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我在住所等電梯時，在電梯間看到一個有趣的公告：關於隨地便溺的提示，說是有人在某幾樓的樓梯間便溺，要大家自重，會報警處理等等。我很難理解，這棟大樓算是高級住宅，停車場上停滿名車，站在我旁邊的女子手裡拎著一大袋食物，袋子上的標誌是此地的高級超市，大概等同台灣的city super或Jason's market。然後，這裡的公告希望住戶不要隨地便溺。

去北京時，跟一位相識很久的網友見面，東扯閒聊，聊有關中國的瑣碎事情。他說中國人像是依靠動物本能在過活，我聽了忍俊不住，但我覺得，他們不是依靠動物本能，而是用自己的「本我」，或者說是他們並沒有過渡到西方概念的「大人」，中國人一直處在某種童年時期的狀態。

比如說，我看幾乎所有中國的服務業都缺乏應對進退的訓練，他們在面對顧客，用的其實是他們面對一般普通人的社交模式，一旦他們所面臨的狀況在過往的人生中沒有經驗，就會變得荒腔走板。所以餐廳的服務員面對客人沒有基本的應對步驟，當客人在看菜單的時候就佇在一旁像是催促點菜，不知道要注意自己的臉部表情，面對客戶問題時沒有標準流程。當然，在比較高級的場合，服務就會出現，但缺乏訓練的「本我」仍然歷歷可見，而且也間接說明，中國人的社會是一個有著強烈階級的社會，在一般人的階級，要找到所謂的公眾禮貌與教養，基本上是太奢求的事情。

這讓我想起曾跟同事討論，對中國的管理階層而言，他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凸顯出他們跟「老百姓」之間的差異。他們的廣告喜歡訴諸「高端」，這不僅僅是財富上的區別，更是為了要隔開兩者的心態與行為表現。台灣的「高級」是對既有物質的提升，中國的「高端」則是對現有狀態的割裂。這可以某些中國人的台灣遊記間接證實，即便是中國人，也不乏有人對自己同胞的狀態感到不齒，可見這種依靠本能的生活也不一定為中國人所接受。但弔詭之處在於，即便是處處想要劃清界線的中國人，也不自覺地活在「本能」生活當中，因為整個社會就是個依靠本能在生活，在這種環境下，是不可能真正有什麼區隔的。

所以，中國人整體呈現出散漫、不以為意、得過且過、目中無人的情狀。中國人對「面子」的認知是打腫臉充胖子的浮誇，而非謹小慎微、處處在意別人眼光的拘束。所以中國人不在乎在國外大聲喧嘩、行徑粗魯，只要他們人手一隻勞力士金表、提著大包小包的奢侈品牌，他們就覺得自己的面子足夠了，其他毋庸論。即便是如今有中國人想要學習西方的規矩禮儀，也不過就是另外一種張揚自己財富的方式，因為只有這麼有錢，才需要學習西方的社交禮儀，才需要穿著絲質禮服，用刀叉取食，拿著高腳玻璃杯輕輕點頭說著「卻爾斯」。這還是浮誇炫耀。

對我來說，這恰好說明中國文明之消亡，或者婉轉點說，中國正走向一個關鍵的轉捩點：他們永遠與過去割裂，只剩下形式上的連結。這似乎也不是第一次，今日中國所推崇的大唐盛世，某種程度上正是一次全面「去中國化」的過程，來自西方的文化，進入中國每個階層，唐朝人穿胡服、唱胡樂、跳胡舞、用胡人的器皿吃西域來的水果，喝西域來的酒，還可以信胡人的宗教，就物質文化上看，唐代人似乎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所有事物，六朝以前的視覺樣貌幾乎不存。當然，唐太宗推崇王羲之，到處蒐羅字帖，還有「蕭翼賺蘭亭」的故事，可是這跟現在中國迷民國沒什麼兩樣，再怎麼講民國範兒，民國還是一去不復返。只是當時的唐代不像如今，還有個香港台灣可茲對照。若不是香港台灣的存在，恐怕中國人迄今不會感覺到自己失去了什麼。但即令台灣在海峽對岸成為一種迷濛的理想投射，原來存在中國的那股「範兒」還是消失了，只剩下巨大的窟窿，還有對西方無盡的執迷。

中國還是有好的、細緻的東西，但想想以前的狀態，我覺得比較像是某種殘餘。中國共產黨就像是巨大的篩子，篩了三十年，還能留在篩子上的細沙，簡直就是奇蹟。而由於篩了太過火，即便過了三十年休養生息，還是回不到原來的狀態。這點廣為一般人所接受，甚至變成藉口，當許多人批評中國時，他們就會把責任推給建國最初的三十年──更明確的是文革的十年。彷彿文革成為一切惡的淵藪，只要推給文革，就好像能避掉什麼責任。問題是，從沒有中國人 (明著) 聲討文革的始作俑者，只是用一種很遺憾的眼光在看待這十年，心中可能也很慶幸有這十年當代罪羔羊，可以讓中國所有的粗魯、粗俗、粗疏、粗暴都視為理所當然，當經濟騰飛之時，還能執拗的待在某種「原始」的狀態。這種狀態迫使許多中國美好的東西都像是例外，就好像繁體字之於中國，竟像是外來的物品一樣，變成妝點品味的模式。

所以，北京城拆了，變成外環道與水泥樓之城，我忽地覺得沒有什麼好感到惋惜的。既然中國人不復過去，中國自然也不用跟過去一樣。他們不會是東歐，想在二戰後的一片廢墟中重建四五百年前的舊城，假裝一切如故。中國人不可能一切如故，也不願意。如果文化是泡在洗澡水裡的嬰兒，他們寧願連嬰兒一起倒掉，然後去領養一個金髮碧眼的小孩，說「這是我們的文明」。這就是今日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