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由於《一滴淚》書中余英時的序文，我對何偉（Peter Hessler）在《紐約客》寫的有關甲骨文的文章很感興趣。時機湊巧，八旗文化剛好在這個月出版何偉的新書《甲骨文》中譯本（不過之前已有出版社出過），僅看書名即知，這本書自然包含他寫的甲骨文文章。

這本書的內容應該是他替《紐約客》寫的專欄集錦，一共有三條主線。一條是他在四川教英文時認識的學生，一條是他在北京認識的維吾爾人，一條是他在中國考古的原鄉安陽所追索出的一連串故事，當中包括余英時和巫寧坤都有提到的陳夢家。這三條線互無關聯，但各自陳述中國三個不同的部份。安陽的故事是「過去的中國」，他的學生是「現在的中國」，而維吾爾人是「不屬於中國的中國」。雖然中譯本的封底特別提到陳夢家，特別強調作者「深入中國，補綴、還原了他被古文字、青銅器、政治和謠言糾纏的一生。」不過嚴格而論，書中討論到陳夢家的比重不是很多。而且作者討論陳夢家，不過是當成一條線，串起許多零碎記憶的中介。

這本書寫就的時間可能是在兩千零二年左右，因為紀錄的時間止於兩千零二年。在此之後，中國又持續經歷翻天覆地的轉變。中國辦了奧運、辦了世博，如今又躍升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他們把過去甩得愈來愈遠，一如他們最近引以為傲的高速鐵路，如今從北京到上海，只要五個小時。但正因為中國的速度如此之快，讓這些不過幾年前的紀錄，變得跟追尋陳夢家的晚年一樣顯得如此久遠，又一次讓我感到記錄當代中國之困難。

不過，就陳夢家的部份，倒是相當珍貴。何偉把握住最後的契機，即時訪問到一些還活著的老人，透過他們零星的記憶，將這位學者遭受迫害的最後幾年生活鉤勒出一個模糊的影子，也提到中共的文字改革──陳夢家遭到迫害的起點。之前我寫過一些中文繁簡之爭的文章，不過總是不理解中共實施簡化字最初的原因，在這本書中，我意外看到這個問題的答案。這答案可能連今天大陸的年輕一輩也一無所知，其原因就如書中所提到，當初參與改革文字的學者幾乎都遭受過政治批鬥，原始的資料也早就在文革中消失無蹤。

而維吾爾人的故事也讓我深省，也讓我重新回頭檢視我所閱讀過的相關內容。比如我曾轉引過《新疆古佛寺》一書中的譯者前言（連結），原本我只覺得他是基於政治正確的因素把「中國突厥斯坦」改成「新疆」，但看罷此書，我才知道這種「正名」更重要的因素，是想徹底抹煞新疆地區曾經有過一段獨立自治的歷史。這種名稱的操控是中共擅用的技巧，在中國境內，他們把鼓吹獨立的維吾爾人稱為「新疆分離份子」，但到了要尋求美國支持的時候，就變成「東突厥斯坦恐怖份子」，彷彿「東突厥斯坦」這個深具斯拉夫風格的名詞所指的地點並不屬於中國管轄。台灣好些獨派份子對疆獨或藏獨都抱懷著物傷其類般的同情，認為台灣支持台獨的人應該與他們同一陣線，支持他們擺脫中共的統治。但認真細究，我們並不太清楚他們的背景──西藏可能還有比較多人知道，但新疆對大部分的台灣人都極為陌生。民進黨的議員支持熱比婭來台灣訪問，但我想他們都對她的背景一無所知，更不要說是她所象徵的維吾爾知識份子階層。

至於他的學生，和許多生活在中國農村的年輕人一樣，離開自己的家鄉到沿海的繁榮地區找工作。四川民工，多麼典型的當代中國象徵，即使過了這麼多年，仍沒有改變。中國人時常逃避談論這個部份，他們習慣隱惡揚善，而四川民工對中國人來說是不足為外人道的家務事，這從我認識的「台灣女婿」得到映證。當我把增城暴動的新聞放到臉書後，他即以很不以為然的口吻回覆我的貼文，認為這種事情不值得大驚小怪，這只是中國經濟發展必經的陣痛。其實言下之意，係認為我刻意拿這種事情醜化中國。在看何偉描寫他學生工作的經驗時，我不時想到臉書上那則留言。當然，相較於增城暴動中身無長物的民工，何偉的學生是比較有優勢的，因為他們有英語能力，或可因此爭取到待遇比較好的工作。但他們離鄉背景，遭當地人歧視，缺乏工作權益的保障，這些和其他民工毫無二致。

此書的三條主線，由於文章交錯，閱讀的過程不免覺得頗為蕪雜。我私心猜想，他大概是希望打散這三個故事，好建立出他心中探索的中國圖像。這個圖像並非由官方定調出來的單一論述，而是隱藏在許多零散片段中的時空氛圍。他在書末談到中美兩國的比較很有意思，他說：「美國人和中國人有一些相同的特質…兩國在國外住過的人不多…當他們真的出國，他們通常也不是很好的旅客──很快就開始抱怨，而且適應得很慢。…中國和美國在地理上都是與外在隔絕，而兩國的文化又是如此的強大，所以，兩國的人都很難想像別人的觀點是如何。」（頁五三六）而我也從這些零碎的片段之中，隱約感覺到，其實中國政府刻意迴避或掩蓋的東西，才是現代中國社會的本質，這些本質中國人無法感受到，只有像何偉這樣的外國人，以「他者」的身分去介入中國社會，成為我們理解中國「內心」的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