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造成了什麼？
新清史在範式研究、理論和視角的運用上都有很大突破，其得出的結論在很多方面都是對以前清史研究的某種顛覆。因此，它對國內外學術界造成了一次巨大的衝擊，並引起了長期而強烈的持續反應。2001年10月，中南民族學院在湖北武漢召開「族群理論與族際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對國外族群理論在我國的應用等問題進行了激烈討論。2009年9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與故宮博物院在北京聯合舉辦「第十三屆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其中就有對新清史有關研究方法和研究史料的主題。同年，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謝世忠教授對碩博士研究生開設了「族群理論專題討論」課，其中的「國族／國家理論」涉及了這一主題。在2010年8月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辦的「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來自美、德、日、韓、葡等國和中國大陸及香港、臺灣地區的60多名學者，就清代國家與民族認同、清代的政治文化、清代政治制度及其社會變遷等主題展開熱烈討論，濮德培、歐立德、米華健、張勉治等幾位新清史代表人物均參加了此次會議。2011年6月，華東師範大學和美國匹茲堡大學聯合舉辦了「北美中國學的歷史與現狀」學術研討會，其中筆者和邵勤就「新清史」所作的發言引起了激烈而難達一致的爭論。新清史代表人物柯嬌燕以「考察中國歷史視角的轉換—從歐洲的角度到世界的角度」為題做了中美遠端視頻發言。具體而言，新清史所造成的衝擊，在國外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學術性問題，在國內還有某些敏感的現實性問題。
1. 多方面的學術衝擊
新清史學者在延伸「中國中心地方性策略」的同時挑戰了「中國中心」，形成了「滿族中心」。他們質疑一些深植於中國學界中的詮釋典範是否也要拿來重新檢驗，尋求跳出「大漢族中心主義」的局限，發現非漢他者的觀點。
新清史既是對「中國中心」的一種解構，也是對「清朝」史的一種建構。這種建構克服了費正清晚清史研究中中國為什麼失敗，洋務運動為什麼失敗，辛亥革命為什麼失敗，只有共產黨成功的研究思路，開闢了清前中期史研究中康、雍、乾為什麼成功，中國18世紀為什麼了不起，清朝版圖為什麼擴大，清朝為什麼能長治三百年，清朝對共產黨的國家有什麼影響的研究思路。歐立德將滿族「族群主權」的三種功能作為《滿洲之道》的理論基礎，認為正是清朝堅持八旗制度不被漢化，果斷地迫使漢軍出旗為民，把制度因素融入了身份認同，創立了一條清朝在中國統治近三百年的成功之道。在少數民族王朝例外論的闡述下，南巡不再是滿族統治者傾慕漢文化和走向漢化，而是將內陸亞洲特徵帶到江南並進行自我炫耀，清帝特別是乾隆南巡極力塑造馬上皇帝的形象是在挑戰「馬上不能治天下」的漢族觀。柯嬌燕對滿族認同的論述啟發學術界：清朝一直在強化的滿族認同在清末是否還在繼續？這種強化是否給清末民初的滿族特別是皇族帶來了災難？「自中華民國成立以來，滿族處處受到排斥，皇族都必須改姓金，如不改姓就不能就業」，這是不是新政權的滿族政策對清朝強化滿族認同措施做出過激的反應？
滿文與滿語對於清史的作用，在國內學術界翰、劉小萌、定宜莊、楊貞、杜家濟、賴惠敏、吳元豐、郭美蘭等學者重視滿文滿語研究，還可以看到學術界之外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擔憂。《新世紀週刊》以《保留滿文不僅是專家的事》、《滿文百年內可能消失不在文化保護之列》、《滿語消失，也就是100年的事情》為題，表示一種對滿族文化的深度關注。緣於此，網上有人發文要《滿族人掌握這自己語言復興的命運》。勇擔此責並表此心的吳元豐在面對滿語滿文高考的閱卷難度時，激動地脫口而出：「我去改卷！我可以去改卷！這算得了什麼？」
2. 國內就現實問題的反應
中國國內十分關注新清史關於清朝性質定位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合法性的影響，並因此出現了新一輪的民族主義反應。夏明方認為，為新清史提供「地方性策略」的根本目的，幾乎都是對實際發生的中國現代化道路，或者說對中國革命之合法性的質疑。歐立德承認了新清史注意到大清帝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更不用說中華民國了）是有不同政治目標的不同政治實體。辛亥革命後的知識份子長期面對如何從大清帝國中創造出一個新民族的國家的難題，這個工作至今未能完成。這有以下含義：一、清朝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目標不同。那麼這種不同在哪兒？清朝時期的民族是「胡胡」平等的關係，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與漢族王朝相同是漢族對少數滿族的壓迫？二、中國至今還不是一個民族國家，新清史用「族群」、「異己」等概念提出的「中國」、「中國人」是誰的問題，至今沒有滿意的回答 。那麼作為多民族的政治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能形成或者應該分裂成西方一樣的單一民族國家？這不啻於挑戰中國根深蒂固的傳統認同觀。
對於新清史運用的理論和提出的新觀點，國內學術界在介紹新清史代表作的同時保持了一種審慎的批評態度，對其是否符合中國實際保留了意見。對於族群理論和漢化問題，黃鳳祥出於政治考慮，認為用「族群」指稱國內民族不利於民族團結，容易在現實中引起混亂；王亞南進一步強調「族群的認同不能超越或凌駕於國家認同之上，國家的文化認同必須大於族群的文化認同」；孫衛國則指出，強調民族認同對於滿族統治的重要意義實際是陷入了「征服王朝」論者同樣的誤區；楊念群認為新清史是在「有意淡化其受漢族影響的歷史」，族群理論所得出的「族群的客觀特徵論基本難以成立」。清王朝是將其他民族作為族群納入中央政權的觀點，對於中國的現實具有很大的衝擊力。因為現在的中國在疆域、民族構成、民族關係等許多方面都與清朝有可比之處，對清朝是多民族組成的統一國家還是由多個主權或半主權民族國家組成的帝國這一問題的任何論述，都對如何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具有重大現實影響。對此，國內學者再次運用費孝通「多元一體」格局進行回應，並對上位民族（國家民族）和下位民族（國內族群）進行了區分⑥。對於清朝帝國主義觀和殖民主義觀，楊念群認為，新清史的帝國觀和殖民主義觀有過度政治影射的嫌疑，從而犯了時代誤置的錯誤。「以現代西方民族主義興起的模式比附清朝統治方式的邏輯，其背後的政治用意相當刻意而明顯」。
作為一種總結，劉小萌有一個概括性的觀點：新清史無論怎麼強勁，畢竟都是在異文化視野中觀察中國，運用西方理論和話語系統詮釋中國歷史，始終存在是否符合中國實際的問題。葛兆光強調瞭解國外漢學和國外中國學的研究，首先要瞭解他們國內的學術背景和文化背景、政治背景，新清史跟過去日本東洋史初期的關聯性是有政治背景在後面的，雖然不像日本以侵略為取向。
與上述學者不同，定宜莊是最正面肯定新清史貢獻的學者。她認為新清史強調滿族認同和重視滿文檔案的兩個主要特徵提出了深刻而宏大的問題，同時擔憂清史學界「大一統」的闡述數量越來越多、口氣越來越硬、調子越來越高，但在實質性的問題上卻難以深入、難有突破，這對中國學術研究毫無裨益。
新清史在範式研究、理論和視角的運用上都有很大突破，其得出的結論在很多方面都是對以前清史研究的某種顛覆。因此，它對國內外學術界造成了一次巨大的衝擊，並引起了長期而強烈的持續反應。2001年10月，中南民族學院在湖北武漢召開「族群理論與族際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對國外族群理論在我國的應用等問題進行了激烈討論。2009年9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與故宮博物院在北京聯合舉辦「第十三屆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其中就有對新清史有關研究方法和研究史料的主題。同年，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謝世忠教授對碩博士研究生開設了「族群理論專題討論」課，其中的「國族／國家理論」涉及了這一主題。在2010年8月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辦的「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來自美、德、日、韓、葡等國和中國大陸及香港、臺灣地區的60多名學者，就清代國家與民族認同、清代的政治文化、清代政治制度及其社會變遷等主題展開熱烈討論，濮德培、歐立德、米華健、張勉治等幾位新清史代表人物均參加了此次會議。2011年6月，華東師範大學和美國匹茲堡大學聯合舉辦了「北美中國學的歷史與現狀」學術研討會，其中筆者和邵勤就「新清史」所作的發言引起了激烈而難達一致的爭論。新清史代表人物柯嬌燕以「考察中國歷史視角的轉換—從歐洲的角度到世界的角度」為題做了中美遠端視頻發言。具體而言，新清史所造成的衝擊，在國外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學術性問題，在國內還有某些敏感的現實性問題。
1. 多方面的學術衝擊
新清史學者在延伸「中國中心地方性策略」的同時挑戰了「中國中心」，形成了「滿族中心」。他們質疑一些深植於中國學界中的詮釋典範是否也要拿來重新檢驗，尋求跳出「大漢族中心主義」的局限，發現非漢他者的觀點。
新清史既是對「中國中心」的一種解構，也是對「清朝」史的一種建構。這種建構克服了費正清晚清史研究中中國為什麼失敗，洋務運動為什麼失敗，辛亥革命為什麼失敗，只有共產黨成功的研究思路，開闢了清前中期史研究中康、雍、乾為什麼成功，中國18世紀為什麼了不起，清朝版圖為什麼擴大，清朝為什麼能長治三百年，清朝對共產黨的國家有什麼影響的研究思路。歐立德將滿族「族群主權」的三種功能作為《滿洲之道》的理論基礎，認為正是清朝堅持八旗制度不被漢化，果斷地迫使漢軍出旗為民，把制度因素融入了身份認同，創立了一條清朝在中國統治近三百年的成功之道。在少數民族王朝例外論的闡述下，南巡不再是滿族統治者傾慕漢文化和走向漢化，而是將內陸亞洲特徵帶到江南並進行自我炫耀，清帝特別是乾隆南巡極力塑造馬上皇帝的形象是在挑戰「馬上不能治天下」的漢族觀。柯嬌燕對滿族認同的論述啟發學術界：清朝一直在強化的滿族認同在清末是否還在繼續？這種強化是否給清末民初的滿族特別是皇族帶來了災難？「自中華民國成立以來，滿族處處受到排斥，皇族都必須改姓金，如不改姓就不能就業」，這是不是新政權的滿族政策對清朝強化滿族認同措施做出過激的反應？
滿文與滿語對於清史的作用，在國內學術界翰、劉小萌、定宜莊、楊貞、杜家濟、賴惠敏、吳元豐、郭美蘭等學者重視滿文滿語研究，還可以看到學術界之外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擔憂。《新世紀週刊》以《保留滿文不僅是專家的事》、《滿文百年內可能消失不在文化保護之列》、《滿語消失，也就是100年的事情》為題，表示一種對滿族文化的深度關注。緣於此，網上有人發文要《滿族人掌握這自己語言復興的命運》。勇擔此責並表此心的吳元豐在面對滿語滿文高考的閱卷難度時，激動地脫口而出：「我去改卷！我可以去改卷！這算得了什麼？」
2. 國內就現實問題的反應
中國國內十分關注新清史關於清朝性質定位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合法性的影響，並因此出現了新一輪的民族主義反應。夏明方認為，為新清史提供「地方性策略」的根本目的，幾乎都是對實際發生的中國現代化道路，或者說對中國革命之合法性的質疑。歐立德承認了新清史注意到大清帝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更不用說中華民國了）是有不同政治目標的不同政治實體。辛亥革命後的知識份子長期面對如何從大清帝國中創造出一個新民族的國家的難題，這個工作至今未能完成。這有以下含義：一、清朝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目標不同。那麼這種不同在哪兒？清朝時期的民族是「胡胡」平等的關係，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與漢族王朝相同是漢族對少數滿族的壓迫？二、中國至今還不是一個民族國家，新清史用「族群」、「異己」等概念提出的「中國」、「中國人」是誰的問題，至今沒有滿意的回答 。那麼作為多民族的政治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能形成或者應該分裂成西方一樣的單一民族國家？這不啻於挑戰中國根深蒂固的傳統認同觀。
對於新清史運用的理論和提出的新觀點，國內學術界在介紹新清史代表作的同時保持了一種審慎的批評態度，對其是否符合中國實際保留了意見。對於族群理論和漢化問題，黃鳳祥出於政治考慮，認為用「族群」指稱國內民族不利於民族團結，容易在現實中引起混亂；王亞南進一步強調「族群的認同不能超越或凌駕於國家認同之上，國家的文化認同必須大於族群的文化認同」；孫衛國則指出，強調民族認同對於滿族統治的重要意義實際是陷入了「征服王朝」論者同樣的誤區；楊念群認為新清史是在「有意淡化其受漢族影響的歷史」，族群理論所得出的「族群的客觀特徵論基本難以成立」。清王朝是將其他民族作為族群納入中央政權的觀點，對於中國的現實具有很大的衝擊力。因為現在的中國在疆域、民族構成、民族關係等許多方面都與清朝有可比之處，對清朝是多民族組成的統一國家還是由多個主權或半主權民族國家組成的帝國這一問題的任何論述，都對如何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具有重大現實影響。對此，國內學者再次運用費孝通「多元一體」格局進行回應，並對上位民族（國家民族）和下位民族（國內族群）進行了區分⑥。對於清朝帝國主義觀和殖民主義觀，楊念群認為，新清史的帝國觀和殖民主義觀有過度政治影射的嫌疑，從而犯了時代誤置的錯誤。「以現代西方民族主義興起的模式比附清朝統治方式的邏輯，其背後的政治用意相當刻意而明顯」。
作為一種總結，劉小萌有一個概括性的觀點：新清史無論怎麼強勁，畢竟都是在異文化視野中觀察中國，運用西方理論和話語系統詮釋中國歷史，始終存在是否符合中國實際的問題。葛兆光強調瞭解國外漢學和國外中國學的研究，首先要瞭解他們國內的學術背景和文化背景、政治背景，新清史跟過去日本東洋史初期的關聯性是有政治背景在後面的，雖然不像日本以侵略為取向。
與上述學者不同，定宜莊是最正面肯定新清史貢獻的學者。她認為新清史強調滿族認同和重視滿文檔案的兩個主要特徵提出了深刻而宏大的問題，同時擔憂清史學界「大一統」的闡述數量越來越多、口氣越來越硬、調子越來越高，但在實質性的問題上卻難以深入、難有突破，這對中國學術研究毫無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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