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我從外電報導得知周有光的新書《朝聞道集》，而且彷彿出版不久即在中國遭禁。幸而此書台灣的網路書店有存貨，我要買到倒不甚困難。此書是他的雜文集，出版社將其文章分作五類，看似洋洋灑灑，但大抵不離歷史、文化和他著力甚深的語言範疇。

以百歲之齡，還如此戮力著述，周老先生的精神誠為可佩。不過，我從他的文字當中，感覺到時代的落差。周有光是陳丹青等人所說的「民國範兒」，他身處中西文化衝擊的時代，經歷民國肇建、五四運動、兩次大戰、共產中國成立，我從他身上看到那代人學貫中西的能力、實學報國的熱誠，這是他們那一輩獨有的境遇。在中共幾次大肆清洗知識分子之下，周有光還能堅持至今，精神矍鑠，實在是中國的寶藏。但即便如此，他的文章充斥著時代的侷限，有明顯的滯後感，很顯然，這是中共建政後三十年的空白所致。我得說，台灣在1949年之後的學術發展，縱然充滿侷限，但再怎麼樣，國民黨至少給出空間，讓純粹的學術研究，可以透過大學和研究機構延續下去。相較之下，中共建政後的學術成果，幾乎都是民國時期的延續，而且幾乎沒有傳承，到了文革期間，甚至全面停擺，連《考古》或《文物》這種純粹的學術性刊物，也充斥著沒有意義的政治語言。這種巨大的斷層，雖然今日中共試圖以量來彌補，但人文厚度的落差，卻難以弭平。

比如說，周有光對中國文化的認知，仍是好壞兩判的定論觀點，「好的」用之，「不好的」棄之，彷彿文化像是某種物品，可以分割切開。但文化真可以這樣判然二分嗎？好壞之辨是這麼絕對嗎？當然，周有光不是學術中人，不需要細密的推論辯證，但如此武斷，不免讓我感到有些草率。這種心態，或許是他早年求學所接觸到的理論，或許是中共建政後推廣唯物史觀的結果，無論是哪一種，放在二十一世紀，都不免過時。這也可以看到整個中國社會在文化探討上，仍沒有離開五四時期太遠，彷彿不太長進。我總認為，文化研究到我們這一代，應該關心的不是「是什麼」，而是「為什麼」。與其去判斷儒家思想是好是壞，不如追本溯源，理解儒家思想的形成，從探尋源頭的過程中，了解古人的思考方式。這種方法，我想才是比較有意義的認識。

好似解釋《論語‧憲問》中一篇：「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時下俗眾之論，如易中天，不過是就字面意義闡釋，和宋人、明人沒有兩樣。但鄭吉雄則在前人的研究上，認為孔子之說實為反駁老子的說法，並以此推論儒道之別，實是殷遺民面對周政權態度的差異。所以道家思想，實是殷遺民在周的強勢作風底下，為求生存發展出的思考模式，由老子集大成。如此理解，我想會比周有光單純的駁斥道家思想，要來的有意義的多。

而且因為中國長時間自外於國際，周有光對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的認識，顯然不甚全面。相較之下，他對蘇聯的理解，就相當熟稔，這完全可以歸咎共產中國的影響。不過，就這方面，也有可能是出版社編輯先行刪去敏感的內容。看大陸的書籍，這個層面的風險不可不詳加注意。

我猜書中最無更動的，應是他討論拼音和語言的部分。這部分我感想甚多，已另外為文。不可否認，周有光下過相當工夫研究世界文字，見解獨到。但他們是在「中文拉丁化」的背景下建立自己的觀點，對中文的成見甚深，我想不唯周有光，中國大部分語言學家皆是如此。所以這方面的文章，姑且當一家之言，但我是不認同的。我也不否認，身為台灣人，從小活在繁體字的世界，總覺得如此寫字說話是理所當然，何必遽改。真要採西人之長，學他們的語言就是了，何苦拿自己的語言削足適履？再說，我反而認為今天大多數操華語的人所用的「中文」其實西化過甚，理當反璞歸真，讓中文不再當西方語言的附庸，這樣才是展現民族自信。

此書是否遭禁，我難以查證，但我能理解查禁的理由。周有光當年主動回去共產黨建政的中國，可見他至少對共產黨是沒有成見的。而在文革以前，他也沒有受到迫害。從這個背景來看，周有光應該是中共的活招牌，是吹捧都唯恐不及的人物。但周老先生居然在書中徹底否定共產黨，屢屢稱蘇俄解體是「離開歷史的誤區」，大肆要求民主改革。裡面有篇〈不丹王國的民主化〉，明講的是不丹，暗指什麼，大家心知肚明。這些文章本來就已經先行刊載在雜誌上，照理雜誌都刊了，又復何禁之有？但中共官員心思難以捉摸，此一時彼一時也不是不可能。反正對岸禁之愈多，愈可凸顯台灣之自由，對我來說，倒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若有可能，我倒希望台灣能有出版社可以直接跟周老先生接洽，讓他的文章能以原始面貌刊登（雜誌文章，都可能有大幅刪改），出個還原版的《朝聞道集》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