會引起精神和生理上的損害。文章提到，自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之後，這個圈子的醫療問題急遽加重。這種不安的狀況極其嚴重，是美國大學教職三十年來僅見。我可以毀掉你，毀掉你的生理和心理的健康。有個例子可以說明：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1975年新進教授平均年薪大概近10000美元，有完整的福利──健保、退休金、教育補助（家人可以免費入學）。你猜怎麼著，天普大學今天的平均給薪仍然差不多是這個價錢──因為兼任老師如今是教職的主體，每年年薪大概是8000到14000美元（看這學期有幾堂課，而且不保證能繼續聘用），但不像1975年的專任教授，兼任師資沒有福利，沒有健保，沒有退休金，沒有教育補助，沒有辦公室。還有多少其他的專業人士薪水停留在1975年的水準？

這就是摧毀邪惡、缺德、左翼的美國大學──將他們變成低收入的新貧族。綜觀全國，我們的學生被一群接近貧窮線的教職所教，這些教職幾乎不知道課程的方針，學生人數，或是學門的設計。他們通常沒有辦公室好跟學生約談，沒有專業助理幫忙，沒有專職發展支持。我們一百萬人的兼任教師一直在竭盡他們所能，去面對專業支援這片逐漸惡化的荒原，同時活在非常惡劣不穩定的經濟狀況當中。不像共產國家有時會處決知識分子，我們是用缺乏健保的方式殺人，如心臟病發或中風之類壓力造成的疾病。雖然我們身處其中，但容我將自殺加入兇手的名單當中──這個網誌的讀者就會知道我曾經有寫到兼任教職自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