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繪畫

日本的戶畫在六世紀末到七世紀佛教的傳入下,有飛躍的發展,只是留下的繪畫資料相當少,依文獻記載崇峻元年(588)為建造法興寺,曾由百濟請來畫工白加(留有名字),但他所描繪的法興寺佛畫並未遺留下來。另外在推古十八年(604)有黃書繪畫師、山背繪畫師的畫工集團存在,可知在聖德太子治世之下,以歸化人為中心,和其系統的畫家集團,推動了繪畫界使其活潑化。

日本最古的繪畫遺物,就是七世紀末製作的法隆寺金堂壁畫及法隆寺的佛龕「玉蟲廚子」(七世紀中期,黑色底漆,木製)上的佛畫,描繪釋迦生前捨身餵虎之故事(案:這有誤,捨身餵虎應該是釋迦「前世」的故事);另外就是中宮寺的「天壽國曼荼羅繡帳」(刺繡,622)等。而法隆寺壁畫是採初唐樣式,用鐵線勾畫描法,並用陰影法表現出立體感,構圖工整對稱。玉蟲廚子與天壽國曼荼羅繡帳,二者皆顯現六朝樣式。

在昭和四十七年(1972)發現的高松塚古墳壁畫,已被證實為七世紀前後製作的,由壁畫形式來看,可說是受高句麗與初唐的墳墓壁畫之影響,人物簡潔,構圖自然具動態,用線描與大色面的處理,其平面化的群像構成,和後來的「大和繪」有共通的特色。

四、工藝與書法

金屬工藝

飛鳥時代的代表作有刻歲次者首推甲寅年(594)的法隆寺獻納寶物之金銅光背,傳為高句麗僧惠慈用的佛具「鵲尾形柄香爐」,應為朝鮮半島來的舶來品,造型很單純洗鍊。

白鳳時代金工的技術已很充實,由於佛教文化的傳入,使金工更生氣蓬勃,製品古拙有力,視覺上較平面,例如採用金銅透雕的法隆寺奉獻寶物「大灌頂幡」與「金銅小幡」,所謂「大灌頂幡」為飛鳥樣式加入新樣式,「金銅小幡」為隋樣式。藥師寺東塔水煙(佛塔頂上的火焰型裝飾)透雕的飛天舞姿,為隋樣式加上輕快流利的雕刻技術,法隆寺夢殿觀音菩薩立像(救世觀音)的透雕寶冠,則為六朝風格,皆是透雕優秀的作品。

此外,佛具的舍利容器,有法隆寺五重塔心礎的舍利容器,崇福寺址出土的舍利容器(滋賀、近江神宮),造型流利洗鍊,可說白鳳時代工藝的特色是初唐文化的移植。

這時期的各種工藝技術,因佛教的發達得以發展,特別是佛堂內部使用的莊嚴器具、天蓋(佛像上的寶蓋)、幡、香爐、水瓶等,均顯示了精巧的技術。同時合金技術亦發達,此時代亦有刀劍之製作,遺品有四天王寺的「丙子椒林劍」、「七星劍」各一把。

漆器工藝

飛鳥時代的漆器工藝代表作,有法隆寺的「玉蟲廚子」(為禮拜時用,內有小佛像的櫥子),其表現法可說是大陸文化經過咀嚼後的成果。而白鳳時代的代表作有「橘夫人念持佛廚子」、正倉院的「赤漆文欟木御廚子」(傳為天武天皇之傳世寶物)、法隆寺獻納寶物「竹廚子」等。

陶瓷工藝

到了飛鳥時代,須惠器仍是主流,除主產地的近畿、中部地方之外,在東北地方到九州地方皆廣泛的製作與使用,但此時期的特徵上,是受到中國隋、唐代陶瓷器的影響,器形豐腴,底部附有高臺,多是日用品,包括盤、皿類、瓶類等供膳用品,亦有和佛教有關聯的缽形容器、淨瓶、水瓶、陶硯等的出現。

書法

書寫在紙上的字,唯一遺品為聖德太子親書的「法華義疏」四卷。如同當時的佛教,書法風氣也是經由朝鮮傳入日本的。而金石文的有法隆寺金堂釋迦三尊銘與船首王後墓誌等遺存物,皆為北魏風格,可知七世紀初期北魏的書風流行,至七世紀後期,書風則變為唐風,最古老的寫經為「金剛場陀羅尼經」(丙戌年,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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