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迄今,已經二十七年。雖然這不是什麼有象徵意義的年份,但因著六四伴隨巨大的禁忌,每年中共似乎都要來點程度不一的「警告」,像是今年,中共撤掉了「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電話,限制一位耄耋老人對外聯繫。

討論六四的文章很多,但「六四」如何出現?是什麼性質?這幾年有人對「平反六四」之語非常感冒,認為用「平反」這個詞,是變相承認中共統治的正當性。但我有點疑惑,若這樣說來,「六四」當時似乎真的是為了推翻這個政權。真是如此嗎?

六四始於學生紀念胡耀邦。因而胡耀邦所象徵的形象,對六四而言至為重要。胡耀邦在中共內部向來被視作改革派,但無論他的作為在中共內部起了什麼波瀾,大抵而言,這基本上只是體制內的改革,並沒有要顛覆中共統治的正當性。因而學生紀念胡耀邦,或之後的陳情,事後觀之,並不是非常過激的要求。這也是何以中共在天安門鎮壓,會引來如此大的波瀾,因為這完全可以看成是中共的過度反應。如果六四的初衷是為了推翻中共,中共大可以用這樣的理由正當化自己的作為,但中共一直避而不提,在國內全面封鎖相關言論,迫害參與者,可以間接說明,中共處理六四的手段,其實是站不住腳的。

我認為中共極力消音六四,不盡然是因為六四本身,而是六四所帶來的後續反應,使中共心生畏懼。不可否認,天安門鎮壓對蘇聯解體有推波助瀾之效。有北京鎮壓學生的前車之鑑,蘇聯各附庸國在隨後面臨的政治抗爭,多顯得動輒得咎,最明顯的就屬東德推倒柏林圍牆。然而相較於八九民運,蘇聯附庸國的抗議浪潮,反而是真正要推翻既有的共產政權。這個骨牌意外的倒向蘇聯,最終使蘇聯解體,蘇共黯然下台,一時間天地變色。從很多消息得知,中共對此非常驚懼,唯恐蘇聯的噩運會臨到他們身上,所以合理推測,這是中共要強烈消音六四真正的理由。

六四也對台灣產生重要的影響。雖然現在台灣人紀念六四,遠不如香港來得熱衷,但六四對台灣的影響,其實是更為深入的,因為這間接觸發了後來的野百合學運。其實當時野百合學運的訴求,也是體制內的訴求,他們並無意要推翻既有的中華民國政權,只是希望消除威權時期的遺毒。顯然國民黨當時的總統李登輝記取北京的教訓,不僅回應學生,並真正落實這些訴求。幸也不幸,國民黨因為這次契機,使這個威權政黨得以披上民主政黨的外衣,而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正當性,也在這次學運當中間接受到承認。但另一方面,當現在的台獨主義者要拆解「中華民國=台灣」時,就顯得困難重重。

總而言之,六四對台灣的影響,是以直接的方式深入台灣,也就是追求民主與自由的精神。相較之下,香港卻限縮成單一的紀念活動。雖然一直以來,以支聯會為主的成員,似乎一直想以此為契機,影響中國走向民主,但實際上卻毫無成效。中共在香港的幫助下,成為一個極端資本主義化的國家,但經濟成長卻無法撼動中共的統治,反而某種程度上更加鞏固中共既有的制度,幫助中共對外宣傳集權統治的優越性。可以說,二十七年的紀念活動,實際上是不斷在告訴世人民主中國路線的挫敗。因而我可以理解,何以近幾年有愈來愈多人開始抗拒紀念六四的活動,認為他們徒具形式。特別是當中共開始侵害香港的自由時,六四紀念晚會卻似乎不受干擾,更讓人深感紀念六四對促進中國民主,已不具任何意義。

六四也許需要平反,但面對六四,絕不僅止於平反。當我們談論六四時,終究要回到當時的初衷,也許是對民主的期待,也許是對自由的渴望。否則二十七年後的六四,愈來愈只像個符號,我們只剩下不斷複誦苦痛,沒有其他。而且更重要的,談論六四的人,一直沒有認真看待「後六四」的歷史。這固然是因為中共極力抹殺六四,使我們無法以超然的立場看待這件事情與後續的發展,但對我來說,分析「後六四」的歷史,才有助於我們給予六四一個更為公允的歷史地位。很多對六四持反論的人認為,鄧小平、李鵬等人對六四的處置是正確的,否則就不會有後來的經濟成長,中國就會陷入一團混亂,這一詭論蔚為主流。中共為塑造自己統治中國的正當性,推出一個精心編造的史觀,雖然因為六四,中共遲遲無法這段時期的歷史定調,但某種檯面下的官方說法,隱然成為中國境內對六四事件的通說。這種詭論很容易積非成是,因而除了六四本身,我們更應該去關注「後六四」的中國,讓六四在中國成為關鍵的事件,而非只是輕描淡寫的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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