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上一篇「保證不會踩到地雷譯者的編輯指南」,談到之前聯經重譯《資本社會的十七個矛盾》,對「如何避免劣譯」提出自己的想法。講的都很好聽,但絕對窒礙難行。比如「譯場」的概念,將翻譯分工,這是很好的理想,但有多少出版社有這樣的財力支持呢?不要說民間出版社,就連國立編譯館都無法做到這個程度。古代譯佛經,並不是出版賺錢,而是懷抱崇高的宗教理想,並有皇室的支援,用今天的概念來說,就是大甲媽祖出巡外加政府用兩兆雙星的經費來支持,這樣的翻譯事業當然浩浩蕩蕩、極具規模,這是不可以拿來比擬的。莫說台灣,中國為了學術地位能夠趕上西方,也以國家的力量要求出版社進行大規模的經典著作翻譯計畫,立意很好,譯出來的書也很多,但翻譯品質仍舊差強人意。

而且不是所有翻譯都能如此,佛經是很規律的文體,所以能夠細緻分工,各司其職。現在翻譯科普書籍,也會請相關專業人士審定,某種程度上也是分工的一種,但也不能保證譯出來的水準。又像文學翻譯,要如何分工呢?就算經費充裕,也不一定能一體適用。

又以「找到可靠的譯者」論,說來簡單,其實很難。譯者是人不是機器,不可能永遠品質一致,也許試譯很好,真正譯書卻不好;也許一開始很好,後面水準卻下滑。諸此種種,不一而足。更難解的,是每個人對「好」的定義不同。我看中國的學術翻譯詰屈聱牙,但他們反而才覺得這是好的翻譯。還有誤把隨意改寫當翻譯的譯者,比如之前把《漂鳥集》譯得一蹋糊塗而引起爭議的馮唐,或是在翻譯界惡名昭彰的洪蘭。前者甚至驚動印度社會卻不以為忤,後者就算不斷有人指出其翻譯隨便謬誤,也不妨礙他的譯書銷量。何謂優劣,實在是很模糊的概念。

我覺得,翻譯的好壞,還是取決於這個社會對知識的重視程度。台灣出版界之所以沒那麼悽慘,是因為總有一群將出版視為信仰的人獻身其中,不計盈虧,只求可以引介更多的知識給大眾。否則以台灣人的看書習慣和頻率,實在不配一年有近四萬種的出版量。南韓的人口是台灣的兩倍,他們的新書出版量卻比台灣少得多,日本人口是台灣的近六倍,但日本的每年的新書出版量也就是台灣的兩倍多。何其弔詭,我們總說台灣閱讀風氣不盛,書市低迷,可是就人均出版量而言,卻僅次於英國,位居第二,儼然台灣也是一個出版大國。

但這就明顯看出問題,以有限的經濟規模支撐過大的出版量,必然會分薄書籍製作的成本,首先衝擊的就是人工。出版界的就業薪資長年低於平均值,這已經是老生常談,就算是有盈餘的出版社,也無法給員工相對優渥的薪水,因為每本書的利潤,最多就是一兩個百分點,要是一季的書賣不好,立刻有喝西北風的風險。長此以往,我們又怎麼好意思對這些血汗勞工要求太多。所以除了少數如洪蘭之流,多數從事出版翻譯工作的,我都覺得幾乎是慈善事業。

而且持平而論,我並不認為台灣的翻譯很糟。中國、台灣、香港三地比較,台灣的翻譯水準應該是最整齊的。若以中國的翻譯來比,我自己偏頗的經驗是:他們一直都很糟,以後大概也不見好。原因很簡單,中國一般從事文字創作的人文學涵養已經不高,當然更不用期待翻譯的品質。中國將翻譯當成「技術」,他們追求的是如何將文字對譯變成公式,以方便他們能快速的翻譯。所謂文筆、音韻、雙關之類的文學價值,不在他們的考量之內。文學作品也許還有主觀的偏好,但像財經、科普、新聞報導等文章,他們的譯筆真的只是「堪讀」而已,這在BBC中文網、紐時中文網、紐約客中文網之類的國際新聞中文網頁,最是明顯。雖然他們的中文一直有進步,但也不過是從Google翻譯的程度進步到「堪讀」,跟他們自己原來文章的水準,簡直是雲泥之別。

可惜的是,中國人人多,光這一點就打死台灣。所以國際媒體寧願要中國人的爛中文,也不要台灣人相對流暢的譯筆。所以川普變成「特朗普」,甘比亞變成「岡比亞」。劣幣驅逐良幣,何其明顯,我想這才是台灣真正面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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