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最近對民國史的研究，出現許多翻案文章，如對袁世凱、北洋政府、吳佩孚、陳炯明，乃至滿洲國、南京維新政府的汪精衛等，一反過去全然負面的評價，重新肯定當時這些人在近代政治的地位與價值。我覺得，正是這樣的氣氛，使《通敵》一書得以出現。

無論是國民黨或是共產黨史觀，有一點他們都避而不談。二戰期間，那些「淪陷區」到底過著什麼樣子的生活？他們當然只以悲慘無比等語塘塞帶過，但實際上，有一點他們絕口不提的，正是那些淪陷區尚可維繫的狀態，確保中國在戰後不致一下子陷入極端的經濟困境。而弔詭的是，原本淪陷區在戰中尚可維繫的經濟，在戰後，卻因為國民黨強取豪奪，使經濟情況迅速惡化，造成物價騰漲，真正民不聊生。

在國民黨或共產黨的特定說法中，日本的侵略宛如焦土式的殺戮（但實際上卻是國民黨或共產黨才會用到上這種戰爭模式），然而日本除了上海、南京等地有嚴重的殺戮行為外，其他地方，卻是急於恢復當地秩序，希望可以恢復既有的經濟狀態，以供給日本戰時的經濟來源。從《通敵》一書中，可以看到日本捉襟見肘的一面。他們的人數無法多到控制佔領區，也對治理中國人缺乏概念，其結果就是，戰爭推進時沒有問題，戰後復員反而困難重重。僅從這點，就可看出日後日本陷入泥淖的情況。

而就作者就此問題，也有其研究的侷限。這類所謂通敵的內容，對中國人來說實為一大禁忌，無論是國民黨或共產黨統治，類似這樣的紀錄，留下來只會對當事人不利，一定是盡可能的銷毀。所以要掌握資料，非常困難，這迫使作者只能用非常零星且不太有代表性的例子來說明。但，其實許多歷史名人也都有「通敵」的情況，比如汪精衛、鄭孝胥、張景惠等人，可惜這些人的例子並沒有放在此書做比較。

其實此一題目，對當代的中國社會，仍有相當的研究難度。中共的敵我史觀仍然強烈，這使單純的學術研究，都有變成政治材料清算的可能，因而中國人不太去碰觸這類題目。相較之下，台灣社會理當有比較好的環境研究，但是否適合稱之為「通敵」，也很有問題。台灣在日本統治之下，配合日本當局，本來無可厚非。過去如辜顯榮等人，每以「漢奸」稱之，這既有國民黨史觀的偏見，也漠視台灣當時的社會背景，是很需要加以翻案的。而這類情形，又絕然不同於日本在中國的情況，需另外視之。可以說，所謂通敵，決不是單純的黑白兩面，非對即錯。雖然確實有人想藉由向敵人獻媚以求得好處，但實際上也有許多人或為了自己的生計、或為了自己的性命而配合，這些配合是否又能以「通敵」之名看待，很難一概而論。不過，現代的人寧願頭腦簡單，不願複雜的看事情，非黑即白才是他們看世界的道理，這樣幽微的部分，並不在他們的認知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