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嚴法師，《西藏佛教史》，臺北：法鼓文化，1997。
臺灣算是佛教興盛之地，而且非常多元。不唯原來的臺灣佛教信仰以及戰後由中國帶來的漢傳大乘佛教，日本佛教、藏傳佛教、東南亞的南傳（或稱小乘）佛教，在臺灣都有相當的信眾。但臺灣人信佛，多半不求甚解，只知吃齋唸佛，參與法會。佛經雖日日唸誦，卻不明瞭其義，而講經者也無法將經典內容一一解說透徹。等而下之者，往往只是利用人之盲信，貪求供養。廟宇雖莊嚴華麗，但人心空虛依舊。
佛經因是從梵文翻譯過來，很多專有名詞，若不解釋，很難理解。況且漢傳佛教的經典，多半是千年以前所譯，最晚的經典也是宋朝人翻譯的。翻譯當時也許還容易理解，但過了千年之後，許多佛經內容變得晦澀難解，現代人根本無法讀懂。而且自唐末以來，中原地區開始盛行禪宗與淨土宗，前者高舉「不立文字」，用曖昧難解的「悟道」來教化，後者也不去理解佛經內容，提倡唸佛號即可往生西方淨土，致使中原佛教幾乎不再有理論背景支撐，變成非常浮泛的「念佛信仰」。
或許因為如此，臺灣又引入藏傳佛教與南傳佛教，就傳統上，這兩系佛教系統都很重視理論。可是到了臺灣，似乎仍然變成某種很膚淺的個人崇拜。尤有甚者，因為對藏傳佛教與南傳佛教理解有誤，甚至出現像正覺同修會之類的團體，不斷攻擊藏傳佛教，在認識不清之餘，又加重刻板印象。是以我覺得簡明而有權威的佛教史，才是真正理解的佛教信仰的入門階，而社會上許多流言蜚語，乃至於網路上難以徵信的內容，都無甚助益。
聖嚴法師雖非藏傳佛教之背景，但漢傳佛教與西藏佛教仍有許多經典教義相通，又可以站在相對客觀的立場看待，故他寫西藏佛教史，我認為很為適切。且聖嚴法師有學術背景，因此雖為簡明的通史，仍有學術理論基礎支撐，引述經文或研究均有其本，這是此書的優點。惜此書因聖嚴法師留學日本的局限，在學人研究的引用上，偏向日本學者，歐西研究援引較少，且因聖嚴法師不諳藏文，提到藏傳佛教經典時，仍不免要用翻譯的二手資料，不免受限於翻譯的準確性，這是較為可惜之處。
藏地進入歷史階段甚晚，直到唐初才真正有文字歷史的記載。然而受到中印兩地的影響，藏地自有信史，就幾乎是一部佛教輸入史，佛教是西藏文化的唯一載體，除卻佛教，西藏文化幾乎一無所餘。
然而西藏的佛教，淵源於印度者遠大於中國。雖然在中國很愛提到文成公主，但實際上松贊干布在此之前即已迎娶了泥婆羅（尼泊爾）的公主，而且實際上也是尼泊爾公主所帶來的印度佛教影響西藏較深。此後，西藏一直受到印度佛教的影響，陸續有印度僧侶到西藏弘法，且西藏也一直有人赴印度求法。西藏求法的時間點，大概在中國的宋代，當時囿於西北、西南等地交通阻絕，宋朝基本上已經沒有跟印度有往來，時值印度佛教的後期，密乘成為印度佛教的主流，因此西藏基本上傳承了最後一波的印度佛教教義，然後印度本土的佛教消亡後，在藏地發揚光大。
藏傳佛教最大的爭議，在於其密乘中繼承晚期印度密教的理論，將性交當作修行的無上法門。書中提到「晚期的密乘，受到印度教性力派的影響，就有以淫行為修道的無上法門了。...這種思想進入密乘，便予以佛學化，以『般若』的大智，，『方便』的大悲，來適應它，就成立了男性和女性的原理。將般若的『空』性，配合女性的陰戶；方便的『有』相，配合男性的陽具；於是般若可以指為少女、妹、母、娘、金剛女、乃至賤民的女性。...悲智雙運的結果，乃是涅槃的大樂（Mahāsukha大幸福），男女雙身的擁抱交合，即是無上瑜伽的極則。因而成立本性金剛乘（Sahajīya Vajrayāna）。因為涅槃的大樂，是般若空性與方便有的融合，那是超用了有與無、主與客、清靜與雜染的絕對境界。」（頁130-131）這種論點自有其理論依據，而且也不是人人可以修行，不過因為太駭人聽聞，不乏有人以此當作論據，攻擊藏傳佛教，如前面提到的正覺同修會。實則這樣的修道方式早有改革，宗喀巴以降的黃派，已經禁止將男女性交當作修道的法門。
倒是另一個藏傳佛教的特色，我覺得才是真正爭議所在。藏傳佛教雖也皈依三寶，但實際上他們是以皈依某位上師來當成皈依三寶，書中提到「喇嘛成了萬善萬德的總體，已集由來的佛法僧功德於一身。奉侍喇嘛，即等於供事三寶；積聚善根的主要方法，也就是供事三寶；積聚善根的主要方法，也就是供事喇嘛。求取喇嘛的欣悅，便能除罪積福，為博喇嘛的滿足，縱使犧牲自身的性命也在所不惜。」（頁128）這種方式極易形成流弊，不僅造成個別的僧侶與平民巨大的貧富差距，又因為西藏佛教中不戒女色、肉食的背景，高僧腐敗在所難免。這種狀況雖幾經改革，但貧富懸殊一直存在，這也是何以當年中共會稱西藏平民為「農奴」的原因。
然而，無論西藏的佛教有什麼樣的流弊，都因為中共的入侵產生巨變。西藏在元代以後，一直以藩屬的地位與中原王朝互動。這種關係在晚清時被清代的駐藏大臣破壞，十三世達賴喇嘛逃往國外，尋求英國的協助。在當時的歐洲強權介入下，西藏一下子親近中國政府，一下子成為英國的保護國，游移在兩者之間，在夾縫中求生。然而中共控制中國之後，便逐步介入西藏的管治，直至1959年3月10日大規模抗暴，達賴出走印度，直至今日。至此西藏文化遭到嚴重的破壞，漢人取代僧侶，成為今日西藏的優勢族群，挾帶中共的優惠政策，一步步破壞既有的西藏文化，而有形的文物、經典、建築的破壞與流失，不在話下。今日中國許多年輕人將西藏看成一個浪漫的化外之境，期望到西藏過著「尋找自己」的旅程，殊不知在這個浪漫的幻夢之外，其實是西藏面臨強勢的外來文化不斷吞噬、消亡的危機。這也是我們面對西藏的刻板印象之餘，未能察覺之處。
臺灣算是佛教興盛之地，而且非常多元。不唯原來的臺灣佛教信仰以及戰後由中國帶來的漢傳大乘佛教，日本佛教、藏傳佛教、東南亞的南傳（或稱小乘）佛教，在臺灣都有相當的信眾。但臺灣人信佛，多半不求甚解，只知吃齋唸佛，參與法會。佛經雖日日唸誦，卻不明瞭其義，而講經者也無法將經典內容一一解說透徹。等而下之者，往往只是利用人之盲信，貪求供養。廟宇雖莊嚴華麗，但人心空虛依舊。
佛經因是從梵文翻譯過來，很多專有名詞，若不解釋，很難理解。況且漢傳佛教的經典，多半是千年以前所譯，最晚的經典也是宋朝人翻譯的。翻譯當時也許還容易理解，但過了千年之後，許多佛經內容變得晦澀難解，現代人根本無法讀懂。而且自唐末以來，中原地區開始盛行禪宗與淨土宗，前者高舉「不立文字」，用曖昧難解的「悟道」來教化，後者也不去理解佛經內容，提倡唸佛號即可往生西方淨土，致使中原佛教幾乎不再有理論背景支撐，變成非常浮泛的「念佛信仰」。
或許因為如此，臺灣又引入藏傳佛教與南傳佛教，就傳統上，這兩系佛教系統都很重視理論。可是到了臺灣，似乎仍然變成某種很膚淺的個人崇拜。尤有甚者，因為對藏傳佛教與南傳佛教理解有誤，甚至出現像正覺同修會之類的團體，不斷攻擊藏傳佛教，在認識不清之餘，又加重刻板印象。是以我覺得簡明而有權威的佛教史，才是真正理解的佛教信仰的入門階，而社會上許多流言蜚語，乃至於網路上難以徵信的內容，都無甚助益。
聖嚴法師雖非藏傳佛教之背景，但漢傳佛教與西藏佛教仍有許多經典教義相通，又可以站在相對客觀的立場看待，故他寫西藏佛教史，我認為很為適切。且聖嚴法師有學術背景，因此雖為簡明的通史，仍有學術理論基礎支撐，引述經文或研究均有其本，這是此書的優點。惜此書因聖嚴法師留學日本的局限，在學人研究的引用上，偏向日本學者，歐西研究援引較少，且因聖嚴法師不諳藏文，提到藏傳佛教經典時，仍不免要用翻譯的二手資料，不免受限於翻譯的準確性，這是較為可惜之處。
藏地進入歷史階段甚晚，直到唐初才真正有文字歷史的記載。然而受到中印兩地的影響，藏地自有信史，就幾乎是一部佛教輸入史，佛教是西藏文化的唯一載體，除卻佛教，西藏文化幾乎一無所餘。
然而西藏的佛教，淵源於印度者遠大於中國。雖然在中國很愛提到文成公主，但實際上松贊干布在此之前即已迎娶了泥婆羅（尼泊爾）的公主，而且實際上也是尼泊爾公主所帶來的印度佛教影響西藏較深。此後，西藏一直受到印度佛教的影響，陸續有印度僧侶到西藏弘法，且西藏也一直有人赴印度求法。西藏求法的時間點，大概在中國的宋代，當時囿於西北、西南等地交通阻絕，宋朝基本上已經沒有跟印度有往來，時值印度佛教的後期，密乘成為印度佛教的主流，因此西藏基本上傳承了最後一波的印度佛教教義，然後印度本土的佛教消亡後，在藏地發揚光大。
藏傳佛教最大的爭議，在於其密乘中繼承晚期印度密教的理論，將性交當作修行的無上法門。書中提到「晚期的密乘，受到印度教性力派的影響，就有以淫行為修道的無上法門了。...這種思想進入密乘，便予以佛學化，以『般若』的大智，，『方便』的大悲，來適應它，就成立了男性和女性的原理。將般若的『空』性，配合女性的陰戶；方便的『有』相，配合男性的陽具；於是般若可以指為少女、妹、母、娘、金剛女、乃至賤民的女性。...悲智雙運的結果，乃是涅槃的大樂（Mahāsukha大幸福），男女雙身的擁抱交合，即是無上瑜伽的極則。因而成立本性金剛乘（Sahajīya Vajrayāna）。因為涅槃的大樂，是般若空性與方便有的融合，那是超用了有與無、主與客、清靜與雜染的絕對境界。」（頁130-131）這種論點自有其理論依據，而且也不是人人可以修行，不過因為太駭人聽聞，不乏有人以此當作論據，攻擊藏傳佛教，如前面提到的正覺同修會。實則這樣的修道方式早有改革，宗喀巴以降的黃派，已經禁止將男女性交當作修道的法門。
倒是另一個藏傳佛教的特色，我覺得才是真正爭議所在。藏傳佛教雖也皈依三寶，但實際上他們是以皈依某位上師來當成皈依三寶，書中提到「喇嘛成了萬善萬德的總體，已集由來的佛法僧功德於一身。奉侍喇嘛，即等於供事三寶；積聚善根的主要方法，也就是供事三寶；積聚善根的主要方法，也就是供事喇嘛。求取喇嘛的欣悅，便能除罪積福，為博喇嘛的滿足，縱使犧牲自身的性命也在所不惜。」（頁128）這種方式極易形成流弊，不僅造成個別的僧侶與平民巨大的貧富差距，又因為西藏佛教中不戒女色、肉食的背景，高僧腐敗在所難免。這種狀況雖幾經改革，但貧富懸殊一直存在，這也是何以當年中共會稱西藏平民為「農奴」的原因。
然而，無論西藏的佛教有什麼樣的流弊，都因為中共的入侵產生巨變。西藏在元代以後，一直以藩屬的地位與中原王朝互動。這種關係在晚清時被清代的駐藏大臣破壞，十三世達賴喇嘛逃往國外，尋求英國的協助。在當時的歐洲強權介入下，西藏一下子親近中國政府，一下子成為英國的保護國，游移在兩者之間，在夾縫中求生。然而中共控制中國之後，便逐步介入西藏的管治，直至1959年3月10日大規模抗暴，達賴出走印度，直至今日。至此西藏文化遭到嚴重的破壞，漢人取代僧侶，成為今日西藏的優勢族群，挾帶中共的優惠政策，一步步破壞既有的西藏文化，而有形的文物、經典、建築的破壞與流失，不在話下。今日中國許多年輕人將西藏看成一個浪漫的化外之境，期望到西藏過著「尋找自己」的旅程，殊不知在這個浪漫的幻夢之外，其實是西藏面臨強勢的外來文化不斷吞噬、消亡的危機。這也是我們面對西藏的刻板印象之餘，未能察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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