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實很不喜歡在新聞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討論廢死,因為大家在討論時容易被單一事件所影響,然後容易流於意氣之爭,最後就是互相叫囂,對討論本身毫無助益。

所以,我不想討論事件,關於捷運殺人案,要關注的議題仍很多,而我深深覺得,比起兇手,媒體輿論與社會氛圍的情況更糟糕。畢竟兇手已經抓起來了,而在電視裡散播奇怪言論的人仍天天大放厥詞。對台灣而言,孰者危害較大,應該是顯而易見。而關注這件事情,廢死不應是最急要的議題,只是在新聞傳布的當下,廢死的爭論就立刻浮現,所以不可避免,輿論就被牽著走,不停討論廢死。

真要討論,就應該屏除掉一切單一案件,回到「死刑」上。因犯重罪而死,這似乎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剝奪一個人的生命,無論在什麼文化,都應該是最終的懲罰。只是因何罪而死,每個文化應該有著不同的認定。人類文明走到今日,對多數人而言,我們最終覺得,如果有什麼至重之罪需要判死,應該就是他剝奪了別人的性命。因為剝奪別人的性命是嚴重的犯行,所以他只能以死來作為犯下這種罪行的代價。其他的罪,在今日現代文明的觀點,都不至死,甚至包括強姦這類我們文化認為極其嚴重的罪行 (獨裁專制政府處死異議人士則不在此例,通常我們也不覺得那些政權可以視為現代文明)。

於是,在今日死刑的認知,包含我們對「死」的看法:一是死是對一個人最嚴重的剝奪,二是要懲罰取人性命的人,唯一的方式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但這種觀念,我會產生一個疑問:如果殺人是重罪,為什麼以刑罰的形式來殺人就不是呢?如果殺人者是因自己的意志去殺人,那為什麼可以基於審判者 (或輿論) 的意志去殺罪犯,就不等於犯行呢?

這個分別應該基於意志,也就是動機。由此來看,以懲罰的動機去殺人,是要比其他動機殺人更有正當性。但這個動機的正當性有什麼依據?依據道德?依據良知?依據法理?但這些概念都是不停在變動的,恆常變動的概念如何能成為依據?為了處理這個棘手的問題,過去死刑通常加入宗教的意涵,因人觸犯了神所訂立最嚴重的犯行,所以必須以死刑之。死在很多宗教當中也是最終的獻贖,人被處以死刑,基本上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去贖回自己的罪孽,由神所認定的罪孽。

但當代社會,神的權威已經消失,我們回到人的立場去看人的犯行,使得死刑的裁奪變得非常不容易。雖說先進國家通常以法律來取代神的權威,但法律終究有解釋不到的模糊地帶,而且也不可能有像宗教那樣絕對的高度,最終仍不過是人來審判人的輔助。為了確保死刑能與殺人之罪區分開來,可以讓人知道執行死刑,與罪犯殺人,在定義與目的上均毫不相同,並且要取得社會之認同,用種種法律條文去區分,以冗長的審判過程來確保執行死刑的正當性,成為所謂法治社會必然的要件。

但我們無法逃避,死刑也是殺人,就以狀態論,即便是以國家公器去執行這件事情,其結果跟殺人犯造成的結果是一樣的。如果「殺人」本身就是罪行,我們又如何可以接受用「殺人」去維護社會秩序的概念呢?換言之,如果「殺人」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必要條件,則犯下殺人罪行的人要判處死刑,一定要有比「殺人」更嚴重的罪行成立才可以執行。通常這種罪行,我們會說他失去「良知」或「人性」,但「良知」或「人性」要如何定義呢?又如果有人因沒有「良知」或「人性」而做出危害別人的事情,只是沒有殺人,那他們又可不可以處以死刑呢?

總而言之,對我而言,死刑絕對不是「殺人償命」這麼簡單。支持死刑,在我看來,其實是一種樸素的理想,認為這世界上善惡還是有個絕對的分野,而人類有能力「除惡務盡」。支持廢死則比較複雜,可能是某種自許進步的人在追隨「時代的潮流」,可能是對「人」的認知有些前提上的誤解,當然也有人真的認真思考過死刑對人類的意義,以及死刑在歷史上的定位與問題,故而產生廢死的想法。對我而言,廢死與否,應取決於一地對於苦難的記憶與認識,或許還要參雜各自的文化背景。廢死也許確實是個「進步」的概念,但人類的文明,並不總是進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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