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海上貿易路線被稱作「海上絲路」,但與其稱絲路,不如說是「陶瓷路」,因為陶瓷向來佔海運的大宗。以前沒有海運的時候,陶瓷的運送相當困難。陶瓷並不是太昂貴的貨品,但又重又易碎,馱在馬匹或駱駝上非常不便,遠不如輕且價昂的絲綢。一旦有了海運,陶瓷的重量可以壓艙,又可以一次載運大量器件,海運也遠比陸地馱運來得平穩,大件的容器裡還可以裝穀類、酒等食物,陶瓷的貿易遂快速興盛。

元代可說是中國海洋貿易的最高峰,各式各種的瓷器銷往世界各地,有伊斯蘭商人訂製的青花器,東南亞、日本等地購買的龍泉青瓷,還有一些骨董,像北宋的建盞等。青花器在此時佔有一席之地,據說伊斯蘭商人和貴胄特意從中國依照他們的需要訂製,中國向伊斯蘭地區進口一種叫做「蘇麻離青」的藍色顏料,在企身上畫上他們喜愛的動植物紋樣,從此開啟青花瓷的高度發展,並影響到阿拉伯世界及歐洲的瓷器風格。一直到今天,麥森或皇家哥本哈根的代表仍是青花花紋,鮮明表示出中國的影響。

明代初年海禁,中國的海上貿易呈現短期的衰退,後來時開時禁,原本由官方主導的海上貿易,完全被沿海富紳豪強所把持。但因為皇家的需要,以景德鎮為首的製瓷技術愈加高超。此時的官窯成為後來鑑賞家及早期研究者關注的焦點。明代後期更出現鬥彩、五彩、青花五彩等多彩瓷,在當時即量少價昂,是非常頂級的瓷器。

不過若是想到明代的政治景況,就不由得替當時的製瓷工人難過。明代是個高度專制的王朝,帝王賢能與否,是國家好壞的唯一條件,偏偏朱姓皇族的腦子都有點問題,要不像明武宗(正德皇帝)那樣胡亂鬧事,不肯乖乖待在北京;要不就像明神宗(萬曆皇帝)那樣,躲在後宮不肯出來,連閣揆都不認識。這群皇族喜怒不定、猜忌多疑,縱容宦官搬弄朝政,使國家政事無法推動,偌大國家彷彿沒有政府,只有一個貪婪的強盜頭子穿金戴銀在壓榨百姓。這樣子的王朝,竟對燒製瓷器相當重視,要求品質到苛刻的地步,如平素不上朝不處理公事的萬曆帝,卻會親自檢查官窯的成品,稍不滿意就立刻重做。可以想見,景德鎮的工人也許沒日沒夜替宮中燒製瓷器,燒出來的製品卻常常因為未達標準而被搗壞(尋常人家若用官窯器可是死罪),數量不足時又可能會被監官鞭打(明代很愛鞭刑或廷杖,被打的不死也殘廢,非常泯滅人性),燒製外銷瓷器,又有可能被貿易中介扣住微薄的工錢,搞不好一拖就是幾年。

景德鎮當年的情形只是我的猜想,但在一個極度專制腐敗的官僚系統中,我不相信當時的人會過著和平富足的生活。現在世界上所收藏的美麗瓷器,或許都有著無比沉重的記憶。

清代繼承了明代的官窯系統,但此時的皇宮品味開始走向過度裝飾,用我所聽過的西方譬喻,叫「矯飾主義」。由於西方琺瑯彩的引進,器上的色彩一下子變得非常豐富,甚至可以在瓷胎上畫人物、山水、花鳥等,稱之為「畫琺瑯」。現在我們對於碗盤上畫山畫水的瓷器已經沒有什麼感覺,當時卻是清代宮廷最重要的技術突破。同時,因著西方多種釉色的傳入,清代的單色瓷顏色極多。明代大概就是紅、藍、綠、黃等色,但到了清代,葡萄紫、粉紅、天藍、鮮黃、墨綠,各種顏色都有,尤其在乾隆期,出現大量器形、紋飾都非常繁複的器類,有時一器上會有青花、單色、琺瑯、貼金等諸多技巧,這種器形時常得入窯燒上數次才能完成,曠日費時,失敗率極高。整個大清的國運,就在寵信貪官和珅和貪戀這種勞民傷財的事情之中,步入不可挽回的衰敗。

茶葉末六聯罐


而有清一代,初期為了要防堵南明政權即鄭氏政權,採取嚴密的海禁政策,讓日本陶瓷得以趁隙接收一部份的外銷市場。後來廣州成為唯一的通商口岸,才又恢復正常的瓷器外銷。此時的歐洲市場從單純接受中國的貨品,逐漸開始要求訂製他們所需要的器類,比如方盤、帶提把的茶杯、時鐘的外殼等等。荷蘭及英國的東印度公司,都有向中國訂做上面繪有東印度公司標記的瓷器,這些瓷器在歐洲時常是身分地位的象徵。

到清中葉之後,歐洲成功製作出硬度可與中國瓷器比美的高級瓷器,還在瓷土中加入骨粉,稱之為「骨瓷」,中國外銷瓷遂也配合西方潮流仿製,也以琺瑯在瓷器上畫西洋人物風景畫,連維納斯、阿波羅也有,一律照單全收。此時已經不是西方學中國,而是中國學西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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