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詩萍在上海逛書店,發表了一點隨想,引來翻譯者的討論。我曾在中國誤入書店業很短的時間,因為工作所需,不得不在北上廣深頻繁的逛書店,了解一下中國出版的情況。經歷過這段學習的過程,加上其他的見聞,我真心不覺得中國有什麼值得我們如此巴著不放。就算是錢好了,我也實在覺得,中國人的錢並沒有比較好賺。

所以當許多「外人」看著中國出版蓬勃、翻譯種類繁多,感覺台灣好像要被趕過去的時候,我也沒有什麼感覺。中國翻譯書籍的量如此之多,什麼偏門冷僻的著作都有,很大的原因,在於中國出版的要求。中國的出版社都是國營,全國不過六百間上下(這數字是什麼概念呢?台灣有超過三千間出版社,可以比較一下),但僅去年新書就出了快五十萬種,也就是說,每間出版社幾乎每年都要出版近千種新書。但出這些書,並不是因為中國有這麼巨量的需求,只是因為「上面要求」的業績壓力。風傳媒年初才有一則新聞,中國書籍的滯銷比例超過七成,有近半數的書根本賣不到十本。但問題是,國營出版社並不在乎銷量,書賣不出去,他們一樣可以每個月照領薪資,但他們有「出版量」的壓力。所以在中國,學術書籍很容易出版,只要稍微好一點的碩博士論文,幾乎都可以出版,研究生或教授提口考或升等,出一本書的點數跟投一篇學術期刊文章的點數是一樣的,這並不是說中國的學術期刊有多嚴謹,而是在中國出書有多容易。

往好處想,中國的學術成果基本上都可以反映在出版上,只要注意有沒有新書,大概就能知道中國學術界的狀態。但缺乏過濾機制的出書文化,很多書其實並沒有真正有出版的價值。相較於台灣學者往往耗費數年,或十數年才有一本著作,很多中國學者縱使著作「等身」,但裡面的含金量多少,就很值得懷疑了。

如果說學者著作還有參差不齊,那翻譯國際重要學者的著作,應該是保險之舉。實則中國也拚了命的翻譯,以美術史為例,幾乎所有歐洲的重要學者都翻譯到了,日本學者的中美史著作也譯得相當勤奮,以翻譯的量而言,台灣永遠不會有。主持這些翻譯工作的,也不乏一流院校的教授,理論上品質也不應該差到哪裡。但,那怕如此,中國的美術史研究,並沒有與之相應的突飛猛進,就算十年前主要的幾間大學都開了美術史研究的相關科系,但截至目前為止,我也沒看到什麼特別出彩的學者。中國人吹捧到無以復加的巫鴻,還是美國教育訓練下的產物。

這還不是中國出版最大的問題。若說中國出版終究不足懼,最核心的原因,是因為中國惡名昭彰的審查制度,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這些書的內容到底刪減了多少、竄改了多少,這究竟是不是作者想要表達的原貌。不要以為只有翻譯才有這樣的問題,之前厭世姬就已經告訴我們,只要中國覺得「不合適」,什麼都可以竄改,甚至只要被安上一個「台獨」的帽子,本來出版的書都可以全數下架,沒有一句解釋。就這樣的出版環境,要能趕上台灣,真的不太容易。

其實跟台灣比起來,中國的書店業並不發達。雖然最近幾年,因為誠品效益,中國一二線城市多了很多所謂的獨立書店,但不要忘了在此之前,中國的實體書店幾乎被線上通路殺到一蹶不振。也就是說,在中國「賣書賺錢」,五六年前已經就不可能了。我們現在看到的獨立書店,要不就是用其他收入養書店空間(借鑑誠品的經營模式),要不就是根本沒有想要賺錢,只是妝點氣質(這也跟誠品有關)。所以中國的獨立書店,說起來都是千篇一律,他不會像台灣的獨立書店,會有濃厚的選書取向,多半都是小資情懷的中產階級品味。北大旁的萬聖書園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但若跟台大周邊比較,台大附近有唐山、校園、南山、若水堂、胡思等取向特色各異的獨立書店,還不要說有誠品跟聯經兩間連鎖書店。要說人文的密度,台灣真的不用妄自菲薄。

中國唯一有一點是台灣人不會想到,就是用書來炫富。中國有一類書籍相當奇特,他們通常裝幀精美,並附上累贅的書盒,開本甚大,而且售價昂貴。買這種書的人大概很少會拿來看,通常是放在書架上當作擺設。這種書台灣很少見,就算是有,也多半是因為紀念性質,比如國家圖書館出的註東坡詩焦尾本。但在中國,幾乎所有出版社都有這種性質的書籍,專事用來炫富。用書炫耀自己富貴,好像是挺風雅的事情,但真正參與其中,才知道這種「附庸風雅」其實是最等而下之,也只有扭曲如中國,才會有這種詭異的出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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