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宮赴日展出,曾在台灣掀起好一陣波瀾。雖然因為「國立」二字爭議,引來媒體輿論的注意,可惜大家僅只在名稱上爭論,沒有好好理解這次展出實際上的意義,我曾專程就此寫一篇文章討論此事。

扼要言之,雖然台北故宮相較於北京故宮,似是明不正言不順,但就從學術地位論,台北故宮的收藏要高出北京故宮甚多。這並非因為北京故宮的收藏不如台北故宮,而是中國在戰後長期鎖國,珍寶不為外界所知,但戰後正是西方研究中國藝術史發展的時期,許多西方學者做研究,除了歐美與日本的中國藝術收藏外,就是台北故宮的藏品最為重要。世界知名的中國藝術史學者,多半與台北故宮淵源甚深,因而台北故宮的收藏品,幾乎就是西方學者認識中國藝術史的面貌。當然,中國如今也急起直追,想要填補過去他們缺席的空白。但在短期之內,台北故宮的收藏仍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種地位,是中國人所不能理解的。

戰後的中國藝術史研究,日本自然有著重要的地位,特別是當年中華民國跟日本還有邦交時,有些文物還歸還給台灣,比如著名的蘇軾「寒食帖」。日本學者與台北故宮的交往也相當密切,比如東京大學著名的中國藝術史教授鈴木敬,以及京都大學的教授曾布川寬等。可想而知,台北故宮藏品在日本學者的心中,自有相當特殊的地位。

易言之,日本對台北故宮的精品,可說是瞭若指掌。這次「神品至寶」展,台北故宮借出231件文物,囊括書法、繪畫、瓷器、漆器、文玩、青銅器、玉器、文獻書籍等,除了幾張最重要的作品不可能出借外,台北故宮的精品幾乎傾囊而出,有些作品甚至已經許多年沒有在故宮展出過,這次卻因為日本出借的關係,在日本公開展示。

此外,在這次出借的作品中,漆器、緙絲的數量甚多,一般而言,漆器、緙絲之類,在故宮並不是主要的展示主題,但這次日本借展頗多,可見日本人對這類文物的偏好。這種偏好的差異,也使得平常不容易拿出來展覽的文物得以展出,是在台灣也很少有的福利。

神品至寶圖錄

除了出借的文物以外,日本也很用心的替每一個主題撰寫專文,厚達四百多頁的特展圖錄,裡面介紹專文即有21篇。一般編纂圖錄,除了例行的謝辭之外,通常有兩三篇專文附在圖錄後,就已經算是相當用心了。像這樣根據每個主題撰寫文章,還多達21篇,不僅前置作業很長,更顯示出日本人對中國藝術史的研究深度。若仔細看每篇文章所引附的參考文獻,有些文章的參考文獻,甚至沒有中文。也許我們會以為中國藝術史是顯學,日本研究中國藝術史是理所當然,但同樣的概念,卻無法類比到韓國──某種程度文化更靠近中國的國家。若我們調換立場,無論是台灣或中國,也沒有研究日本藝術如此透徹,而日本藝術史,在西方的地位與研究深度,並不遜於中國藝術史。

如此學術的厚度,直接造就日本今日的高度。當我們以日本當作文創產業的標竿,希望可以學習日本獨有的美感,可是這樣美感的鍛鍊,來自於他們對文化深度的研究與理解。日本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中國,所以他們追本溯源,也跟著深入研究中國文化。日本曾藉侵略之便,對中國有許多直接而全面的調查,比如名列中國重要文化遺址的龍門石窟,最初的完整調查報告,就是出於日本人之手。雖然日本的戰爭惡行令人髮指,但看他們對中國文化的保護,相較於中共建政之後對中國文化的破壞,相差不可以道里計。

所以,躬身自省,台灣一窩蜂講「文化創意」,但對自己的「文化」有多少了解,恐怕還是大哉問。也許有些人會質疑故宮的文物與台灣文化的關係,那其他的「台灣文化」,台灣人就比較了解嗎?如果什麼都不知道,卻還說自己在做「文化創意」,我實在覺得,不過是自欺欺人的騙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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