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的時候第一次買了龍應台的《百年思索》,驚覺此人文筆之好、內容充滿反思,很對我的胃口。我還特地買了《百年思索》之前的書來看,頗為著迷。

是,在此之前,我對龍應台的「野火集風潮」一無所知。而說來慚愧,雖然我認真買了他的書看了一段時間,在公共媒體發表的文章也一一拜讀,但《野火集》就算出了紀念版,我還是沒有回過頭看他那本真正一炮而紅的《野火集》。

龍應台在我心中的光環逐漸褪色,似乎是這幾年才開始。他入朝為官,我尚且沒有什麼負面的觀感。但隨著心中的「民智」漸開,我忽然可以感覺到他身後那股濃郁的「臭い」,用細膩的修辭學包裝似是而非的內容。

其中一個,就是顏擇雅所說,往自己臉上貼金,或可云自我吹捧。顏擇雅舉的例子是他在行文時把《野火集》放在台灣民主運動的描述中,彷彿自己的書在當時很重要。李志德舉龍應台這次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時開頭那段「故事」,雖說李至德沒有細找當時的議會紀錄,但顯然馬英九當市長時素書樓整修,市府與議會並沒有像龍應台講的那樣水火不容,他也不是整修前人故居的那個「必須」。

但龍應台巧妙改換幾個用詞,面對有著資訊落差的香港學生(裡面應該也有不少的中國學生),這半真半假的說法就這麼成為完美的開頭,而龍應台也再一次成為捍衛台灣文化「靜水流深」的關鍵人物,縱然在他三年的文化局長任期中,這件事情實在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之處。

龍應台從當官前吹捧自己的作品,到當官後吹捧自己的政績,無一不是為了塑造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但有趣的是,雖然龍應台多半在講台灣,實際上他經營的對象,是台灣以外的華人社會。他的文章在台灣容易被顏擇雅、李志德等人抓包,但香港、中國,乃至於東南亞等地的華人社群,他們不知道這麼多台灣的過去。這就給他上下其手的空間,在許多歷史過往中加上一點自己的「詮釋」,便巧妙轉化成自己的功績。

另一個取巧之處,是他的閃躲。

顏擇雅說,他以自由主義分子自居,喜歡批評時政,但卻又小心翼翼的避開當權者的禁忌話題,以至於很多批評,總是彎彎繞繞,打不到痛處。《野火集》的時候如此,今天的龍應台,依然如此。這其實頗為弔詭,今日若是批評台灣,已經沒有什麼好禁忌的,但因龍應台放眼的是海外的華人社會,而最誘人的市場,又是共產黨壟罩的中國,所以他的文章,就像過去一樣,小心翼翼避開當權者的禁忌。不過這個當權者,不是台灣政府,而是中國政府。

自許公共知識分子,卻又不敢直言批評,說穿了,他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身分,不過是他博取名利的外衣。外衣固不可丟,但名利更為重要,真要直言批評,什麼曝光度都不會有,遑論出書、演講、上節目呢。所以美其名叫做找到一個平衡點,不如說是為自己的前途留活路,畢竟從國民黨到共產黨,都需要一些無害的「諤諤之士」妝點門面,龍應台可謂其中的佼佼者。

或如顏擇雅所說,龍應台「志氣大、發言也大」,終歸他要這個外衣,至少要有相匹配的高度。但怎麼會到了中文大學,龍應台居然要對學生講「青春迷惘後發現的十三件事」,搞得好像台灣書市氾濫的心靈雞湯。如果要到這個路數,顯然過去的「大江大海」已經走到盡頭,他也不得不用他的年紀,賣一點這種心靈雞湯般的「忠告」。而又或許,這是他面對中國愈來愈緊縮的言論自由,不得不進行的「轉型」。對他來說,走到這階段,最大的迷惘,大概是如何在唯唯諾諾當中,繼續營造「一股清流」。中國的言論自由愈收愈緊,但書,還是要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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