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五、明人對楊的評價及楊肖像的命運

明代的許多官員、文人與藝術家繼續撰文表達他們對楊的憤慨。明朝是漢人政權，與元朝時的漢人一樣，他們仍然痛恨楊的劣跡。在批楊的同時，文人們也貶低的佛教活動，包括由資助的飛來峰元代造像，還想尋找並砸毁楊的肖像。政府的輿論起了帶頭作用。《元史》中沒有單獨給楊立傳，提到楊時也多用貶詞。明廷重新安葬了宋理宗的遺骨，《明太祖實錄》收錄了關於這次安葬活動的明太祖的詔書。文人學者與藝術家們紛紛撰文表達他們對南宋皇陵被毀的哀悼，贊揚保護遺骨的義士，並咒罵楊璉真伽。例如，彭瑋在1469年寫成的《書〈輟耕錄〉後》一文中以激憤的文字怒斥楊與他的同黨。在1479年以前由程敏政編纂的《宋遺民錄》收集了許多批宋陵的文章。到了十六世紀，田汝成與文徵明（1470~1559）等也撰寫了類似性質的文章。在清朝，漢人繼續表達對被劫宋陵的紀念之情，繼續使楊聲名狼藉。

在明朝，楊璉真給他資助或主持的佛教藝術投下了陰影，特別是一些與他有關的飛來峰造像。從我們現代人的觀點來看，飛來峰是一處著名而珍貴的佛教藝術寶庫。但是，元人造像距明朝較近，一些文人官吏從他們的個人與民族情感出發對飛來峰元代造像有與今人不同的審美觀點。汝成認為：由楊主持雕造的佛教造像均「醜怪刺目，無復天成之趣」。袁宏道看了飛來峰造像後說：「壁間佛像，皆所為。如美人面上瘢痕，奇醜可厭。」陳洪綬作有一詩以抒發自己的情感：

痛恨遇真伽，斧斤殘怪石。山亦悔飛來，與猿相對泣。

張岱從四川來杭參觀了飛來峰之後，寫成《飛來峰》一文，文中說：

深恨楊髡，（在飛來峰）遍體俱鑿佛像，羅漢世尊，櫛比皆是。如西子以花豔之膚，瑩白之體，刺作臺池鳥獸，乃以黔墨塗之也。奇格天成，妄遭錐鑿。思之骨痛。

在元明時期，大部分漢人不熟悉也看不慣藏傳佛教造像藝術。我想，對楊璉真伽的憤恨是導致這些文人、學者、藝術家們不喜歡飛來峰元代造像的重要原因。

據史書記載，起碼有三個人試圖找到楊的肖像並毁掉它，而所有的人都將目標集中在了楊肖像的頭部。那時，楊肖像的原有功德早已消失，而楊的惡名又直接影響到了其雕像的命運。為什麼明人都想砸毀這幾尊雕像的頭部，而不是砸掉整個身體呢? Richard Brilliant的觀點可給我們一些啟發：「也許只有面部保留着肖像的真實基礎。」也就是說，一幅人物肖像的面部造型是使人們辦別被畫者的視覺形象的關鍵。如果肖像的面部被毁，作為辨別其形象的面部的價值就不存在了。楊的肖像的頭部也同樣具有這種以區別他人造型特徵的視覺價值，是判斷其身份的關鍵。

田汝成是最早記述砸毁肖像的文人，這個事件也許與明朝嘉靖年間（1522~1566）皇室鼓勵毀佛有關。由於資料的缺乏，我們不清楚在嘉靖以前人們是否知道飛來峰的楊璉真伽肖像。在一般情況下，要想去一所寺院毁掉一尊佛像是無法想像的事，因為佛教受到了僧人及政府的有效保護。但在一些特殊時期，特別是某位不信佛的皇帝發起了毀佛之舉，砸毀佛像就屬正常與容易辦到的事情了。嘉靖年間就是這樣一個特殊時期。據《明史》記載：嘉靖皇帝與道士關係密切，常請道士舉辦法事，耗去了大量的精力與財富以求長生不老。在歷史上，大凡崇信道教的皇帝都很容易走上排佛的道路，嘉靖皇帝便是其中一位。《日下舊聞考》卷43城市上引《明典彙》說：

（正統）十四年（1449）四月，大興隆寺災。御史諸演言：佛者非聖人之法，惑世誣民。皇上御極，命京師內外毁寺宇，汰尼僧，將挽回天下於三代之隆。今大興隆寺之災，可驗陛下之排斥佛教深契天心矣。又言寺基甚廣，宜改為習儀祝聖之處。上不可。部議請改錄司於大隆善寺，並遷姚廣孝牌位，散遣僧徒。......嘉靖十五年（1536）五月，論改大興隆寺為講武堂。

由皇室提倡的這些排佛事件很可能影響到了杭州，並為希望砸毁肖像的人們提供了進入寺院禁地毁像的先例。但是，這只是一個假設，因為在嘉靖年間不見有其他杭州寺院被毁、佛像被砸的記載。

六、楊等三肖像頭部的重造

後期製作的楊及二僧的頭像仍為僧人樣。但這三個新頭部卻沒有最初雕造的頭像之依據，因為重做之時距三頭被毀的時代相去甚遠，且人們對三頭像不可能有任何圖像記錄可作參考。楊的新頭部戴着僧人的風帽，面相豐滿，雙腮略方，面含微笑，很像一位中年僧人。福聞與允澤的新頭部沒有戴任何帽子，他們的面部瘦且略呈方形，含笑的老僧形像。三個新頭像的風格粗陋，與由僧人或虔誠的信眾資助，由專業佛教雕塑家製作的造像相去甚遠。同時，也不似任何元代作品，但可反映一些入清以後的民間粗劣造像之風，很可能造於洪惠鎮所言的十九世紀或二十世紀初期。新頭像的製作者應該是根據三像的着裝判斷出三像原應為僧人形像，但對三像的具體身份並不知曉。因此，這三個新頭像不應被視為是對被毁了的楊及福聞、允澤肖像的重修以恢復三像原有的功能，而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對古老佛教造像的重修，並含有為當時的某人或佛教信眾祈福的作用。

與專業佛教雕塑家不同，普通佛教徒們的信仰常常很簡單，他們一般不會識別複雜的佛教造像體系。從古到今，這些佛教徒們懷著各種願望一直都在重修舊的（或褪了色的造像，以期激活那些舊的或已被毀的造像的原有靈性。在明清時期，這種重修活動是合情合理的，反映了人們為來世建立功德的一種努力。在清末民初，基本無人知曉飛來峰第73龕三像的具體身份了，因此，給三重做頭部也是合情合理的。當然，這種重修對信徒們建立功德也有一定的冒險性，特別是在原題記不存與不知原造像最初功能的情況下。三肖像沒有了頭部，它們原來的造型與特徵不為人們所知，重修的信徒們很有可能把它們當成了羅漢像或佛教大師像。平民及普通信眾無從知曉這些殘像原來的意義，也無從在宗教意義上與其作心靈的交流。但是，他們願意使古老的造像復活，再受人們的崇拜。為此，最佳的方案就是給這些無頭的舊像安裝新頭，賦予它們新的宗教力量。

七、結語

在中國歷史上，許多著名的政客或奸臣他們的命運極其相似。他們中的許多人往往在很短的時間裏可以位極人臣，也可以身敗名裂。不幸的是，歷史並沒有警醒所有的人，因為歷史的重複性是驚人的。從明代文獻的記載及當代學者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確認杭州飛來峰第73龕中的三身像即為楊璉真伽及其得力助手福聞與允澤的肖像。通過對飛來峰第73龕三肖像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人由受人吹捧到聲名狼藉的歷史。楊真伽肖像的命運，正好反映了他本人命運的起伏：從受人贊頌到被冷落、被砸毁，再到被人當作別的身份而予以重修，從而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意義與功能。楊之肖像的命運是與他生前在元初杭州擔任江南釋教總統時的惡劣行為分不開的。從元明清文人對楊的評價以及楊肖像的命運中，我們可以看出漢人由於民族的情緒所產生的對飛來峰元代佛教造像的審美觀。同時，我們也可以通過楊及其肖像了解元初在飛來峰雕造佛教造像的歷史背景。

附錄：楊真伽的籍貫與他的號「永福」

在前人有關楊真伽的研究成果中，有兩個問題常存疑惑：楊的籍貫與他的號「永福」之來源。在元明文獻中，楊被稱為「番僧」、「西僧」、「西番僧」、「胡僧」、「羌僧」等，對搞清他的籍貫帶來了諸多不便。美國學者Herbert Franke說他「不甚清楚是否是西藏人或是党項人」。同時，他又認為楊的字名似乎來自西藏，所以，他在介紹楊的一些經歷時就把他當成了一名西藏喇嘛」。但是，陳高華根據對貫雲石《道隆觀記》以及《明太祖實錄》認為楊的籍貫是河西，即過去西夏國境內，後為蒙古人占領，是令人信服的。

元明文人有時提到楊璉真伽時，會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一個號「永福」。這個「永福」原指什麼呢?Franke認為「『永福』可能是一個地方的名稱，或可確定為位於西藏邊境上的一個鎮的名字。但是『永福』也可能是位於首都的佛教寺院上永福寺的省略名稱。對於中國與西藏佛教僧侶而言，以與他們相關的寺院為號並非不尋常。因為，這個號大概源自他最初居住的寺院」。與之相反，陳高華認為「永福」應是忽必烈賜予上層僧侶的一個稱號，既非地名，也不是寺院名。考證「永福」之來源，我無法找到可以支持陳高華觀點的證據。根據歷史文獻，我認為「永福」是楊璉真伽在杭州居住過的一所寺院之名，同時也被楊在元朝政界與佛教界延用為自己的一個吉祥稱號。張伯淳在《至元辨偽錄函序》中曾說：

江南釋教都總統永福楊大師璉真佳，大弘聖化。自至元二十二（1285年）春至二十四（1287年）春凡三載。恢復佛寺三十餘所，如四聖觀者，昔孤山寺也，道士胡提點等舍邪歸正。罷道為僧者，爰啻七八百人。挂冠於上永福帝師殿之梁栱間，故典如南嶽山之券，為事偽者戒。

周密《武林舊事》卷五記宋代永福寺云：

永福寺，隆國黃夫人功德，咸淳九年（1273）建，在靈隱西石笋山。石笋普圓院，天福二年（937）黃氏重修。舊名資嚴，山有石如笋，高數十丈，故名石笋寺。有超然臺、金沙、白沙二泉。鄴公庵，杭守祖無擇愛此山之勝，結庵於此，取公所封名之。方丈左右金漆板扉，皆趙清獻諸賢蘇、秦、黃、陳留題，及文與可竹枝，如張總得父子、吳傅朋等題字甚多，歲久暗淡，猶隱隱可見。寺極清古幽邃，為湖山諸剎之冠。後隆國黃夫人以超然臺為葬地，遂移此院於山之西，而古意不復存矣。

田汝成《西湖游覽志》卷十記元明永福寺云：

飛來峰之西，為呼猿洞，......洞對，舊有上、下永福寺、天聖寺，今廢。永福寺在形勝山下，一名資嚴山，宋隆國黃夫人功德院，宏規巧構，丹腹相輝，瓦用碧光琉璃。咸淳九年建。至元間分為上、下兩院，內有金沙、銀沙池、福泉亭、雨花亭、石笋厓。

蓋普圓院在石笋山東，有超然臺、公庵之勝，為五代時黃家所修。咸淳三年（1267）黃氏被冊封為隆國夫人，黃氏卒後則葬於超然臺。黃家於咸淳九年另在石笋山西建新寺，金碧輝煌，稱為永福寺。至元間以永福寺為上寺，普圓院為永福寺下寺。很明顯，這所具有元朝帝師（八思巴）殿的上永福寺就是楊在杭州的主要住處，也是楊總攝江南佛教事務的衙門所在。楊號「永福」即源自此寺之名。

至於Franke提到的位於大都的永福寺，亦稱作「大永福寺」，建於延祐六 年（1319）。楊被解職於至正二十八年（1291），因此，他不可能在擔任江南釋教總統之時住在此寺，並以該寺之名作為自己的號。

附記：本文是我在2005年於美國堪薩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Kansas）藝術史系答辯時的博士論文 “Feilaifeng and the Flowering of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 from the Tenth to Fourteenth Centuries” （飛來峰與中國：十至十四世紀佛教藝術的繁榮）中的第六章 “Evil Incarnation：The Portrait Image of Yang Li- anzhenjia and Its Reception in the Yuan and Ming Periods”（邪惡的化身：楊璉真伽肖像及其在元明時期的待遇）。感謝我的導師Marsha Haufler教授對我的論文所付出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