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經濟學人，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原文連結）
中國近幾十年來享受（也承受）了超乎常態的社會流動。根據世界銀行研究員陳紹華（Shaohua Chen音譯）和馬丁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的統計，從一九八一年到兩千零五年，有逾六億中國人脫離貧困。有些人即使保守來論也變得極為富有。但不是所有的社會流動都是向上的。從一九四九到一九六零年代末，中共將地主連根拔起，沒收資本，將布爾喬亞知識分子放逐到內陸。經由集體生活、社會主義化和下放，他們將富裕階級讓他們後裔享有優勢的傳統機制（土地、資本、學校教育）拔除。
然而，有些機制如今開始恢復運作。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的不均現象快速上升。少數學者正在紀錄從上一代到這一代的轉變。比如說，北京交通大學的張英強（Yingqiang Zhang）和奧胡斯大學的托爾易利森（Tor Eriksson）二零一零年的報告，他們觀察九個省份當中數千個家庭的小孩，從一九八九年到兩千零六年之間的長期追蹤。這些小孩在離家後數年所賺到的錢，大致符合全國的趨勢。如果社會不均反映的是越來越活耀、重視人才的社會，越有才幹或越努力的人得到越多報酬，似乎就不需要太過憂慮。但作者估計這種不均現象有百分之六十三是因為機會不均。
機會不均的狀況難以衡量，甚是難以定義。經濟學家往往擔心，當有些人因為對社會做貢獻而受到阻撓，而另一些人從國民生產中，得到和付出相比不成比例的高報酬。那已經不是不公平，簡直是無能了。
哲學家想得更遠。他們認為人應該對他們自己可以選擇的事情得到獎勵或懲罰，比如個人的努力，而不是從他們不能控制的情況。這些情況包括繼承財富或社會關係等特權。但其定義可以拓展的更寬，包括許多我們一般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如天賦。畢竟我們不能選擇我們的天賦，既然如此，為什麼有人可以只因為天賦而得到獎賞，而不是讓我們將其用在正途而得到獎賞？
報告中，張易二人將個人無法控制的情況做了統計，包括父母的收入、教育程度和雇主，以及出生地及性別。他們發現比較有錢的父母可以給孩子更好的前景（父母收入每增加百分之十，小孩就增加百分之四點五），父母是公務員也對孩子幫助很大。但另一方面，父母的教育程度對子女沒有幫助。父母的工作地點遠比受教育的學校來得要緊。
不是所有家長的影響都可以觀察，區分並衡量。根據最近的一份仍在撰寫的報告中，兩位作者研究另一個指標：兄弟收入之間的關連。易立森認為，透過兄弟間的比較，理解家庭和社會影響力的重要性，是一項很好的綜合評量。兩個小孩被同樣的人扶養，在同一屋簷下生活，有同樣的地緣關係，出生地和環境都是同樣的條件。如果這些條件在社會上至關重要，將會影響兩兄弟人生可以選擇的範圍，其收入也和此密切相關。若父母的背景影響甚微，兩者的關聯則會很低。
易立森和他的同伴於兩千年合作的報告中，發現背景的影響，美國（0.43）遠比北歐國家（0.14-0.16）來得高。在中國甚至更高：0.57。作者根據上述研究認為，要知道一個中國人的收入，與其去看經濟學家根據受教育的時間和工作經驗去推測，不如去知道他兄弟賺多少錢還比較接近。
然而，在中國研究兄弟之間的關聯有個巨大的障礙。多虧一胎化政策，幾乎很少有年輕的城市居民有兄弟姐妹。作者估算出來的0.57僅適用在中國的農村。在中國的城市中，機會不均以另一種方式呈現：晚點投胎的就沒有生存的機會。
其他譯本（連結）。
後記
我努力翻譯完之後才覺得這是篇奇怪的文章。文中似乎要講到中國機會不均等的問題，卻又彷彿沒說到什麼癥結點。的確，中共在最初當政的二十年，想方設法把所有他們認定的特權階級（後來在文革總結為黑五類）全部剷除，然而自從他們往資本主義靠攏後，之前他們極力剷除的東西一一湧現。中國確實因此出現某種新型態的不公平現象，然後呢？所以中國比較不穩定？所以中國比較可能產生動盪？所以中國不是一個好的投資地區？這篇文章也許不好明說，可是他連一點暗示也沒有。況且要說中國的不公平狀況甚為嚴重而妨礙未來發展，也不太有說服力，美國也有類似的情形，更不要說文中所忽略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包括「金磚四國」中的其他三國，都是貧富不均、機會不均的國家。
機會不均的癥結點是父母，我覺得也不需要特地提出來說，這在東方國家根本是常態。日本甚至相當程度保留繼承的傳統，很多人打出生就決定了他以後的職業，反而中國在這部份幾乎消失。但無論如何，亞洲許多國家，父母的確對孩子的出路有非常關鍵的影響，就如文中所提到，父母所提供的資源，和父母身處的背景環境，都是極其重要的原因。
既然這篇文章沒什麼重點，我想就權充是翻譯練習，看完就算了。而且光是「社會公平」這件事情，我覺得就很有爭議。以美國為主的資本主義社會，為了要破除血統或階級所帶來先天上的不平等，希望創造一個出發點平等的公平競爭社會，在類似的條件下，只要愈有才能、愈努力的人，就能夠得到比別人更多的回饋，美國人把這當作是他們的「美國夢」。問題是，這個「美國夢」只是理想狀態，卻讓很多人以此視為唯一真理，並開始歧視貧窮的人，把他們跟「懶惰」和「愚笨」連在一起，忽略現實狀況仍有許多人從來就在比較弱勢的狀態，即便肯努力、有能力，也不見得可以翻身。而且過去的既得利益階級，社會秩序會基於他的所得到先天的優勢，要求他們給予社會回饋。可是現在有錢有勢的人會覺得一切是自己努力得來的，沒有回饋給社會的義務，而且覺得自己是這個社會正面的典範，讓社會貧富之間的鴻溝愈來愈大。中國如今仇富的心態愈來愈重，大抵是基於這層原因。當然，提到這個層面，就跟《經濟學人》無關，這應該是中國自己要處理的問題了。
中國近幾十年來享受（也承受）了超乎常態的社會流動。根據世界銀行研究員陳紹華（Shaohua Chen音譯）和馬丁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的統計，從一九八一年到兩千零五年，有逾六億中國人脫離貧困。有些人即使保守來論也變得極為富有。但不是所有的社會流動都是向上的。從一九四九到一九六零年代末，中共將地主連根拔起，沒收資本，將布爾喬亞知識分子放逐到內陸。經由集體生活、社會主義化和下放，他們將富裕階級讓他們後裔享有優勢的傳統機制（土地、資本、學校教育）拔除。
然而，有些機制如今開始恢復運作。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的不均現象快速上升。少數學者正在紀錄從上一代到這一代的轉變。比如說，北京交通大學的張英強（Yingqiang Zhang）和奧胡斯大學的托爾易利森（Tor Eriksson）二零一零年的報告，他們觀察九個省份當中數千個家庭的小孩，從一九八九年到兩千零六年之間的長期追蹤。這些小孩在離家後數年所賺到的錢，大致符合全國的趨勢。如果社會不均反映的是越來越活耀、重視人才的社會，越有才幹或越努力的人得到越多報酬，似乎就不需要太過憂慮。但作者估計這種不均現象有百分之六十三是因為機會不均。
機會不均的狀況難以衡量，甚是難以定義。經濟學家往往擔心，當有些人因為對社會做貢獻而受到阻撓，而另一些人從國民生產中，得到和付出相比不成比例的高報酬。那已經不是不公平，簡直是無能了。
哲學家想得更遠。他們認為人應該對他們自己可以選擇的事情得到獎勵或懲罰，比如個人的努力，而不是從他們不能控制的情況。這些情況包括繼承財富或社會關係等特權。但其定義可以拓展的更寬，包括許多我們一般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如天賦。畢竟我們不能選擇我們的天賦，既然如此，為什麼有人可以只因為天賦而得到獎賞，而不是讓我們將其用在正途而得到獎賞？
報告中，張易二人將個人無法控制的情況做了統計，包括父母的收入、教育程度和雇主，以及出生地及性別。他們發現比較有錢的父母可以給孩子更好的前景（父母收入每增加百分之十，小孩就增加百分之四點五），父母是公務員也對孩子幫助很大。但另一方面，父母的教育程度對子女沒有幫助。父母的工作地點遠比受教育的學校來得要緊。
不是所有家長的影響都可以觀察，區分並衡量。根據最近的一份仍在撰寫的報告中，兩位作者研究另一個指標：兄弟收入之間的關連。易立森認為，透過兄弟間的比較，理解家庭和社會影響力的重要性，是一項很好的綜合評量。兩個小孩被同樣的人扶養，在同一屋簷下生活，有同樣的地緣關係，出生地和環境都是同樣的條件。如果這些條件在社會上至關重要，將會影響兩兄弟人生可以選擇的範圍，其收入也和此密切相關。若父母的背景影響甚微，兩者的關聯則會很低。
易立森和他的同伴於兩千年合作的報告中，發現背景的影響，美國（0.43）遠比北歐國家（0.14-0.16）來得高。在中國甚至更高：0.57。作者根據上述研究認為，要知道一個中國人的收入，與其去看經濟學家根據受教育的時間和工作經驗去推測，不如去知道他兄弟賺多少錢還比較接近。
然而，在中國研究兄弟之間的關聯有個巨大的障礙。多虧一胎化政策，幾乎很少有年輕的城市居民有兄弟姐妹。作者估算出來的0.57僅適用在中國的農村。在中國的城市中，機會不均以另一種方式呈現：晚點投胎的就沒有生存的機會。
其他譯本（連結）。
後記
我努力翻譯完之後才覺得這是篇奇怪的文章。文中似乎要講到中國機會不均等的問題，卻又彷彿沒說到什麼癥結點。的確，中共在最初當政的二十年，想方設法把所有他們認定的特權階級（後來在文革總結為黑五類）全部剷除，然而自從他們往資本主義靠攏後，之前他們極力剷除的東西一一湧現。中國確實因此出現某種新型態的不公平現象，然後呢？所以中國比較不穩定？所以中國比較可能產生動盪？所以中國不是一個好的投資地區？這篇文章也許不好明說，可是他連一點暗示也沒有。況且要說中國的不公平狀況甚為嚴重而妨礙未來發展，也不太有說服力，美國也有類似的情形，更不要說文中所忽略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包括「金磚四國」中的其他三國，都是貧富不均、機會不均的國家。
機會不均的癥結點是父母，我覺得也不需要特地提出來說，這在東方國家根本是常態。日本甚至相當程度保留繼承的傳統，很多人打出生就決定了他以後的職業，反而中國在這部份幾乎消失。但無論如何，亞洲許多國家，父母的確對孩子的出路有非常關鍵的影響，就如文中所提到，父母所提供的資源，和父母身處的背景環境，都是極其重要的原因。
既然這篇文章沒什麼重點，我想就權充是翻譯練習，看完就算了。而且光是「社會公平」這件事情，我覺得就很有爭議。以美國為主的資本主義社會，為了要破除血統或階級所帶來先天上的不平等，希望創造一個出發點平等的公平競爭社會，在類似的條件下，只要愈有才能、愈努力的人，就能夠得到比別人更多的回饋，美國人把這當作是他們的「美國夢」。問題是，這個「美國夢」只是理想狀態，卻讓很多人以此視為唯一真理，並開始歧視貧窮的人，把他們跟「懶惰」和「愚笨」連在一起，忽略現實狀況仍有許多人從來就在比較弱勢的狀態，即便肯努力、有能力，也不見得可以翻身。而且過去的既得利益階級，社會秩序會基於他的所得到先天的優勢，要求他們給予社會回饋。可是現在有錢有勢的人會覺得一切是自己努力得來的，沒有回饋給社會的義務，而且覺得自己是這個社會正面的典範，讓社會貧富之間的鴻溝愈來愈大。中國如今仇富的心態愈來愈重，大抵是基於這層原因。當然，提到這個層面，就跟《經濟學人》無關，這應該是中國自己要處理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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