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通靈少女」、「花甲男孩」,不約而同挑了宮廟當作戲劇的背景,信眾「問事」,通靈者「附身」成為戲劇內容的一部份。似乎傳統信仰成為台灣戲劇題材的新選擇,他不僅在地、富有戲劇張力,重點是透過這樣的方式,本來看似很迷信的民間信仰,正在除魅化。

不過這樣的題材,韓國走的更遠。之前孔劉主演的「鬼怪」,夾雜大量的韓國民間信仰內涵,演的雖然是男歡女愛、生離死別,但背後的基礎其實是韓國的信仰觀。就這點論,韓國操作的遠比台灣要來的細緻。一方面固然是韓國的戲劇產業相當成熟,但再者也是因為韓國對民間信仰的研究比台灣深入,特別是「巫」的傳統。而這個源自於薩滿信仰的「巫」的傳統,成為韓國戲劇中很愛採用的題材。

「小神的孩子們」可以說是反映韓國信仰問題與民間信仰題材的例子。這部戲的主軸是基督教異端,透過一次慘絕人寰的集體死亡事件,戲中試圖藉此揭露韓國政界、商界與新興宗教之間的共生關係,雖說類似的結構,可能台灣或日本更為明顯(比如日本公民黨背後就是宗教團體創價學會,台灣去年也出現民國黨,背後是妙天),但有這個勇氣演出來的,似乎只有韓國,而且這也湊巧與韓國爆發的前總統醜聞不謀而合。朴槿惠去年爆發的「閨密門」醜聞,爆發點雖然是總統身邊的權貴利用特權為所欲為,甚至向韓國財閥索討賄賂。但之所以會有這樣的「閨密」,背後是朴槿惠痛失雙親的背景下,對新興宗教的依賴,才導致這樣的結果。而且因為醜聞的爆發,韓國媒體更進一步揭露當年韓國沈船慘案世越號的事發過程,朴槿惠與中央政府的作為,幾乎是放任船隻沉沒,本來可以盡快拯救的受難者,無辜成為海中冤魂。這種違反人性的舉動,也被輿論認為是以人獻祭的舉措,對韓國社會產生衝擊。若要說東亞三地(日本、韓國、台灣)的「邪教」有什麼差異,我想最明確的,就是這些地區因為新興宗教所造成的不自然死亡,韓國看起來像是壓倒性的多。

在這部戲中,「巫」的角色成為重要的救贖。不過,這是有著很漫長的除魅過程。就如同台灣的「乩」與類似的降靈儀式,在社會西化的過程中,不能被納入科學邏輯中的傳統事物,就會被當作「迷信」或「陋俗」而加以排斥。但韓國大概在1970年代起,隨著政治運動的高漲,「巫」成為某種強化運動力道的一個工具,年輕學生會拿著巫師作法的道具,象徵性的去驅除專制政府這個「惡靈」,替死去的政治受難者「招魂」,再加上民俗學者的田野調查、媒體揭露,原本在傳統文化中頗為幽暗的巫俗信仰,成為韓國文化傳統的重要象徵。因為這個傳統並不是繼承古代漢人文化而來,也沒有受到日本影響,是韓國自己發展出來的獨特文化。在追求民族認同的過程中,這樣的文化一再強調,最終成為象徵韓國精神文化的重要象徵。因此戲中的「巫」成為正義的象徵,用來打擊表面上看似正向,實際上卻做盡壞事,甚至讓人無故慘死的西方宗教異端。

或許是因為韓國的信仰當中,有著「活人獻祭」這種如今看來非常駭人的遺存,才會激發韓國人想要用戲劇去討論這樣的狀況。這樣看來,台灣沒有這樣設定的戲劇,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好事。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操作方式,比如台灣跟韓國一樣,擁有特殊體質的人,可以看到死後的人,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去執行死者在生前未竟的願望。這成為某種彌補遺憾的戲劇想像,也多少強化了「巫」所帶來的補償性質。人生的遺憾或許真的是無止無境,哪怕只是戲劇效果,好歹也可以成為觀影者內心某種程度上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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