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在北愛求學的朋友跟我提到台灣和愛爾蘭有其共通之處，還送了一本《愛爾蘭史》給我看，用心不在話下。此書雖是一本平鋪直敘的歷史通論，但文字通順，想來內容也相當詳盡，還交代到最近的時間點（兩千零七年）。可惜此書成書時，愛爾蘭還沒成為歐盟的燙手山芋，否則應該可就愛爾蘭近幾年的經濟模式有更多著墨。

我對愛爾蘭的認知甚為有限，多半是從文學上理解，畢竟愛爾蘭出了很多英國文學的巨擘。但就政治上，特別是和英格蘭的恩怨，我幾乎一片空白。我甚至很驚訝的發現原本教科書上教的內容，在愛爾蘭的歷史來看，居然評價完全相反。我本認為英國的「權利法案」是人類民主進展的重要關鍵，但在愛爾蘭人眼中，卻是羅馬公教與英國國教的拉鋸戰。像查理一世或詹姆士二世等標榜「君權神授」而評價低下的君主，在愛爾蘭人的眼中反而是保衛羅馬公教的良君，至於夙有美譽的伊莉莎白一世，對愛爾蘭人來說即是迫害羅馬公教的惡君。

由於基督教派對愛爾蘭（乃至於整個歐洲）的政治發展影響甚大，當中所用的稱呼非台灣俗用的「天主教」和「基督教」，而是羅馬公教、國教派、抗議教派。這種用法雖然比較正確，但「抗議教派」這詞比較罕見，我猜測這應該就是所謂的歸正宗（改革宗）。囿於「抗議」二字帶來的既定印象，我總有種說不出來的違和感。但「歸正宗」或「改革宗」這種用法對台灣人來說也相當陌生，所以用不用似乎也無甚所謂。

不過看畢此書，我倒覺得台灣跟愛爾蘭同樣是強權旁的小國這個相似點外，其他的部份實在差的有點遠。反而在愛爾蘭的歷史中，我隱約看到到新疆、西藏、越南或是韓國之於中國的歷史。剛好這幾天黃春明和蔣為文的新聞在我的臉書圈喧騰了好一陣。因為這個爭論，我覺得台灣和愛爾蘭的共通性，彷彿又更少了點。

在比較台灣和愛爾蘭歷史的異同時，我比較困擾的反而是對台灣歷史的掌握能力。針對台灣這座島嶼的歷史，雖然早自連橫就有《台灣通史》開其先河，但長年來的發展，似乎愈走愈偏狹。或許真要等到有個第三人以不帶預設立場的觀點撰寫台灣史，我們才能夠真正有個比較公允的台灣史觀。

僅就屈從於大國強權之下，台灣和愛爾蘭確實有相似的地方。比如說，這個強權並非一直都是強權。古代英格蘭雖然一直在政治和軍事上較為強勢，但愛爾蘭並非不能與之相垺。與之相比，近代中國積弱不振，雖有大國的外貌，卻無大國的實力，更不要說有五十年的時間，台灣其實是隸屬在遠東強權日本之下，台灣之於大陸，雖不能比擬，但也沒有擔驚受怕的疑慮。而真正提到壓迫，中共對台灣雖然如芒刺在背，但至少沒有統治或干預過台灣。有些人容或把國民黨當作「中國假想敵」的一部分，但這樣的狀態又跟愛爾蘭差異甚遠。

拿愛爾蘭比台灣，無疑有點委屈愛爾蘭。愛爾蘭雖然活在英格蘭的陰影之下，但愛爾蘭的歷史不比英格蘭來的短，文化藝術粲然可觀。《愛爾蘭史》封面底引一句愛爾蘭作家的豪語：「英格蘭人發明英語，我們教會他們如何使用英語。」可見愛爾蘭在英語文學的重要性。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高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王爾德（Oscar Wilde）、葉慈（William Yeats）、喬伊斯（James Joyce）等人，每個名字都是擲地有聲。愛爾蘭的政治制度也足為法式，他們不僅開創現代政黨運作的雛形，愛爾蘭共和國的政府運作也是當代民主代議政治的典範。相較之下，台灣的文化藝術雖然一度引領潮流，但很快就不敵大陸急起直追；政治制度雖然號稱是華人世界中最民主開放的，卻也因此出現民粹的巨大副作用，挑起人民無端的對立，選民被意識形態所困。

之前愛爾蘭經濟正旺的時候，好些商業取向的雜誌都覺得台灣應該效法愛爾蘭的經濟模式，替台灣尋求經濟成長的高峰。但美國金融海嘯後，模範生突然變得負債累累，「愛爾蘭經驗」就這麼無聲無息的消失。我倒覺得，如果我們真要向愛爾蘭學習，絕不是經濟的模仿，而是對文化藝術的態度。不過，這種道理，從來不是短視近利的政客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