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新」在何處？
定宜莊高度概括了新清史的兩大主要特徵：「強調清朝統治與歷代漢族王朝的區別，強調清朝統治中的滿洲因素」和「特別強調對於滿文、蒙古文和藏文等少數民族史料的運用」。這一看法似乎有待商榷。一是因為陳寅恪極為重視滿文，很早就指出清代史籍檔案中的一些滿文名稱的真正含義對於揭露清史中的許多重大問題、疑案有極大關係。二是因為在中國的晚清民初，日本東洋史對蒙、滿、藏的研究就強調滿族因素，並提出「中國是漢族中國即長城以南的中國」。因此強調新清史與日本東洋史的某種關聯性，葛兆光直言「新清史並不新，老實說是舊清史」。既然強調滿族因素和重視滿文資料都不是新清史所「新」之處，那麼新清史「新」的特點又體現在哪兒？
1. 理論與視角的新運用
國外學者衛周安首先撰文對新清史進行總結性的回顧並指出，民族認同和多元文化、性別、帝國和殖民技藝、戰爭和軍事文化、地區和儀禮、公共和私人空間以及物質文化是新清史的基本特徵。歐立德教授則說得更為明瞭：新清史的重要特點是清朝的世界化，其獨特任務是挑戰「大漢族中心主義」，以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範式以及從邊緣的觀點審視清朝，揭示滿文檔案所隱藏的事情，質疑滿族漢化，區別「清朝」與「中國」並挑戰中國革命的合理性。劉小萌認為，新清史的「新」不在於強調清與漢王朝的區別，也不在於強調滿族因素和重視少數民族文字的文獻，而在其所運用的滿族中心觀和族群理論等。可以看出，對於新清史結論所帶來的挑戰和其他敏感問題，如清朝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性質，歐立德說得直言不諱，定宜莊和劉小萌則有所回避。其實，新清史引起國外學術界的關注恰恰是它能夠深深地觸動中國；新清史引起國內學術界的重視也正是它已經觸動了中國。對於這些觸動，文章將在第三部分進行探討。
此處，筆者要分析的是，新清史的發力點在哪兒？這是其根本特徵；它的運力方式如何？這是其理論、方法與視角的特徵；它的著力點又在哪兒？這是其在內容上的特徵。必須強調，新清史是對美國清前中期一系列研究成果的特稱，除了根本特徵，具體成果在理論、方法、視角上只是表現了某些（並非全部）特點。
新清史共同的根本特徵是「滿族中心觀」，即「中國中心觀」在「地方性策略」上的邏輯延伸。「中國中心觀」的邏輯延伸既使新清史沒有明確否定清朝屬於中國：直言不諱的歐立德在介紹新清史的史家「傾向在『清朝』與『中國』間畫下一條界限，避免稱呼清朝為『中國』，也不稱呼清朝皇帝為『中國』皇帝」時，也「擔心把這條『清朝』與『中國』的界限畫得太過明顯」；又使新清史有時太過地方化或邊緣化而顯得「去漢化」，在理論、方法、視角和內容上十分地「非中國化」，在堅持清帝國滿族中心的同時質疑了其中國屬性。
就理論而言，新清史首先應用了人類學的「族群理論」。具體說來，族群理論的運用並沒有得出完全一致的意見。柯嬌燕、羅友枝、路康樂等人只把族群看做是現代現象進而研究19世紀以後的清史問題，並不認為族群理路能解釋19世紀以前的清朝歷史；歐立德和張勉治則將「族群」的概念，應用於相當於前近代的清前中期，並分別提出了「族群主權」（Ethnic Sovereignty）和「少數民族王朝例外論」（Ethno-Dynastic Exceptionalism）。但新清史用「族群」和「異己」等新概念將滿族認同的事實部分「問題化」，讓新清史對中國這個「國家」產生了質疑：「難道我們不該將其視為是一滿洲帝國，而中國僅是其中一部分？」族群理論在清史中的運用，一方面刻意強調滿族與漢族的差別，暗示滿族不屬於中華民族；另一方面刻意強調清朝與中國的差別，暗示清朝不屬於中國，中國反而只是清朝的一部分。新清史學者還採取了適用於亞洲的帝國主義理論。米華健（James Millward）承認帝國主義帶給中國的災難，但就清朝的對外擴張而言，它也是一個帝國：清朝雖然不是列寧所稱呼的帝國主義，但卻是一種19世紀以前進行擴張的殖民帝國主義。何偉亞的《懷柔遠人》、劉禾的《帝國的話語政治》、濮德培（Peter C. Perdue）的《中國西進》等著作都運用了這種舊帝國主義理論。
新清史較多地運用比較的方法，將滿族等少數民族與漢族比較，或者是將清朝與其同時代甚至以前的帝國進行並置。在以城市為研究內容時，《規劃承德》和《新清帝國史》將承德與北京進行比較，北京是滿族統治漢族的首都，承德是滿族保持自我認同並與邊疆民族一起形成的中心—另一首都；在以禮儀為研究內容時，《懷柔遠人》和《帝國的話語政治》比較了在處理禮儀衝突時，中英雙方所懷有的天下情結以及它們在18、19世紀所有的主權想像。在研究軍事時，新清史學者將清帝國和英帝國分別比作陸地和海洋帝國主義，《清朝的殖民事業》和《邊界、地圖和運動》又將清帝國與俄羅斯帝國、蒙古帝國、奧斯曼帝國進行比較，這在無形中運用了福柯所言的同時性和並置性。
邊緣和區域的視角被美國清史學界廣泛採用。以前的清史研究主要運用的是漢化觀，滿族及其特色都被漢儒主流文化「邊緣化」了，新清史以滿族為中心的研究無異於一種邊緣化的研究傾向。最明顯的當屬《帝國之於邊緣》，它以清帝國的自我認同為立足點，研究了中國北部的蒙古，西部的伊斯蘭，西南的土司，南部的瑤、苗、黎甚至珠江支流西江的一個江心島上的土著等邊緣族群；他們認為，由於仍然存在各種戰事和紛爭，那裏還是清帝國未標明的邊界。狄宇宙和米華健很好地運用了內陸亞洲的區域視角。作為一部新疆通史，米華健的《歐亞十字路》側重研究新疆在世界歷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新疆為區域中心闡述了這一地區歷史上的多族群、多文化特徵，認為新疆奉行多方平衡的策略，處於中國與世界之間，挑戰了新疆與中國的從屬關係。
上述新清史在理論、方法與視角上的運用與發現，有著一個核心的方法在裏面，這個方法就是柯文建立「中國中心觀」的「條塊分割法」，即從各自孤立的部分而非相互關聯的整體出發來考察問題的還原論方法。它一方面拉近了清朝與邊疆甚至英國等帝國主義的距離，另一方面則拉開了清朝與中國、滿族與漢族的距離。這已經不僅僅是「去漢化」與「去中國中心」的問題，實際上將漢族排斥到了邊緣甚至角落。
定宜莊高度概括了新清史的兩大主要特徵：「強調清朝統治與歷代漢族王朝的區別，強調清朝統治中的滿洲因素」和「特別強調對於滿文、蒙古文和藏文等少數民族史料的運用」。這一看法似乎有待商榷。一是因為陳寅恪極為重視滿文，很早就指出清代史籍檔案中的一些滿文名稱的真正含義對於揭露清史中的許多重大問題、疑案有極大關係。二是因為在中國的晚清民初，日本東洋史對蒙、滿、藏的研究就強調滿族因素，並提出「中國是漢族中國即長城以南的中國」。因此強調新清史與日本東洋史的某種關聯性，葛兆光直言「新清史並不新，老實說是舊清史」。既然強調滿族因素和重視滿文資料都不是新清史所「新」之處，那麼新清史「新」的特點又體現在哪兒？
1. 理論與視角的新運用
國外學者衛周安首先撰文對新清史進行總結性的回顧並指出，民族認同和多元文化、性別、帝國和殖民技藝、戰爭和軍事文化、地區和儀禮、公共和私人空間以及物質文化是新清史的基本特徵。歐立德教授則說得更為明瞭：新清史的重要特點是清朝的世界化，其獨特任務是挑戰「大漢族中心主義」，以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範式以及從邊緣的觀點審視清朝，揭示滿文檔案所隱藏的事情，質疑滿族漢化，區別「清朝」與「中國」並挑戰中國革命的合理性。劉小萌認為，新清史的「新」不在於強調清與漢王朝的區別，也不在於強調滿族因素和重視少數民族文字的文獻，而在其所運用的滿族中心觀和族群理論等。可以看出，對於新清史結論所帶來的挑戰和其他敏感問題，如清朝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性質，歐立德說得直言不諱，定宜莊和劉小萌則有所回避。其實，新清史引起國外學術界的關注恰恰是它能夠深深地觸動中國；新清史引起國內學術界的重視也正是它已經觸動了中國。對於這些觸動，文章將在第三部分進行探討。
此處，筆者要分析的是，新清史的發力點在哪兒？這是其根本特徵；它的運力方式如何？這是其理論、方法與視角的特徵；它的著力點又在哪兒？這是其在內容上的特徵。必須強調，新清史是對美國清前中期一系列研究成果的特稱，除了根本特徵，具體成果在理論、方法、視角上只是表現了某些（並非全部）特點。
新清史共同的根本特徵是「滿族中心觀」，即「中國中心觀」在「地方性策略」上的邏輯延伸。「中國中心觀」的邏輯延伸既使新清史沒有明確否定清朝屬於中國：直言不諱的歐立德在介紹新清史的史家「傾向在『清朝』與『中國』間畫下一條界限，避免稱呼清朝為『中國』，也不稱呼清朝皇帝為『中國』皇帝」時，也「擔心把這條『清朝』與『中國』的界限畫得太過明顯」；又使新清史有時太過地方化或邊緣化而顯得「去漢化」，在理論、方法、視角和內容上十分地「非中國化」，在堅持清帝國滿族中心的同時質疑了其中國屬性。
就理論而言，新清史首先應用了人類學的「族群理論」。具體說來，族群理論的運用並沒有得出完全一致的意見。柯嬌燕、羅友枝、路康樂等人只把族群看做是現代現象進而研究19世紀以後的清史問題，並不認為族群理路能解釋19世紀以前的清朝歷史；歐立德和張勉治則將「族群」的概念，應用於相當於前近代的清前中期，並分別提出了「族群主權」（Ethnic Sovereignty）和「少數民族王朝例外論」（Ethno-Dynastic Exceptionalism）。但新清史用「族群」和「異己」等新概念將滿族認同的事實部分「問題化」，讓新清史對中國這個「國家」產生了質疑：「難道我們不該將其視為是一滿洲帝國，而中國僅是其中一部分？」族群理論在清史中的運用，一方面刻意強調滿族與漢族的差別，暗示滿族不屬於中華民族；另一方面刻意強調清朝與中國的差別，暗示清朝不屬於中國，中國反而只是清朝的一部分。新清史學者還採取了適用於亞洲的帝國主義理論。米華健（James Millward）承認帝國主義帶給中國的災難，但就清朝的對外擴張而言，它也是一個帝國：清朝雖然不是列寧所稱呼的帝國主義，但卻是一種19世紀以前進行擴張的殖民帝國主義。何偉亞的《懷柔遠人》、劉禾的《帝國的話語政治》、濮德培（Peter C. Perdue）的《中國西進》等著作都運用了這種舊帝國主義理論。
新清史較多地運用比較的方法，將滿族等少數民族與漢族比較，或者是將清朝與其同時代甚至以前的帝國進行並置。在以城市為研究內容時，《規劃承德》和《新清帝國史》將承德與北京進行比較，北京是滿族統治漢族的首都，承德是滿族保持自我認同並與邊疆民族一起形成的中心—另一首都；在以禮儀為研究內容時，《懷柔遠人》和《帝國的話語政治》比較了在處理禮儀衝突時，中英雙方所懷有的天下情結以及它們在18、19世紀所有的主權想像。在研究軍事時，新清史學者將清帝國和英帝國分別比作陸地和海洋帝國主義，《清朝的殖民事業》和《邊界、地圖和運動》又將清帝國與俄羅斯帝國、蒙古帝國、奧斯曼帝國進行比較，這在無形中運用了福柯所言的同時性和並置性。
邊緣和區域的視角被美國清史學界廣泛採用。以前的清史研究主要運用的是漢化觀，滿族及其特色都被漢儒主流文化「邊緣化」了，新清史以滿族為中心的研究無異於一種邊緣化的研究傾向。最明顯的當屬《帝國之於邊緣》，它以清帝國的自我認同為立足點，研究了中國北部的蒙古，西部的伊斯蘭，西南的土司，南部的瑤、苗、黎甚至珠江支流西江的一個江心島上的土著等邊緣族群；他們認為，由於仍然存在各種戰事和紛爭，那裏還是清帝國未標明的邊界。狄宇宙和米華健很好地運用了內陸亞洲的區域視角。作為一部新疆通史，米華健的《歐亞十字路》側重研究新疆在世界歷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新疆為區域中心闡述了這一地區歷史上的多族群、多文化特徵，認為新疆奉行多方平衡的策略，處於中國與世界之間，挑戰了新疆與中國的從屬關係。
上述新清史在理論、方法與視角上的運用與發現，有著一個核心的方法在裏面，這個方法就是柯文建立「中國中心觀」的「條塊分割法」，即從各自孤立的部分而非相互關聯的整體出發來考察問題的還原論方法。它一方面拉近了清朝與邊疆甚至英國等帝國主義的距離，另一方面則拉開了清朝與中國、滿族與漢族的距離。這已經不僅僅是「去漢化」與「去中國中心」的問題，實際上將漢族排斥到了邊緣甚至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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