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最近聯經重譯《資本社會的十七個矛盾》，並承諾買舊版譯作的人可以直接換新版，成為出版界的話題。

出版社肯面對之前翻譯的誤失，重新發譯，並且肯做出相關配套，在出版環境日益惡化的今日，誠為可貴。不過，這樣讓出版社賠本傷名的事情，除了台灣的翻譯問題外，我覺得還牽扯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台灣的學術環境。

台灣譯介學術專著之困境，不僅在於台灣的出版市場，更在於台灣學術環境之低落。首先，台灣的學術養成，基本上仍外包給美日歐洲等地，即使是今天，我們覺得國內一等一的學術人才，也都是放洋回來的人。這些留洋學者，一則他們早已具備相當的外語能力，學術翻譯書籍對他們而言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再則譯書這件事情，早先不會當成是學術點數，但翻譯學術專著，特別是經典著作，其花費的心思與投注的精力並不下於開發新課題，所以學者多半興趣缺缺。

所以，這造成一個奇怪的現象，學者投入做學術翻譯的比重很低，但翻譯學術專著有時實在晦澀難解，迫使譯者不得不為了翻譯做起研究來，某種程度甚至取代學者本來應該要做的事情。當然，也有相當譯者，本來就是科班出身，只是他們最終沒有進入學術象牙塔，而是靠翻譯生活。但無論如何，都說明台灣高等教育的問題，學有專精者，要不就是沒有做他本分的事情，要不就是只能當翻譯，「大材小用」。但我要特別說明，這裡所說的大材小用，是指很多出版社支付翻譯的費用長期偏低，而不在比較學術研究與翻譯兩者身分高低。

這也回到一個根本的問題：到底我們的高等教育，要培養出什麼樣的人呢？當台灣這個社會已經無條件將大學教育當成職業訓練所時，大學究竟是為了什麼價值而存在？我很不解，以我所學的學科為例，因為藝術史實在是太邊緣，幾乎所有教授都希望資質好的學生出國──這弔詭的自我否定他們在台灣的價值，彷彿他們在台灣教不出可以上檯面的學生，只好鼓勵程度好的學生出國，免得被埋沒。這可能也是台大何以總是難以真正具有學術份量，因為對很多人來說，台大不過是「留美預備班」，過去那個「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幽靈仍盤旋不去，我們永遠無法培養出獨當一面的學術人才。

留學回國的學者，也許在掌握國際學術脈動較有優勢，但我認為同時也有很多問題。其一就是對充實台灣既有的學術資源興趣缺缺。這有其陰謀的一面：只有讓台灣的學術環境一直處在落後的狀態，這些放洋回來的學者才有「競爭力」，讓學生出國留學，拉長養成的時間，在注重輩分倫理的台灣學界，更有利於老人盤踞在勢力頂端，由著他們分配利益。

其二是這些留洋學者，也許研究了得，可是中文寫作能力不見得很好。我看過太多類似的狀態，台灣很多學者的學術養成是在國外，使他們的思考模式，基本上是依循留學當地的語言。當他們要用中文寫作時，反而像是拙劣的譯文，寫出拗口不通順的句子。這種狀態成為台灣學術環境的阻力，在台灣學習的人不得不適應不像中文的中文，而且容易受到影響，一樣寫出不像中文的中文。這在人文學科中特別嚴重，很多人寫出一堆宛如法文、德文或日文的文章，不知情的人還以為這叫「學術文體」，殊不知就是文筆不好。

台灣的學術貧弱，最終波及到出版業。當台灣有出版社有心要出大部頭的翻譯經典時，不是找不到學者可以譯，就是譯出來的文筆難以卒讀；若交由專業譯者譯，又有專業上的隔閡，使台灣的稿費標準無法完全支付譯者投注的心力。台灣高等教育長年方便行事，終究導致台灣社會要支出很多額外的代價來補償。但這樣的問題，即使是身在學界，可能也毫無感覺。我們實在太習慣既有的狀態，沒有意識到這樣的環境實在過於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