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雖然是中國政府心中期盼的「強國夢」投射,但中國美術史研究真正的豐碑,其實在宋代。前不久杭州舉辦了盛大的宋代藝術研討會,邀請國際知名的中國藝術史學者與會。但跟國際學界相比,中國對宋代藝術的研究其實相當落後。早在台北的故宮博物院對外開放後,宋代繪畫就成為研究重心,日本、美國的學界都對台北故宮的宋畫進行討論,並與歐美日本各地收藏的古畫進行比較。今天台北故宮有三幅珍貴的宋畫國寶:范寬的《谿山行旅圖》、郭熙的《早春圖》、李唐的《萬壑松風圖》,幾乎是我們對宋代山水畫風格的判斷基準。當然,這也是數十年來學術界研究累積的而造就的成果。

中國研究者與國際研究最大的落差,在於中國人容易落入辨明年代與作者的窠臼當中。雖說中國繪畫的研究起於鑑定,去分辨一幅畫的年代與作者,是鑑定最重要的目的。但這造成許多沒有年代也沒有款識的作品遭到忽略,而重要的作品永遠只流於複誦作者與時間,缺乏深入的討論。以宋代藝術而言,最常提起,但也最常「忽略」的,便是宋徽宗的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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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筌 寫生珍禽圖

宋徽宗雖為亡國之君,但他的藝術造詣與品味,成為後來皇室收藏的最高標準,甚至迄今還深深影響兩岸故宮。一般提到他的「創作」,通常會說到他的書法與繪畫。他的「瘦金書」獨具特色,但是一般對他書法的討論僅止於此。書法史非常強調風格的傳承,可是宋徽宗的書法風格,很難讓人去探究其淵源,所以如此富有魅力的書法,往往只是三兩句介紹就結束。至於他的繪畫,特別是他著名的「花鳥畫」,也有類似的問題。宋徽宗的花鳥作品,藝術史研究者多半視為花鳥題材的巔峰,雖然北京故宮有黃筌的《寫生珍禽圖》,台北故宮也有黃居寀的《山鷓棘雀圖》、崔白的《雙喜圖》等重要的作品,但中國人似乎比較喜歡對帝王錦上添花。

只是有個問題一直難以處理,現存號稱是宋徽宗的花鳥畫作品,風格落差很大,很難視為同一人所做。過去的說法是宋徽宗有工筆與寫意兩種風格,但這種說法顯然是「看圖說故事」,為了去解釋這個怪現狀。也有人提出某一種風格是仿作的看法,但這又牽扯到收藏者的顏面,難以成為公論。歐美學界後來傾向不去討論「是不是宋徽宗畫的」,而是著眼從這些作品中去理解宋徽宗特意塑造的皇家品味。其實這種觀點的潛台詞是:這些作品都不是宋徽宗畫的,他只是在別人畫好後畫個押,權充是自己的。但即便只是畫個押,也很重要,因為這代表宋徽宗的美學觀。

另一個著名的宋代「情結」,是汝窯。藝術史將宋代視為藝術發展的高峰,而且是「各種高峰」,其理由我曾在其他文中略有提及。其中,中國的燒瓷技術也在宋代達到高峰,不僅燒出「雨過天青雲破處」的顏色,並外銷到世界各地,廣為仿效。現在韓國、越南、泰國等地的青瓷,基本上都可以說是中國青瓷的「山寨版」。

而宋代的瓷器中,又以「汝窯」最受人珍視。汝窯一直以來都妾身未明,當近代西方的考古挖掘引介至中國後,學者開始找尋古代的窯口,發現越窯、定窯、耀州窯、景德窯等窯址,但遲遲找不到汝窯的窯址。直到最近這十年間有張公巷窯、清涼寺窯等挖掘,才開始有人將汝窯跟這些窯址連結在一起。但關於汝窯為什麼要燒、燒了多久、跟官窯之間的關係,一直都是學界爭論的課題。這些林林總總的問題,都根基於傳統對汝窯的評價。由於汝窯評價最高,而且又剛好是這麼的少,所以隨之而來的研究與爭論也就最多。台北故宮一向非常自豪,現存清宮流傳下來的汝窯器中,台北是最多的,器型也最多樣。汝窯在台北故宮,幾乎扮演著「國之重器」的角色,其地位實不遜於毛公鼎與散氏盤。北京在傳世品上比不過,只好努力挖掘窯址,企圖以「地利之便」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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