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問題與得出的新結論
前述國內學者對新清史問題有所回避的關鍵，不是其所運用的範式、理論或視角，而是新清史學者所關注的問題及其得出的結論挑戰了國內清史研究的既成觀點。具體而言，主要是對滿族漢化觀點的否定以及對滿漢精英關係、清王朝性質、清朝民族關係的重新定位。首先，滿族的漢化（Sinicization）是新清史關心的第一個問題。他們質問，清王朝是如中國歷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完全漢化的、崇奉儒家統治觀念的政權？還是一個刻意與漢文化劃清界限、保持滿族傳統和族群認同的政權？清王朝不是完全漢化的政權，當時的滿族仍然保持著自我認同，是許多新清史學者最為強調的一點。滿族自我認同最早被認為在太平天國戰爭之後才開始形成，在辛亥革命中進一步加強；在整個19世紀到20世紀初，無論在滿族自己的眼中還是漢人的眼中，滿族從未完全丟掉他們作為單獨民族的認同；滿族的八旗制度和滿城在整個清代始終存在，說明清朝的滿族從未作為一個整體融入漢人社會。滿文檔案並非如一般學者所預料的那樣，只是漢文檔案的複製品，而是見證了清朝統治者所保持的滿族認同，新清史學者據此對國內歷史學家所堅持的、認為清朝是一個完全漢化政權的觀點展開了批評辯駁。
新清史學者指出，清王朝其實一直刻意與漢文化劃清界限、注重保持其滿族傳統和族群認同。他們以「族群主權」和「少數民族王朝例外論」等概念來描述清王朝的這一特點。「族群主權」突出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差異，確保了滿族作為征服民族的整體性，是清朝這個內陸亞洲王朝生命力的本質。「少數民族王朝例外論」下的清帝南巡不再是滿族統治者傾慕漢文化和走向漢化的表現。乾隆的南巡尤其被看做是一個非常刻意保持滿漢界限的公開宣揚。進而，滿族自我認同的意識指導了成為統治者之後的清朝官方通過歷史編纂所進行的刻意書寫：皇太極、康熙對愛新覺羅氏神話起源的苦心經營、清帝國對明代遺民和「貳臣」謹慎的或激或溫的道德評判、文字獄的盛行和乾隆御製詩的書寫等等，都是在彰顯滿族和清王朝的自我認同。清軍在入關前後，為了籠絡外族，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漢八旗，以助其征服中原大地之盛舉。成功入關之後，為了在精神上征服漢人，迫使漢族男性剃頭，遵從滿人習俗。而在其建立和鞏固了全國政權之後，清朝又刻意保持和強化滿漢畛域，迫使漢人「出旗」，反對滿族婦女行漢人習俗守寡和纏足，以保持滿族的整體性特徵。
新清史學者雖然並未完全否認清王朝對儒家統治觀念之崇奉，但強調的是滿族族群認同之於「漢化」的異化作用以及對滿族漢化這一概念的糾正。他們認為，清朝的統治不僅建立在滿族接受漢族政治標準及漢族精英認可的基礎上，更建立在保持占多數的漢人與作為征服者的滿人之間的族群畛域這個基礎上；為保持滿族少數統治，同化和異化都有重大意義；滿族統治者部分地接收漢族政治制度並不意味著把滿人變成漢人，因此，僅僅用「漢化」去描述清王朝吸納漢文化影響的一系列舉措是有相當誤導性的。
其次，清廷與漢儒精英的關係是一個與滿族漢化相關的問題。滿族統治者與儒家思想之間是什麼關係？是利用還是歸化？他們與漢族的儒學精英之間是什麼關係？是利用漢人以便統治漢人，還是以漢文化為優越文化而自願漢化？在漢化問題上，新清史學者對儒家思想是清王朝合法性基礎之一的定位暗示：與滿族統治整個國家的另一基礎——保持滿漢畛域相比，將儒家思想作為基礎只是滿族統治者對它的利用。清代的皇帝們借助儒家「法祖」和「孝道」的旗幟，賦予巡幸這一非漢民族傳統以漢族恪守家法的內涵，卻又借機展示了滿族意識形態，加強了滿族精英特權，對漢人傳統政治文化中「馬上不能治天下」的觀念進行了深刻改造。
新清史學者認為，乾隆皇帝非常樂於坐觀江南商人和士人這兩類漢族精英的明爭暗鬥。南巡則是從中駕馭的絕佳機會，其中心問題事實上是清廷對江南地區漢族精英的控制和安撫。包括清朝在內的非漢王朝統治者在接納漢式官僚體制的同時，其實也在使漢人的政治模式適應自己的需要。乾隆通過多種方式對漢族精英和漢儒文化進行了篩選和修正。《四庫全書》的編撰就是公開表明清朝利用漢儒文化的著名例證；清帝南巡帶領大批蒙古、哈薩克、維吾爾等民族首領和使節隨從，卻又是故意向漢族精英炫耀自己的民族特色，使漢族精英在政治和心理上適應異族征服王朝的滿族統治者。
不僅如此，滿族統治者在一定程度上還與漢儒精英進行了有趣的較量，不過這種較量像柯嬌燕的半透明之鏡一樣隱藏灰暗。儒家思想的普遍主義傾向認為其道德體系可以也必須應用在任何地方，同樣適合於滿族這個少數民族建立的清帝國，儒化和漢化其實是以儒家道德體系制約清王朝的一種企圖。清朝統治者為了保持馬背上的朝廷這種少數民族王朝的「例外」，通過「編造」滿族的起源神話和編纂灌注滿族意識的《四庫全書》等來加強清朝帝王的至尊地位，使普遍皇權成為無所不包的象徵，顯然是一種自我普遍主義的書寫。清朝的普遍皇權也因此是對早期現代世界中的儒家文化、社會和政治體系的解構。
再次，有關滿族漢化問題、清廷與漢儒精英關係問題的顛覆性回答，引出了清王朝性質的問題：清王朝的性質究竟為何？是儒家意義上的一個朝代，儘管是少數民族當權；還是一個本質上非儒家、非漢人的政權？
新清史認為清王朝不是完全儒家意義上的朝代，它具有許多非儒家和非漢人的因素，或者說具有明顯的內陸亞洲特徵。如前所述，清朝的統治更建立在保持占多數的漢人與作為征服者的滿人之間的族群畛域這個基礎上；保持滿漢畛域的異化對保持滿族少數統治也有重大意義。因此儒家傳統只是清王朝的兩個基礎之一，而滿族特徵本身就是非漢人和非儒家的因素。除了上述漢化問題討論中提到的論著，對於木蘭圖與乾隆秋季大獵、乾隆皇帝木蘭秋獮以及清朝宮廷薩滿典禮等多種研究都對此作出了說明。在「內陸亞洲」或「亞洲腹地」概念下，新清史學者不僅研究了滿族的非漢和非儒特徵，也對清王朝統治下其他民族的非漢和非儒的因素做了重點研究，認為清王朝通過南巡將這些內陸亞洲或者說亞洲腹地的特徵到江南大加宣揚。清王朝的這種「內陸亞洲」或「亞洲腹地」意識形態特徵挑戰了漢儒學者同心圓的天下觀，建構出一個不同的天下觀：清帝國是向心的，但中心的象徵體既不是一個抽象的「中華文明」，也不是儒家的天子，而是具有內陸亞洲特徵的愛新覺羅家族和具有多側面的清帝。
前述已經指出，西方學界的亞洲帝國理論於資本主義的高級形態之外，對於何謂「帝國」提出了一種新的詮釋並被應用於清史研究。新清史學者將清朝與英帝國進行對比研究，從帝國而非文明（或文化）的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肯定了清朝的帝國構建及其亞洲腹地色彩濃厚的內陸帝國特色，認為清帝國和英帝國「各懷有天下情結」，都在各自建立其「主權想像」。這種帝國觀不是列寧所述資本主義的高級形態，而是與早期現代國家的殖民主義聯繫在一起的。新清史學者以廣闊的比較視角對清朝和俄國、土耳其、英國等帝國進行了同時性研究，獲得了新的觀點：近代早期歐亞地區的中國、俄國和蒙古帝國之間的接觸，說明清朝中國具有殖民主義特徵。
最後，作為一個非儒、非漢王朝，與漢族王朝相比，清朝那種內陸亞洲特色統治下的民族關係是否有所不同，也成了一個亟待回答的問題。滿族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組成的國家還是一個由多個民族國家組成的帝國？滿族統治者與維吾爾族、藏族、蒙古族等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這些民族是作為半獨立的政權實體臣服於清朝，還是作為族群被納入一個中央政權的統治之下？
西方學者一般將帝國理解為介於民族國家和國家聯盟之間的半國家形態。因此，新清史學者傾向於認為中國是一個由多個相對獨立的民族主權國家組成的，這為他們研究清帝國中的民族關係和民族主權問題定了基調。新清史學者沒有明確斷言清王朝包含了多個民族政權，但他們很確定地將清朝定位為一個帝國，從而強烈地暗示清朝包含了多個民族政權。
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理論的應用，體現了清帝國與其他帝國的民族關係。就清帝國內部的民族關係而言，其殖民主義理論仍有一定市場。米華健研究了性別殖民主義，認為清朝在對帝國邊緣的土著少數民族進行教化時，女人成了淑儀典範，滿族以外的「其他」少數民族婦女的社會、家庭地位和行為方式經常作為清朝完成其殖民事業的尺規，這是香妃作為一位穆斯林女性的意義。後來，米華健進一步研究了清朝對準葛爾的平定，認為隨後的殖民主義開始並發展了新疆與內地的經濟聯繫，新疆建省後大量漢人的湧入是殖民過程的高潮。作者眼中的清帝國對殖民後的新疆各民族在經濟等各方面平等對待，這種態度下的「胡胡」關係是清朝成功的重要根基。
新清史學者指出，清朝統治者在承認各民族差異的同時，刻意地強調了各族間的平等。如前所述，清朝的統治中心是滿族統治者而非中原、漢儒文化，各族的地位在原則上是平等的。以往認為「華」、「夷」具有不平等的意味，但雍正在讀《孟子》時卻創造性地把「夷」解釋為「方域之名」，並引孟子的「文王西夷人也，舜東夷人也」，如此便將「華夷之辨」改造為一種「界定主權統治之邊界」的工具。在此框架下，五種語言或五族共存就不是等第分明，而具有某種更像是相互平行的關係。
新清史認為清王朝很多時候是將其他民族作為族群納入中央政權的。作為社會文化概念，族群是新清史學者的主要理論工具。他們對臺灣土著的性別研究、對客家和棚民民族性的研究、對新疆在歷史上多種稱謂的重新解讀，都展現了清代歷史的多族群和多文化特徵。新清史學者的族群也是一個政治概念，指明了清朝統治下的民族是一種臣服於清朝的半獨立政權。乾隆朝的西藏就具有相當的半獨立性；北京代表著對漢族的無情征服和壓制，承德則暗示了清朝在對漢族進行征服的同時，為其他民族保留了相當的政治自決權。新清史運用族群理論的一個結果，是滿族「族群主權」概念的提出。族群主權在清代「或明或暗地表達了三種功能—確保大清帝國的統一、對漢人保持警惕以及保持征服民族的整體性」。
前述國內學者對新清史問題有所回避的關鍵，不是其所運用的範式、理論或視角，而是新清史學者所關注的問題及其得出的結論挑戰了國內清史研究的既成觀點。具體而言，主要是對滿族漢化觀點的否定以及對滿漢精英關係、清王朝性質、清朝民族關係的重新定位。首先，滿族的漢化（Sinicization）是新清史關心的第一個問題。他們質問，清王朝是如中國歷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完全漢化的、崇奉儒家統治觀念的政權？還是一個刻意與漢文化劃清界限、保持滿族傳統和族群認同的政權？清王朝不是完全漢化的政權，當時的滿族仍然保持著自我認同，是許多新清史學者最為強調的一點。滿族自我認同最早被認為在太平天國戰爭之後才開始形成，在辛亥革命中進一步加強；在整個19世紀到20世紀初，無論在滿族自己的眼中還是漢人的眼中，滿族從未完全丟掉他們作為單獨民族的認同；滿族的八旗制度和滿城在整個清代始終存在，說明清朝的滿族從未作為一個整體融入漢人社會。滿文檔案並非如一般學者所預料的那樣，只是漢文檔案的複製品，而是見證了清朝統治者所保持的滿族認同，新清史學者據此對國內歷史學家所堅持的、認為清朝是一個完全漢化政權的觀點展開了批評辯駁。
新清史學者指出，清王朝其實一直刻意與漢文化劃清界限、注重保持其滿族傳統和族群認同。他們以「族群主權」和「少數民族王朝例外論」等概念來描述清王朝的這一特點。「族群主權」突出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差異，確保了滿族作為征服民族的整體性，是清朝這個內陸亞洲王朝生命力的本質。「少數民族王朝例外論」下的清帝南巡不再是滿族統治者傾慕漢文化和走向漢化的表現。乾隆的南巡尤其被看做是一個非常刻意保持滿漢界限的公開宣揚。進而，滿族自我認同的意識指導了成為統治者之後的清朝官方通過歷史編纂所進行的刻意書寫：皇太極、康熙對愛新覺羅氏神話起源的苦心經營、清帝國對明代遺民和「貳臣」謹慎的或激或溫的道德評判、文字獄的盛行和乾隆御製詩的書寫等等，都是在彰顯滿族和清王朝的自我認同。清軍在入關前後，為了籠絡外族，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漢八旗，以助其征服中原大地之盛舉。成功入關之後，為了在精神上征服漢人，迫使漢族男性剃頭，遵從滿人習俗。而在其建立和鞏固了全國政權之後，清朝又刻意保持和強化滿漢畛域，迫使漢人「出旗」，反對滿族婦女行漢人習俗守寡和纏足，以保持滿族的整體性特徵。
新清史學者雖然並未完全否認清王朝對儒家統治觀念之崇奉，但強調的是滿族族群認同之於「漢化」的異化作用以及對滿族漢化這一概念的糾正。他們認為，清朝的統治不僅建立在滿族接受漢族政治標準及漢族精英認可的基礎上，更建立在保持占多數的漢人與作為征服者的滿人之間的族群畛域這個基礎上；為保持滿族少數統治，同化和異化都有重大意義；滿族統治者部分地接收漢族政治制度並不意味著把滿人變成漢人，因此，僅僅用「漢化」去描述清王朝吸納漢文化影響的一系列舉措是有相當誤導性的。
其次，清廷與漢儒精英的關係是一個與滿族漢化相關的問題。滿族統治者與儒家思想之間是什麼關係？是利用還是歸化？他們與漢族的儒學精英之間是什麼關係？是利用漢人以便統治漢人，還是以漢文化為優越文化而自願漢化？在漢化問題上，新清史學者對儒家思想是清王朝合法性基礎之一的定位暗示：與滿族統治整個國家的另一基礎——保持滿漢畛域相比，將儒家思想作為基礎只是滿族統治者對它的利用。清代的皇帝們借助儒家「法祖」和「孝道」的旗幟，賦予巡幸這一非漢民族傳統以漢族恪守家法的內涵，卻又借機展示了滿族意識形態，加強了滿族精英特權，對漢人傳統政治文化中「馬上不能治天下」的觀念進行了深刻改造。
新清史學者認為，乾隆皇帝非常樂於坐觀江南商人和士人這兩類漢族精英的明爭暗鬥。南巡則是從中駕馭的絕佳機會，其中心問題事實上是清廷對江南地區漢族精英的控制和安撫。包括清朝在內的非漢王朝統治者在接納漢式官僚體制的同時，其實也在使漢人的政治模式適應自己的需要。乾隆通過多種方式對漢族精英和漢儒文化進行了篩選和修正。《四庫全書》的編撰就是公開表明清朝利用漢儒文化的著名例證；清帝南巡帶領大批蒙古、哈薩克、維吾爾等民族首領和使節隨從，卻又是故意向漢族精英炫耀自己的民族特色，使漢族精英在政治和心理上適應異族征服王朝的滿族統治者。
不僅如此，滿族統治者在一定程度上還與漢儒精英進行了有趣的較量，不過這種較量像柯嬌燕的半透明之鏡一樣隱藏灰暗。儒家思想的普遍主義傾向認為其道德體系可以也必須應用在任何地方，同樣適合於滿族這個少數民族建立的清帝國，儒化和漢化其實是以儒家道德體系制約清王朝的一種企圖。清朝統治者為了保持馬背上的朝廷這種少數民族王朝的「例外」，通過「編造」滿族的起源神話和編纂灌注滿族意識的《四庫全書》等來加強清朝帝王的至尊地位，使普遍皇權成為無所不包的象徵，顯然是一種自我普遍主義的書寫。清朝的普遍皇權也因此是對早期現代世界中的儒家文化、社會和政治體系的解構。
再次，有關滿族漢化問題、清廷與漢儒精英關係問題的顛覆性回答，引出了清王朝性質的問題：清王朝的性質究竟為何？是儒家意義上的一個朝代，儘管是少數民族當權；還是一個本質上非儒家、非漢人的政權？
新清史認為清王朝不是完全儒家意義上的朝代，它具有許多非儒家和非漢人的因素，或者說具有明顯的內陸亞洲特徵。如前所述，清朝的統治更建立在保持占多數的漢人與作為征服者的滿人之間的族群畛域這個基礎上；保持滿漢畛域的異化對保持滿族少數統治也有重大意義。因此儒家傳統只是清王朝的兩個基礎之一，而滿族特徵本身就是非漢人和非儒家的因素。除了上述漢化問題討論中提到的論著，對於木蘭圖與乾隆秋季大獵、乾隆皇帝木蘭秋獮以及清朝宮廷薩滿典禮等多種研究都對此作出了說明。在「內陸亞洲」或「亞洲腹地」概念下，新清史學者不僅研究了滿族的非漢和非儒特徵，也對清王朝統治下其他民族的非漢和非儒的因素做了重點研究，認為清王朝通過南巡將這些內陸亞洲或者說亞洲腹地的特徵到江南大加宣揚。清王朝的這種「內陸亞洲」或「亞洲腹地」意識形態特徵挑戰了漢儒學者同心圓的天下觀，建構出一個不同的天下觀：清帝國是向心的，但中心的象徵體既不是一個抽象的「中華文明」，也不是儒家的天子，而是具有內陸亞洲特徵的愛新覺羅家族和具有多側面的清帝。
前述已經指出，西方學界的亞洲帝國理論於資本主義的高級形態之外，對於何謂「帝國」提出了一種新的詮釋並被應用於清史研究。新清史學者將清朝與英帝國進行對比研究，從帝國而非文明（或文化）的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肯定了清朝的帝國構建及其亞洲腹地色彩濃厚的內陸帝國特色，認為清帝國和英帝國「各懷有天下情結」，都在各自建立其「主權想像」。這種帝國觀不是列寧所述資本主義的高級形態，而是與早期現代國家的殖民主義聯繫在一起的。新清史學者以廣闊的比較視角對清朝和俄國、土耳其、英國等帝國進行了同時性研究，獲得了新的觀點：近代早期歐亞地區的中國、俄國和蒙古帝國之間的接觸，說明清朝中國具有殖民主義特徵。
最後，作為一個非儒、非漢王朝，與漢族王朝相比，清朝那種內陸亞洲特色統治下的民族關係是否有所不同，也成了一個亟待回答的問題。滿族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組成的國家還是一個由多個民族國家組成的帝國？滿族統治者與維吾爾族、藏族、蒙古族等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這些民族是作為半獨立的政權實體臣服於清朝，還是作為族群被納入一個中央政權的統治之下？
西方學者一般將帝國理解為介於民族國家和國家聯盟之間的半國家形態。因此，新清史學者傾向於認為中國是一個由多個相對獨立的民族主權國家組成的，這為他們研究清帝國中的民族關係和民族主權問題定了基調。新清史學者沒有明確斷言清王朝包含了多個民族政權，但他們很確定地將清朝定位為一個帝國，從而強烈地暗示清朝包含了多個民族政權。
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理論的應用，體現了清帝國與其他帝國的民族關係。就清帝國內部的民族關係而言，其殖民主義理論仍有一定市場。米華健研究了性別殖民主義，認為清朝在對帝國邊緣的土著少數民族進行教化時，女人成了淑儀典範，滿族以外的「其他」少數民族婦女的社會、家庭地位和行為方式經常作為清朝完成其殖民事業的尺規，這是香妃作為一位穆斯林女性的意義。後來，米華健進一步研究了清朝對準葛爾的平定，認為隨後的殖民主義開始並發展了新疆與內地的經濟聯繫，新疆建省後大量漢人的湧入是殖民過程的高潮。作者眼中的清帝國對殖民後的新疆各民族在經濟等各方面平等對待，這種態度下的「胡胡」關係是清朝成功的重要根基。
新清史學者指出，清朝統治者在承認各民族差異的同時，刻意地強調了各族間的平等。如前所述，清朝的統治中心是滿族統治者而非中原、漢儒文化，各族的地位在原則上是平等的。以往認為「華」、「夷」具有不平等的意味，但雍正在讀《孟子》時卻創造性地把「夷」解釋為「方域之名」，並引孟子的「文王西夷人也，舜東夷人也」，如此便將「華夷之辨」改造為一種「界定主權統治之邊界」的工具。在此框架下，五種語言或五族共存就不是等第分明，而具有某種更像是相互平行的關係。
新清史認為清王朝很多時候是將其他民族作為族群納入中央政權的。作為社會文化概念，族群是新清史學者的主要理論工具。他們對臺灣土著的性別研究、對客家和棚民民族性的研究、對新疆在歷史上多種稱謂的重新解讀，都展現了清代歷史的多族群和多文化特徵。新清史學者的族群也是一個政治概念，指明了清朝統治下的民族是一種臣服於清朝的半獨立政權。乾隆朝的西藏就具有相當的半獨立性；北京代表著對漢族的無情征服和壓制，承德則暗示了清朝在對漢族進行征服的同時，為其他民族保留了相當的政治自決權。新清史運用族群理論的一個結果，是滿族「族群主權」概念的提出。族群主權在清代「或明或暗地表達了三種功能—確保大清帝國的統一、對漢人保持警惕以及保持征服民族的整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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