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ill Ferguson，2013年4月9日，紐約時報（原文連結）
有個著名的註腳，就是僅存的保守黨歷史學家A.J.P. Taylor，稱邱吉爾是「國家的救星」的名言。我若應和他的說法，稱柴契爾是這個國家的救星，我這一輩歷史學家絕少會同意我。但她確實是──連那些愛慕她的左翼學界批評者也是她在英國要試圖拯救的。
我們很容易忘記柴契爾1979年五月當政時的英國是何模樣。我當時十五歲，「龐克保守黨」是當時形容我最好的辭彙。
我某種程度上成為龐克，是因為當時我被性手槍樂團挑釁般的單曲「混亂英國」所感發，當時柴契爾成為保守黨主席不久，他們巧妙改編「天佑女王」成大不敬的歌詞，抄錄如下：
天佑女王
極權政體
視民白癡
隨時爆炸
天佑女王
其非人哉
未來不在
英國想望
這些歌詞讓我跟我朋友瘋魔不已，隨之引吭，宛如拙劣版本的主唱，內心帶著強烈的挫敗感。我們從不認為女王是極權的或非人。我們只是對戰後的後帝國、後披頭四的英國感到徹底的厭倦。一九七零年代的晚期，真的就像他們所唱「未來不在英國想望」。
什麼都不中用。火車總是誤點，投幣電話總是壞掉（在我住的地方，常成為戶外小便斗）。我寫給報紙的第一封信是抱怨學校鞋子離譜的價格。而最糟糕的則是不斷的罷工。煤炭工人罷工、碼頭工人罷工、印刷工人罷工、清潔人員罷工，連挖墓的都罷工。
因為如此，僅1979年的九月，當聯合工會試圖抵制剛當選的保守黨政府時，每日工業生產的損失近一千兩百萬（前一年九月則是八千）。通膨率在1979年九月略低於17%──自四年前最高峰時期的25%逐步下降。
所以我是因為充滿挫折而去當龐克族，但我是在毫無希望的境地下選擇保守黨。當時另一個龐克樂團「講真話的時刻」成員，公開指責工黨：「說真話的時刻到了，而這真話是你輸了，吉米大叔。」直接指向當時的工黨首相詹姆斯卡拉漢，1979年他被柴契爾趕下台。卡拉漢──他的綽號「陽光吉米」在1978年到79年間成了糟糕的玩笑──大失民心。
1979年1月10日，在他從陽光明媚的加勒比海小島瓜德羅普（Guadeloupe）參加經濟峰會回來時，一位記者問卡拉漢：「面對此時國家的層出不窮的混亂狀態，你有什麼對策？」卡拉漢以一種令人作噁的政治家嘴臉支吾其詞：
「這個嘛，這是你的判斷。我想如果你從外界的眼光來看，也許你會發現這種看法過為狹隘，我不認為世界其他的人會跟你一樣，認為眼下有層出不窮的混亂。」
在會議結束後，卡拉漢說笑稱，若混亂層出不窮，他不知道還能不能找到「一杯咖啡」。（當然可以，我們1979年就在機場提供咖啡──那種即溶的噁心玩意）如此漫不經心自然不為英國媒體所喜。隔天太陽報的頭版標題就是：「危機？什麼危機？」
相反的，柴契爾──我必須說，出乎意料之外──帶給我們希望。部分原因是因為她不會像卡拉漢一樣拒不給出答案。「我的任務是不讓英國赤化，」她在1977年11月清楚的表示。如此耳目一新的直白是她受到青睞的主因。
當然，在揉合社團主義（improvement）和停滯性通膨的慘淡景況結束之前，政策已經有很大的進展。這要歸功於Keith Joseph和Alfred Sherman，他們主持的政策研究中心為柴契爾主義可以付諸實行奠定了學理基礎，如同她內閣裡的「乾」（與不可靠的「濕」相對）部長可以貫徹改革。
抑制物價、工資，管控外匯，阻止通膨的貨幣政策目標，原本由勞工所有的國有企業私有化，賣掉公屋，降低所得稅率，所有這一切，都在1984到85年間礦工大罷工和工會攤牌時達到高潮──所有大刀闊斧的改變都得用上激烈的、甚至暴力的手段對付反對者。
但因為柴契爾自身的侵略性，得柴契爾主義深受像我這樣的年輕龐克族所吸引。是，她也有一點龐克的氣質──某種程度上她對這樣的對抗感到自豪，在他掌政的十一年間一直如此。早在1975年，她已經對工黨提出一套精彩的看法：「他們得到一般社會主義政黨的疾病──他們花光了其他人的錢。」與她記憶中所謂的「大英傳統」相反：「人若能夠就應該去工作，用賺來的錢去花費，擁有自己的財產，國家應該是公僕而非主子...這些都是自由經濟的本質。這個自由也是其他自由的憑依。」她是晃動手提包來武裝自己的海耶克，我著迷不已。
當她一旦掌權，譏諷就成了他的強項。「我實在別無選擇（There really is no alternative）。」她在1980年6月所說，立刻被縮寫成TINA。「對那些翹首盼望媒體流行語的人，要走回頭路，我只有一句話，」她在1980年10月對著保守黨大會說：「你要回頭請回。我是不會回頭的。」
跟真的龐克族一樣，柴契爾也喜歡爭執。「噢，但你知道，」她在1984年接受電視訪問時說，「要做成任何事情都會遇到麻煩，一定。」而他可以對最棘手的問題一腳踢開。「問題在你，約翰，」她在任內最後一段絕望的時候如此告訴一個立場搖擺的下議院議員，「因為你的脊髓沒連到你的腦袋。」
這可能是許多1970年代晚期的英國人的狀態，但柴契爾除外。「我不能忍受英國每下愈況，」她1979年如此告訴BBC的訪問者。「我不允許。我們都不能允許。」她真的是國家的救星，這位老龐克將永遠受人景仰。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哈佛大學歷史教授，《文明》一書作者。
後記：
這顯然是篇反串文，我想龐克族應該對柴契爾沒什麼好感，要不然也不會有那麼多針對柴契爾的辱罵歌曲（前兩日又有一首罵柴契爾的歌登上排行榜第一名，BBC對要不要放這首歌苦惱許久）。但尼爾‧弗格森對柴契爾的個人特質似乎仍是抱著正面態度的。確實在戰後政壇，還能有這種「一意孤行」的政治人物，確實罕見，這也是何以她主導的新自由主義雖然爭議甚大（對我來說其實是徹底的失敗），卻仍能成為歷史留名的政治人物。
有個著名的註腳，就是僅存的保守黨歷史學家A.J.P. Taylor，稱邱吉爾是「國家的救星」的名言。我若應和他的說法，稱柴契爾是這個國家的救星，我這一輩歷史學家絕少會同意我。但她確實是──連那些愛慕她的左翼學界批評者也是她在英國要試圖拯救的。
我們很容易忘記柴契爾1979年五月當政時的英國是何模樣。我當時十五歲，「龐克保守黨」是當時形容我最好的辭彙。
我某種程度上成為龐克，是因為當時我被性手槍樂團挑釁般的單曲「混亂英國」所感發，當時柴契爾成為保守黨主席不久，他們巧妙改編「天佑女王」成大不敬的歌詞，抄錄如下：
天佑女王
極權政體
視民白癡
隨時爆炸
天佑女王
其非人哉
未來不在
英國想望
這些歌詞讓我跟我朋友瘋魔不已，隨之引吭，宛如拙劣版本的主唱，內心帶著強烈的挫敗感。我們從不認為女王是極權的或非人。我們只是對戰後的後帝國、後披頭四的英國感到徹底的厭倦。一九七零年代的晚期，真的就像他們所唱「未來不在英國想望」。
什麼都不中用。火車總是誤點，投幣電話總是壞掉（在我住的地方，常成為戶外小便斗）。我寫給報紙的第一封信是抱怨學校鞋子離譜的價格。而最糟糕的則是不斷的罷工。煤炭工人罷工、碼頭工人罷工、印刷工人罷工、清潔人員罷工，連挖墓的都罷工。
因為如此，僅1979年的九月，當聯合工會試圖抵制剛當選的保守黨政府時，每日工業生產的損失近一千兩百萬（前一年九月則是八千）。通膨率在1979年九月略低於17%──自四年前最高峰時期的25%逐步下降。
所以我是因為充滿挫折而去當龐克族，但我是在毫無希望的境地下選擇保守黨。當時另一個龐克樂團「講真話的時刻」成員，公開指責工黨：「說真話的時刻到了，而這真話是你輸了，吉米大叔。」直接指向當時的工黨首相詹姆斯卡拉漢，1979年他被柴契爾趕下台。卡拉漢──他的綽號「陽光吉米」在1978年到79年間成了糟糕的玩笑──大失民心。
1979年1月10日，在他從陽光明媚的加勒比海小島瓜德羅普（Guadeloupe）參加經濟峰會回來時，一位記者問卡拉漢：「面對此時國家的層出不窮的混亂狀態，你有什麼對策？」卡拉漢以一種令人作噁的政治家嘴臉支吾其詞：
「這個嘛，這是你的判斷。我想如果你從外界的眼光來看，也許你會發現這種看法過為狹隘，我不認為世界其他的人會跟你一樣，認為眼下有層出不窮的混亂。」
在會議結束後，卡拉漢說笑稱，若混亂層出不窮，他不知道還能不能找到「一杯咖啡」。（當然可以，我們1979年就在機場提供咖啡──那種即溶的噁心玩意）如此漫不經心自然不為英國媒體所喜。隔天太陽報的頭版標題就是：「危機？什麼危機？」
相反的，柴契爾──我必須說，出乎意料之外──帶給我們希望。部分原因是因為她不會像卡拉漢一樣拒不給出答案。「我的任務是不讓英國赤化，」她在1977年11月清楚的表示。如此耳目一新的直白是她受到青睞的主因。
當然，在揉合社團主義（improvement）和停滯性通膨的慘淡景況結束之前，政策已經有很大的進展。這要歸功於Keith Joseph和Alfred Sherman，他們主持的政策研究中心為柴契爾主義可以付諸實行奠定了學理基礎，如同她內閣裡的「乾」（與不可靠的「濕」相對）部長可以貫徹改革。
抑制物價、工資，管控外匯，阻止通膨的貨幣政策目標，原本由勞工所有的國有企業私有化，賣掉公屋，降低所得稅率，所有這一切，都在1984到85年間礦工大罷工和工會攤牌時達到高潮──所有大刀闊斧的改變都得用上激烈的、甚至暴力的手段對付反對者。
但因為柴契爾自身的侵略性，得柴契爾主義深受像我這樣的年輕龐克族所吸引。是，她也有一點龐克的氣質──某種程度上她對這樣的對抗感到自豪，在他掌政的十一年間一直如此。早在1975年，她已經對工黨提出一套精彩的看法：「他們得到一般社會主義政黨的疾病──他們花光了其他人的錢。」與她記憶中所謂的「大英傳統」相反：「人若能夠就應該去工作，用賺來的錢去花費，擁有自己的財產，國家應該是公僕而非主子...這些都是自由經濟的本質。這個自由也是其他自由的憑依。」她是晃動手提包來武裝自己的海耶克，我著迷不已。
當她一旦掌權，譏諷就成了他的強項。「我實在別無選擇（There really is no alternative）。」她在1980年6月所說，立刻被縮寫成TINA。「對那些翹首盼望媒體流行語的人，要走回頭路，我只有一句話，」她在1980年10月對著保守黨大會說：「你要回頭請回。我是不會回頭的。」
跟真的龐克族一樣，柴契爾也喜歡爭執。「噢，但你知道，」她在1984年接受電視訪問時說，「要做成任何事情都會遇到麻煩，一定。」而他可以對最棘手的問題一腳踢開。「問題在你，約翰，」她在任內最後一段絕望的時候如此告訴一個立場搖擺的下議院議員，「因為你的脊髓沒連到你的腦袋。」
這可能是許多1970年代晚期的英國人的狀態，但柴契爾除外。「我不能忍受英國每下愈況，」她1979年如此告訴BBC的訪問者。「我不允許。我們都不能允許。」她真的是國家的救星，這位老龐克將永遠受人景仰。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哈佛大學歷史教授，《文明》一書作者。
後記：
這顯然是篇反串文，我想龐克族應該對柴契爾沒什麼好感，要不然也不會有那麼多針對柴契爾的辱罵歌曲（前兩日又有一首罵柴契爾的歌登上排行榜第一名，BBC對要不要放這首歌苦惱許久）。但尼爾‧弗格森對柴契爾的個人特質似乎仍是抱著正面態度的。確實在戰後政壇，還能有這種「一意孤行」的政治人物，確實罕見，這也是何以她主導的新自由主義雖然爭議甚大（對我來說其實是徹底的失敗），卻仍能成為歷史留名的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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